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的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概括为：“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2．邓小平关于民族平等、团结的观点
邓小平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时代高度，重新论证了“民族平等”的内涵，提出了民族工作要真正立足民族平等的思想。这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立足点，也是党的民族工作的立足点。
1987年6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中国有几十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汉族占94％，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行政机构中少数民族干部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6％。”1990年他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又指出：“我们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上述“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的新提法，虽然是针对西藏而言，但其精神却具有普遍意义。
邓小平指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进步是民族平等的核心和归宿。
民族团结思想是邓小平民族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高度重视民族团结，特别强调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邓小平还揭示了少数民族与汉族隔阂的历史根源是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是历史上反动统治者实行大民族主义的政策的结果。他认为必须把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消除民族隔阂作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的先决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又把促进民族团结提到统一战线首位的高度来强调，认为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和国家的命运。
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的政治基础的论断，尤其是强调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
邓小平对建国40多年来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状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强调“两个离不开”的观点。
1979年6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五届二次会议上所做的开幕词中说：“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也发出号召：“进一步发展国内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982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还明确提出我国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这是对我国建国几十年来民族关系现状的法律总结。对建国后民族关系所做的科学分析和总结，否定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长期误导我国民族工作的错误论断，这就在民族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上实现了拨乱反正。
邓小平高度赞赏创造性地提出“汉族和少数民族谁都离不开谁”即“两个离不开”的新提法。强调汉族和少数民族“谁都离不开谁”是我党的一贯思想。我国各民族之间是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血肉关系。邓小平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要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3．邓小平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和法制建设的观点
邓小平始终一贯地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各项建设。20世纪50至60年代，他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积极推行者。他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党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体现，“少数民族很高兴”。
为保障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邓小平把巩固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民族法制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又多次强调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从而使民族区域自治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基于对各民族共同繁荣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坚持主张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是实事求是思想在对待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政策上的表现，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非常重视民族干部队伍的建设，把大力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当做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战略措施加以反复强调，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真正落实。
4．邓小平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观点
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是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的中心内容，是邓小平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核心思想，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归宿。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客观条件。邓小平强调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民族工作的基本标准，这是邓小平关于生产力问题的理论与中国民族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新观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办法，来促使各民族共同发展。邓小平认为，民族地区要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真正兴旺发达的民族，是开放的民族，闭关自守只能落后挨打。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是我们的强国之路，也是民族地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举措。
邓小平对东西部差距拉大的趋势可能带来的问题，包括民族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制定部分地区优先发展战略的同时，强调要采取切实措施，帮助落后地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经济文化，解决实际困难。加速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民族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帮助和发达地区的支持。做好扶贫工作是邓小平民族发展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国家在经济上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在重大项目上要向民族地区倾斜，在人才上派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鼓励先富裕起来的地区积极帮助民族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强调要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培训人才，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特别强调民族地区的发展，要坚持国家的扶贫、帮助与少数民族的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培养增强少数民族的自我发展能力。这是邓小平民族发展思想的又一核心内容，它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理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5．邓小平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
加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不仅从战略高度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基本任务，而且也为切实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样面临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这两大任务。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一思想适用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毛泽东邓小平民族观之对比
对毛泽东、邓小平民族观进行比较，分析考察二者的联系及区别，应重点考察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特别是对毛泽东民族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1．毛泽东民族观与邓小平民族观之联系
讲二者联系，主要指二者的共性或一致性，就是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民族观都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基础、为指导；二者都源于马克思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说的基本原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正确观察和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民族理论和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的理论，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形成了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民族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一时期内，坚决贯彻和执行毛泽东的民族理论思想及其关于民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在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与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做好我国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主要是继承毛泽东的民族理论思想，为确立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邓小平民族观与毛泽东民族观的联系，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对毛泽东民族理论思想的继承这一点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民族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上，自觉地保持了我国民族政策的历史的连续和统一，继承和沿用了毛泽东时期的许多民族政策，这也是邓小平民族观与毛泽东民族观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2．毛泽东民族观与邓小平民族观之区别
毛泽东民族观与邓小平民族观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致性，又显示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的特殊性。
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代，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为了完成认识和解决这一时期民族问题的历史任务，毛泽东考察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分析了国内外民族问题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在认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创新，取得了许多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形成了毛泽东民族理论的体系。这一体系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本原则，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核心，以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进步为目的。毛泽东民族理论的这些原则，成为国家协调民族关系，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行动准则，成为开展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宝贵财富。
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相一致的，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考察邓小平民族观形成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根据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指出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根本途径，把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把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
第一，邓小平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强调了新时期民族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重申了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强调搞好民族工作必须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采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丰富内涵。
邓小平提出了民族工作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的观点，这是对民族平等观的新发展，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立足点。
邓小平从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出发，在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党的民族团结思想。邓小平民族团结观强调的目标是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新时期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和首要条件。
邓小平提出我国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否定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长期误导我国民族工作的错误论断。
第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使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的核心。为保障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邓小平非常重视党对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族法制建设的领导，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和实施，使民族区域自治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第三，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实现，是邓小平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核心观点，是邓小平民族观的归宿。强调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民族工作的基本标准，这是邓小平关于生产力问题的理论与中国民族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新观点。
加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上几个方面就是邓小平民族观对毛泽东民族观的丰富和发展，也是邓小平民族观与毛泽东民族观的主要联系与区别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