有鉴于此，5月18日辰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揳入吴淞，而以第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而后会攻苏州河北，如此实施，则我揳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唯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
5月23日晚，我军向上海敌军发起总攻，迅速占领市区。这是我军占领黄浦江堤，继续向纵深发展。
当日，总前委复示：“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19日，又得到中央军委电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5月25日前后开始攻城。”于是，我们制定了总攻的部署，并于21日午时上报了军委。部署将总攻分为三步：第一步全歼浦东之敌；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其外围阵地，完成为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区全部；第三步聚歼可能溃缩在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的江湾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这个部署上报后，军委于22日复示：同意21日午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23日，我侦悉汤恩伯已率其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仅剩下5个交警总队。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判断敌将撤离上海，便决定当晚发起总攻，第一步和第二步攻击计划，同时进行。
24日，第二十军攻占浦东市区；第二十七军攻占虹桥及徐家汇车站；第二十九军攻占月浦南郊之小高地。敌为保住海上的逃路，以4个营的兵力在8辆坦克支援下，向我月浦南郊之小高地反扑，并将已调至高桥的第七十五军1个师，调回月浦增援，但未能阻止我军之攻势。
24日夜，第二十七军由徐家汇、梵皇渡之线攻入市区，第二十三军由龙华附近攻入市区，第二十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浦江攻入市区。25日晨，我军攻占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当晚第三十、第三十一行军攻克高桥。敌殿后部队指挥官派员与我接洽投降。我一面派人与其接洽，一面令各部迅速向各攻击点猛插。
26日，各部攻占吴淞、杨行、宝山、江湾、大场及苏州河以北之市区。当日，残留在杨树浦等地之敌人，在敌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下向我投降。27日肃清了在市区的残敌。至此，上海战役胜利结束。总前委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赋予我第三野战军的任务全部完成。
这次战役，在上海外围特别是吴淞口地区，打得十分激烈，用的时间也较长。但在市区打得并不激烈，用的时间也较短，这样既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市区也没有遭受大的破坏。这正是战前我们期望的最佳结局。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上海党组织的作用，上海党有悠久的斗争历史和坚强的群众基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为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干部，帮助采购、转运了大量物资、药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在上海的解放中，他们更做了大量艰苦扎实的工作，是我军解放上海的坚强内应。战斗发起前，他们对上海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分布作了周密的调查，绘制成图，送给了我军。攻城战斗发起后，他们组织了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保护公共财物，维护社会治安，积极支援上海的解放斗争，使上海在攻城战斗中，没有停过电，没有停过自来水，电话局照常工作，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战上海的枪声刚停，我们接管的工作人员即随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在地方党和群众配合下，按系统有秩序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参战部队，除担负警备任务者外，立即撤离了市区。进入市区的机关和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坚决执行约法八章，并把后方置于15公里路之外。当时正值黄梅雨季，部队露宿于阴雨连绵的街道上，吃的是从15公里路外送来的冷饭。在币制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购买物品。同时积极维护社会秩序，制止不法行为，打击敌特破坏活动，收容散兵游勇；保护公共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外国侨民等。我军的这些行为，得到上海市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爱戴和赞扬，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所以说上海战役我军不单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上海解放是继南京解放后又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它的意义，正如当时新华社时评所指出的：上海解放，表示了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束了国民党20余年的反动统治；也表示了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结束了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因此，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战前是如何准备的
李达是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在渡江战役中，他协助刘伯承司令员主要担负渡江西集团的指挥。就渡江战役前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他回忆说：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李达
中共中央在1月上旬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总前委于2月9日召开专门会议，根据毛主席关于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长江下游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南等指示，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机、部署、战术、准备及支前等问题。
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为适应今后的艰巨任务，我中原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指示，于1949年2月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治委员，张际春同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担任参谋长。2月19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伯承、小平、际春、陈赓、李达等5人组成第二野战军前委，小平为书记。
