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邓小平提出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两面大旗，团结一致，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他并且把“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称之为我们民族的“真正的雄心壮志”。那么，靠什么样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来团结各族人民，凝聚各族人民，动员和组织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地去为之奋斗呢？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同样坚持了高举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两面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发展，没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不行。没有信念，就没有凝聚力，就没有一切。他说，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靠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使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基础。在当今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目标就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根本的利益，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最高的和最集中的体现。因此，必须用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来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要教育青年懂得是非和利害关系，“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叫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离开了社会主义，就离开了事物的本质，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邓小平还强调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他把“懂得中国历史”看成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懂得中国历史，包括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近代屈辱史、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二十年改革成功史，乃至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的兴衰史，等等。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明确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才能更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以对祖国、民族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定地走历史必由之路。邓小平同样认为，振兴中华必须发挥爱国主义的凝聚作用。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伟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的民族。在几千年的漫长的岁月里，我国各族人民相互接触、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思想文化、深厚的民族精神和很强的民族认同感。像中华民族这样五千年生生不息，迭经离乱而不散，屡遭坎坷而不回，一脉相承、根深叶茂，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仅见的。爱国主义像一种文化基因，浸润、渗透和传衍于我们民族的血脉中，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同样也是今天中华民族走向新世纪、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伟大精神力量。从历史到未来，爱国主义始终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历久常新的、鲜明夺目的旗帜。我们今天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在爱国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以振兴中华为基本目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爱国主义灌注其中，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最深厚的民族伟力。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要弘扬的爱国主义，就大陆范围而言，本身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的爱国主义，没有社会主义作为共振点、作为凝聚核，爱国主义就失去了应有的政治灵魂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就无所附着，就成为言不及义的空谈。邓小平强调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把各族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凝聚到为祖国的统一、繁荣和富强做贡献上来。他殷切地希望青年和人民，“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但同时他又坚决地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要求大力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和传统，保持和发扬中国人自己的优秀品质，对改革开放中难以完全避免的泥沙俱下，西方腐朽文化乘虚而入的状况，他及时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
（4）邓小平在当今所坚持的爱国主义既无阶级私利，也无政治偏见，而是着眼于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力争最大限度地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首先，邓小平认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统一是个民族感情问题，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统一是全体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如何实现统一？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以解决台湾问题，恢复行使对香港、澳门的主权，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达到“求同存异”，即求爱国和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把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照顾各方利益结合起来。这样就能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都团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其次，以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范围的联盟：一是大陆范围内的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一是大陆范围外的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联盟。这两个范围的联盟构成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整体，体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最后，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淡化阶级和政治色彩，志在使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而奋斗。邓小平反复阐述，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即使他们当中有些人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尊重热爱自己的中华民族，拥护祖国统一，都在企盼中华振兴。他指出：“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他还情真意切地寄语：“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见到哪位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为求民族昌盛、国家富强，具有如此宽广的政治胸怀！还没有见过有哪一种爱国主义具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居然能把一个古老而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拥有十多几亿人口的伟大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有人认为，“一国两制”是“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伟大政治智慧的花朵！”
第五，邓小平的爱国主义不仅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统一，而且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性与维护国权、国格的坚定性的统一。他提倡的独立自主、不怕苦、不怕困难、不怕鬼、不怕邪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一是强调维护国权的重要性。新中国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仇视和包围，西方帝国主义采取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平演变等种种手段，企图使中国改变颜色，但是都被以毛泽东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挫败了。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上一些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众芳摇落”，而社会主义的中国依然“占尽风情”——不仅没有乱，而且站住了；不仅站住了，而且因改革开放而变得更加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这对已经兴高采烈地宣布社会主义“大失败”的人们不啻兜头泼了一盆凉水，于是，他们又是“制裁”，又是借口所谓“人权”问题大做文章，搞得一片乌烟瘴气。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当社会主义制度还只能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国家消亡），特别是当社会主义国家还处于弱小地位的时候，当帝国主义还在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试图建立他们的“一统天下”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国格，有着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同等的意义。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的独立，国家就立不起来。同样，已经获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运用手中的国家机器，以国家意志的力量，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它也就立不起来。邓小平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可以说是一曲中国人民的正气歌、志气歌。邓小平用他的铮铮铁骨，用他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国权、国格的坚定性，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也树立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形象——独立自主、不怕鬼、不信邪。二是强调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尤其是出现了苏东剧变，西方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妄图以压促变。这时邓小平大义凛然声言中国永远不屈服，他严正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他反复阐明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他郑重地告诉外国朋友：“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这种字字千钧、掷地有声的表示，展现了邓小平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豪迈气魄。三是邓小平不仅坚定不移地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而且坚定不移地捍卫国格和尊严。他说：“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中国人民受欺侮、受屈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为此，“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在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上，他提出了相当开明、相当务实的政策，但在主权问题上，却毫不退让。1982年他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开宗明义就提出，“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并指出，如果在1997年，中国还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面对西方一些国家所谓的“制裁”，邓小平明确表示，要中国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在他看来，没有国权、尊严，就无法取信于民。国将不国，更何谈什么社会主义！四是邓小平在今天仍十分强调用民族精神来培养接班人，教育后代。面对急剧变幻的国际风云，邓小平告诫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想整我们的人，“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他说，中国别的不行，但反对孤立、反对封锁、反对制裁是够格的。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谁要于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我们这个党就是在威胁中诞生的，在威胁中奋斗出来的。在井冈山打旗帜，一打就是二十二年，奋斗了二十八年才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什么样的险风恶浪，我们没有领教过？帝国主义之所以总是打错了如意算盘，就在于他们不能真正了解中国。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这对走向21世纪的中国各族人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嘱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他高瞻远瞩地说：“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发展是个硬道理”。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
总之，通过以上多层次比较可以看出，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从中国现实国情、从时代特征等多层次、多角度来阐发爱国主义思想，将传统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升华到新的、更高的理性阶段，不但界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而且也使邓小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他的民族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与毛泽东相比二者有许多相同点，但邓小平以崭新的内容和独具的特色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发展了毛泽东的民族精神。邓小平这种新型的爱国主义已成为维系当今炎黄子孙大团结的坚实的精神纽带，正在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自尊心和自豪感，在激励人们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