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美苏战时的同盟关系很快结束，代之以激烈的竞争角逐！当乘坐美国军舰的国民党军为接收东北主权要求在大连登陆时，苏联怀疑美国要染指中国东北，遂开始改变对美蒋的态度，并以大连是国际自由港为由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此后，随着苏联要求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合作遭到拒绝，美苏冷战的开始，斯大林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
冷战开始后，马歇尔的援欧计划及美国大力扶植希腊和土耳其的政策，使苏联在欧洲和中亚疲于招架，东边美国又企图在对日和约上挑起事端，苏联很希望能在远东找一个帮手。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使苏联看到了希望——中共是其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
为此，从1948年开始苏联加大了对中共支援的力度。应中共东北局的请求，苏联除了增加与东北解放区的贸易额、掩护中共在大连地区的发展、援助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外，还派出了以茹科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携带设备，帮助修复铁路和桥梁，做到“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有力地保证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对于苏联帮助中共的目的，莫斯科给苏军远东马加纳罗夫中将的电报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以任何代价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因为“这对于我们确立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洲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从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
共同的利益将苏联和中共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从听从美国对战后中国的政治安排，承认蒋介石是具有统一中国之资格的唯一领袖，到联合中共对抗美蒋，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固然是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对中国革命也不是坏事。但对中苏两党来说，其中的是非曲直，斯大林总得有个说法才是。对此，斯大林的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公允。
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讲：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了中国局势。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中国同志在莫斯科同意了苏联的看法，但他们回到中国做起来就满不是这回事了。他们集结了力量，组织了军队。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正在打垮蒋介石的军队。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承认我们是做错了。
至此，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战后初期的这段恩怨，在后人看来应该就此了结。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战略决战后，中共的战略方针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再采取政治上的迂回行动——与国民党搞什么和谈，以免革命出现曲折。为此，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公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战犯名单；1949年元旦，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1月5日，针对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求和声明，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拒绝了蒋介石的和谈要求；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这一系列重大步骤，足以证明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刚闭幕两天，即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从莫斯科发来了建议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电报。
原来，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将请求出面斡旋国共和谈的照会递交美、英、法、苏驻华使馆后，次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这一照会发回国内。
斯大林在1月10日的电报中说：
苏联政府在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关于要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冲突的照会。从所有的情况看，南京政府的建议是美国授意的。南京建议的目的是想向世人宣布，他们是希望和平的，而如果中共拒绝和谈则说明它是好战的。对南京政府的照会，我们想作如下答复：苏联过去、现在都赞成中国停战和建立和平，但在同意进行调解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中共是否愿意接受苏联调停？南京政府需要首先征求中共方面赞同苏联调停。如果南京政府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的答复应大致如下：中共一贯主张中国实现和平，但内战不是由中共挑起的，南京政府必须承担战争的责任；中共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那些发动内战的战犯们不能参加；中共主张与国民党直接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共特别认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舰队亲自参加中国内战的国家不能居中调停，因为这样的国家在消除中国战争问题上不可能中立和客观。
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有两点意思是清楚的：第一，中共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第二，谈判必须由国共双方直接进行，不要任何外国人参加。至于有没有隐含第三点意思，即如果中共需要外国人居间调停，苏联乐意为之，但美国绝对不能参加却颇耐人寻味，也是最容易产生歧异、引起误会的地方。
毛泽东与斯大林
为了把电报的意思说清楚，11日斯大林又向毛泽东发了补充电报：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南京政府意见的答复，旨在阻挠和谈进行。很明显，没有外国的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参加，国民党是不会和谈的。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想谈。所以，我们估计，国民党将拒绝按中共提出的条件进行和谈。结果，事情就成了中共同意和谈，国民党反而变成破坏和谈的罪魁。这样，国民党和美日的和谈阴谋将被戳穿，而你们就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了。
斯大林10日的电报确实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毛泽东于12日致电斯大林：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的照会应这样答复：“苏联过去、现在一贯愿意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根据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苏联政府认为不能同意参与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现在我们倾向采取这样的立场，即为使中国人民尽快得到真正的和平，南京政府要无条件投降。如果进行和谈，同邵力子等人建立联合政府，将会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我们的队伍中造成极大的混乱，这恰恰是美国政府所希望的。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拒绝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因为现在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在目前形势下，再次进行这样的迂回行动弊大于利。”
这样，是否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成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分歧的焦点。斯大林就此于14日致电毛泽东：毫无疑问，南京和美国的和平建议是一个阴谋诡计。其目的并不是想与中共实现和平，而是要求暂时休战，以获得喘息，进而整顿军队，加强长江南岸防御工事，从美国运送装备，积蓄力量，然后撕毁停战协定，袭击人民解放军，并将谈判破裂归咎于共产党。然而，同诚实的人打交道直言不讳是好的，但如果同政治骗子打交道直言不讳可能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共产党把和平的旗帜交给了国民党，并可能为美国组织大国武装干涉，就像1918—1921年西方14国对俄国的军事干涉那样，提供口实。
然而，就在斯大林发出14日电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收到了他11日的补充电报，并于14日致电斯大林：我高兴地收到您1月11日补充电报。我们与你们的基本方针（不与国民党大张旗鼓地谈判、将革命战争继续进行到底）完全一致。今天，我们公布了我们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蒋介石1月1日和平建议中反动的五项条件而提出的。
斯大林收到毛泽东14日的电报后，次日复电毛泽东：从该报中看出，我们间关于南京和平建议问题的观点已取得了一致，中共已开始了“和平”运动。所以，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中共14日公布的八项和谈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在南京政府看来，简直是叫它无条件投降。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的意见，苏联政府于1月17日复函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照会中所说的调停是适宜的，恢复民主的、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而统一的取得主要应通过没有外国干涉的有关方面直接谈判和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
在国共和谈问题上，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调整策略，接受和谈，以剥夺美国出兵干涉的借口，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变。在中国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头，为对抗美蒋，中共、苏共联手，配合默契，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想法渐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