经过此次整编，第二野战军达到28万余人，有各种火炮1500门。整编后，二野即脱离中原军区建制，投入渡江作战的准备。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是分割南北的天然屏障。国民党一面和谈，一面将主力部队布防在长江沿岸，在依赖黄河天险失败之后，又企图以长江天险阻止我军南进。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汤恩伯集团所辖75个师45万人，其中有50多个师直接担任由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备，及控制江北岸要点，主力则在京沪地带。其余20多个师分置于浙赣线、苏南、浙江、皖南纵深地区，仅有10个师可以机动。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白崇禧所辖有40个师25万人，其中27个师直接担任宜昌至湖口段江防和武汉地区的守备任务，另以13个师配置于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
此外，海军第二舰队、江防舰队和空军主力分别配属汤、白两集团，构成了陆海空联合防线。再加上天险长江，恰似“铜墙铁壁”一般。
刘伯承司令员编译的《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一书，赶在渡江战役之前出版了。刘司令员在该书的前言中，分析了当时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他说：“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有所谓‘前进配备’，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备于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在判明我军主攻方向时，即抓住我渡江的困难，适机出击。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这些都因淮海战役基干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如此做，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为兵力少而不容易做了。汉口以下长达2000余里的长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要点，也各只有两基干军的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
如何斩断这个“死蛇阵”呢？刘司令员认为，“必须善于搜集船只；善于组织部队作战斗渡江的演习；善于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进行精细的研究，力求在宽大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之下，针对敌人的弱点作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舰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这些精辟分析，为我二野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指明了具体方向。
一、关于技术准备和物质准备问题。这是确保渡江作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中共中央和刘邓首长早就交代我们司令部进行侦察和收集资料了。还是在挺进大别山的初期，中央曾指示我军派一支部队秘密渡过长江，在南岸揳入一颗钉子，并侦察敌情。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商定成立一个独立旅，配属3个团，以张体学任旅长，鲍先志任政委，谭善和任副政委，到皖南一带活动，公开打出的番号是十六军。他们在老根据地的黄梅、广济（武穴）活动，相机渡江。但由于敌军江防很严密，他们无法偷渡。经请示中央后，又调该旅返回鄂豫军区。但他们也不虚此行，初步摸清了这一带的江防情况，完成了早期侦察任务。
刘司令员自己在大别山的时候，常常抽暇在地图上以汉水模拟长江，研究强渡作战的战术和技术问题；在淮海战役中，他也没有间断对渡江战役的考虑。所以，当他撰写《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的编译前言时，就着重写了突破江防的问题。
在1949年2月9日的总前委会议上，与会同志首先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机问题，均认为“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4月初长江一带水位低、雨水少，便于作战。如早于此时，我军各项工作的准备都来不及；晚于此时，国民党方面在政治、军事上则会有更多的准备。而且水位上涨，到5月的桃汛期，风浪可达半米多高，对不习水性的北方籍战士极为不利。然而，即使3月底渡江，我野的困难仍然不少。如弹药，三野仅有携行基数；而二野则连携行基数也没有。通信器材和药品也很缺乏。再如渡江作战用的地图，三野已有的不足自用；二野则一份也没有。汽车，三野、二野都已经有了上千辆，但二野却没有汽油。而二野更困难的，则是粮食严重不足。当时还不知到江北岸后竟找不到一只船。这些，都必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准备好，其艰巨程度可以想见。
在各项准备工作中，对长江两岸的侦察是首要的。刘司令员非常注重皖南山地的交通、物资、粮食供应状况，布置我们设法和胡明等同志领导的皖南游击队联系，请他们提供这一地区的有关情况，如有多少条道路，能容纳多少部队吃饭等问题。
还是在1949年1月，我秘密工作人员就设法搞到了一份美蒋联合绘制的长江水文、地形、地貌和江防工事图。我派情报处的同志取回后，呈送了刘邓首长。经研究，认为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作用很大。但当时我们对图上的水文符号还识别不了，就让情报处的同志拿到开封市水利部门，请专家帮助识别，由情报处一一注明后，又由作战处翻印了若干份，发往各部队，进一步作实地考察和订正。
大约在3月底或4月初，皖南游击队派专人来到野司，接应我们渡江，一直跟我们到舒城。刘司令员（这时邓政委在总前委）听了他的汇报后，又让我们和他详细谈谈，把东南数省的交通、居民点的人口密度、社会情况、粮食供应等情况弄得清清楚楚。这样，经过向皖南游击队的同志了解情况，再加上从其他途径收集的资料，我们绘制了东南数省的兵要地志图，由情报处在桐城找了一家印刷所石印一批，记得大约是在4月15日前发到部队团营级的。从此，我们开始有了渡江作战的行动路线图。
通过上述调查，说明二野3个兵团突破江防后，都经皖南插下去，也是可以容纳得下的。这对于总前委定下战役决心，和各部队负责人关于怎样过江及过江以后的行动，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作战室里指挥渡江战役
3月8日，已经到中央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陈毅、邓小平同志给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我发来电报，转告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为适应政治的需要，即使我军事行动与南京集团的谈判密切配合，军委已确定渡江作战必须于4月10日左右发起。我们商定，华野、中野各部，务于4月8日进至江边，10日夜开始渡江作战。”并嘱“各部的军事准备和部署，力求精细周密”，“集中力量进行有关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的训练”。
根据这一指示，刘司令员交代我加紧组织司令部各业务处进行侦察、测绘、通信联络、工兵作业以及后勤和江上救护等一系列的具体准备工作。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参谋人员夜以继日，及时地完成了各项准备。司令部还草拟了《渡江作战战术指示》，呈送刘司令员、邓政委和张副政委审定后，于1949年3月30日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通报的形式下发部队。《渡江作战战术指示》共有10项，其中关于准备工作的主要之点是：“各部队应派出干部观察，携带望远镜，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渡江的步、炮、工兵等协同动作的组织，也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准备渡江的船筏“应排列于隐蔽的船坞，以便防空而容易出航”；“在夺取与控制江北渡口桥头堡后，即应开始组织我渡江的突击部队与掩护部队，并在实地侦察、训练。同时组织防空，并以炮兵射击敌舰，封锁江面”。
具体准备工作是十分细致和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