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革的实际，贯彻了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这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建立了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理论体系，丰富、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观。
在本章主要将对毛泽东邓小平民族观的基本内容进行探索，并对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比较研究。
一、毛泽东民族观的内容
民族观是一个人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观，归根结底，只有两种民族观，即无产阶级民族观和资产阶级民族观。
1．毛泽东关于民族及民族消亡的观点
毛泽东对民族与民族消亡的规律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做出了科学的阐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贡献。
（1）关于民族主体的观点
毛泽东正确地理解了民族概念，指出我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都对祖国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他早在1919年就在由他主办的《湘江评论》杂志中使用了民族的概念，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个术语。到了1939年，他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各民族“都已有长久的历史”，都对中国历史做过贡献，“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并提出了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思想。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民族主体的理论，他指出，民族“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就不能组成民族”。工农等人民群众是民族的主体，他们代表民族，他们的利益，就是民族的利益。这一观点对正确认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民族问题的实质、民族利益的真实含义、民族解放和发展的真正意义等，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2）关于民族消亡的观点
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明确指出，“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一论断第一次把民族消亡与阶级消亡、国家消亡问题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探求民族消亡的客观规律，给民族这一历史范畴以清晰的界定，指明了民族和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观点，对党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是一条经得起古今中外历史实践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
（3）政治上是否区分民族还是部族的问题
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时，有人提出“部族”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这样，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这一概念的具体使用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提出的政治上不要区分是民族还是部族的思想，是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有学者将这一思想评价为，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内涵认识上的突破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全部解释。
2．关于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关系的观点
毛泽东对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近代以来中国的国情做了符合历史情况的分析，把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这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指明了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指引各族人民团结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他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并把中国的民族问题纳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把国内的民族问题看做是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是那个时代国际民族问题的具体化，是毛泽东对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关系理论的发展。1969年，毛泽东又提出了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这也是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
3．关于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实质的观点
毛泽东通过对中国民族问题和世界民族问题的现实所作的考察分析，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毛泽东在1934年曾经指出，“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了民族的压迫。”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毛泽东还指出，在私有制社会，在美国那样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这些论述，揭示了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指明了消除民族压迫的途径，揭示了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联系，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实质。著名学者徐杰舜先生指出，毛泽东还认为民族差异是产生民族问题的基本因素，这种差异的存在，在中国成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也就成为我国产生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因素。
4．对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看法
毛泽东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内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等方面提出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来决定”。1950年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正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史上首次提出，应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并把国际主义视为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把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作为巩固和发展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思想保证。毛泽东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他又指出：“大汉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他还指出：“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这就是说，不能片面地、孤立地只反对某一种民族主义，而忽视或掩盖了另一种民族主义，也不能把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并列起来，更不能把非关键性的方面当成了关键性的方面。
毛泽东在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重要讲话中明确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都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这对正确处理和科学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族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在《批判大汉族主义》一文中对大汉族主义的来源及其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告诫全党高度重视这种错误思想对现实民族关系的严重危害作用，并要求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深入检查。
5．毛泽东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观点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指导思想，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的民族问题，并且在理论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他论证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问题的内容和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使各民族共同摆脱民族压迫，求得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即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长征时期，党对“民族平等”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其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语言、文字与行动”。这个报告从多方面体现了党历来强调的“民族平等”思想，强调在统一国家里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提出要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括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正达到全国各民族“团结对外”的目的，主张各民族“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在当时，处理、调节、改善各民族的关系，都要以共同抗日为原则，以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目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讲联合各民族人民，结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就是为了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讲民族团结，就是为了“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维护祖国的统一，反对外来侵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就是民族团结的目的，认识和处理一切民族问题，都要服从这个目的。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毛泽东对民族团结的基础、条件、实质、目标、民族内部团结与民族之间团结的关系、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等问题都做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和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完整科学的民族观。
毛泽东还十分注意和重视发挥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民族团结方面的特殊作用，这是毛泽东民族理论中民族团结的一条基本经验。
6．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的观点
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的理论和政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的落后状况，指出必须在这些地区进行社会改革；二是国家和汉族人民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三是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全面发展，核心是经济要发展。
毛泽东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还存在原始公社制残余、奴隶制经济、封建领主制经济等情况，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根据民族地区的不同条件，改革采取方式上的多样性、步骤上的稳步性和政策上的灵活性，坚持马列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逐步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在肯定社会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和民族发展动力的同时，还告诫全党：“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毛泽东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要靠少数民族人民自身的觉悟来进行。毛泽东汲取了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关系很不正常的教训，阐述了“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又适时地提出了帮助少数民族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的任务，指出：“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不仅要把发展经济摆在少数民族工作的首位，还要逐步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差距，全党要把党的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把国家的帮助和少数民族的自力更生结合起来。
二、邓小平民族观之探索
1．邓小平关于民族问题重要性之观点
邓小平一贯重视民族工作，强调民族工作的重大意义，提出民族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准确地认识了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1951年5月，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做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讲话，着重阐明了必须搞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邓小平认为民族政策贯彻得如何，民族工作的成效如何，直接影响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问题。他指出：“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对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是正确领导民族工作的认识前提。但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中，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和错误，民族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