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等和民族平等
“平等”原为佛教用语，意谓一切众生本无差别。后来泛指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民族平等是从一般平等原则而来的，是平等原则在民族关系方面的体现。平等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如公元前1世纪小亚细亚的奴隶起义，提出过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没有奴隶也没有主人的“太阳国”的平等理想。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提出过“均贫富，等贵贱”的主张。17、18世纪时，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针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提出了“平等”的口号。例如：英国启蒙运动先驱约翰·米尔顿和约翰·洛克就认为“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乐土”，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只是人类不能把卑鄙的情欲从属于理智，才脱离自然状态；法国启蒙运动泰斗卢梭也从自然法权思想出发，提倡天赋人权学说，认为人类是生而平等的，只是出现了私有财产后，才出现了不平等；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托·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则直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的口号，进一步把民族平等看做是“自然法则”，是神明所规定的。
资产阶级的平等原则，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这是因为：（1）它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主权在民；（2）它反对封建等级制和一切不平等制度（包括民族不平等）。因此，它对当时的人们具有很大号召力，对消灭封建主义，推动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企图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所谓的平等，这种平等只能是口头上的平等，是形式上的平等。实际存在的只能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所以，随着资产阶级民族独立国家的成立和资产阶级实际统治的实现，民族平等的口号马上就变成了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的工具。因而也就越来越具有虚伪和欺骗的性质。由于没有民族所必须具有的共同利益为基础，马克思称资产阶级的民族平等口号为“口头禅”。因为资本的贪婪和掠夺的本性，不可能消灭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民族压迫和民族纷争的日益加剧，是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占有大量财富，得到相当的发展繁荣，并使绝大多数民族陷于贫困落后的境地。列宁指出：“按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本性说来，关于一般平等问题（其中包括民族平等的问题）的抽象的或形式主义的提法，是资产阶级民主制所特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问、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这就说明，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里，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是不可能平等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压迫是不能同时并存的。假如一个民族享有特权，居于统治地位，那么，其他民族必然失去平等的地位。
“民族平等”只是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只是在马列主义诞生之后，才被赋予了真实的彻底革命的内容，成为无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列宁也说，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在资产阶级看来是一种欺骗，在我们看来却是一句真话，这句真话将有助于把一切民族迅速地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不仅揭穿了资产阶级“民族平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指出了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才会实行真正的民族平等，这种真正的民族平等同资产阶级的“民族平等”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时也提出了民族平等的主张及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民族的阶级性，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民族不平等的社会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包括民族不平等问题）的道路并把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这些论述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马克思在他刚刚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民族的不平等问题。犹太人问题是欧洲社会一个突出的问题，当时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首领布鲁诺·包威尔，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把犹太民族的社会政治问题，当成纯神学问题。认为犹太人问题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宗教对立问题，只有犹太人首先放弃犹太教，基督教徒放弃基督教，才能得到政治解决。针对这种谬论，马克思尖锐指出，宗教束缚是生活的反映，宗教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前导。犹太人问题不仅仅是政治解放问题，而且还是民族解放问题，人类解放的问题。是要“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犹太民族的民族平等问题，而且把民族解放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联系起来，成为马克思早期民族思想的一个闪光点。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写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宣言》明确指出，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而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消灭私有制。“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这就直接把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联系起来，把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剥削制度，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条件。
在《宣言》的指导下，欧洲各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及时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撰写了《论波兰》、《论波兰问题》、《法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等文献，进一步阐明了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问题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仇视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还阐明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一方面由于民族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消灭这种所有制关系只能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所以，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另一方面，“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因为对异族进行压迫的工具，也同样是对本国人民统治的工具：对外侵略扩张，也是对内延长统治的手段。而且，从爱尔兰独立解放问题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关系来看，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是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将给英国统治者以决定性的打击。这些都说明，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尽可能的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各民族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资产阶级兄弟联盟”。
（二）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列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不仅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平等思想，而且把它付诸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不久加强了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而且加强了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的掠夺，到1898年，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把全世界基本上瓜分完毕，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问题提上日程。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超出了民主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的加强与扩大。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殖民地与宗主国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各国工人的斗争和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所以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同他们建立联盟，“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但是，当时第二国际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继续把民族问题限制在欧洲“文明”民族的狭隘圈子里，甚至借口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联系的加强有“进步作用”，而赞成资本主义的兼并政策。在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打着“民族文化自治”的旗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民族政策，挑起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战。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驳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种种谬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列宁连续写了《民族问题提纲》、《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初稿》等论著，从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已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民族殖民地问题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同盟军，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所以，“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题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种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
在民族平等问题上，列宁“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只有利于某一或某些民族的任何特权”。不仅如此，列宁还认为：“压迫民族即所谓的‘伟大民族’的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列宁还具体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者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自决权；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进行起义，如果情况许可，还应当帮助他们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只有通过民族自决，被压迫民族才能从帝国主义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实现民族平等。
在解决俄国国内民族问题上，列宁强调“必须特别慎重地对待民族感情”、“必须加强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尤其是在政权建设问题上，尽管列宁一贯坚持集中制，反对联邦制，但他根据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因势利导地用联邦制解决了俄国各民族之间平等联合问题。列宁还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还要帮助他们发展民族语言文字，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从而开始提出了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理论。
斯大林认为，在一切方面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在民族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上，斯大林认为：“民族间还存在着旧的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形式要求规定一些措施来帮助落后民族和部族的劳动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繁荣起来。”“使各民族在事实上（不只在法律上）平等的因素，这是建立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兄弟合作的条件之一”。斯大林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完善了列宁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理论。斯大林认为：“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只有属于该民族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它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含义
综合上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平等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一切民族的平等。就一个国家来说，是指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就世界范围来说，是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平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虽有大小，在发展上有先进和后进，但绝无优劣贵贱之分，各民族应当完全平等。
第二，要求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完全平等。所谓一切权利方面的完全平等，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平等权利。～方面要禁止任何民族享有特权，另一方面要保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并帮助其实现。列宁说，“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指出：“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权，禁止对少数民族权利加以妨碍或限制。”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把民族平等的实现寄托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在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的基础上。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阶级消灭了，也就从根本上消灭了产生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根源。
第四，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只有诚心诚意地帮助后进民族，民族平等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原先处在压迫或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无产阶级不仅要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要采取各种措施给予照顾、帮助，直至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去保证和实现少数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列宁说：“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主张民族平等，并把它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