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六王毕，四海一”。然而曾几何时，“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秦亡之速，原因何在？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三篇，认为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民心已失，必然覆亡。“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这些见解，充分反映出贾谊总结秦亡教训，反思过去，立足当前，放眼未来的远见卓识。唐代诗人章碣《焚书坑》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是对秦始皇的不施仁义和焚书的愚民政策表示的深深惋惜和尖锐的讽刺。以古鉴今，寓意甚深，如此等等，举不胜举。邓小平是善于反思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卓越领导人。当然，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创立，都和理论创立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法国启蒙学说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离开了他们各处的历史背景都是无法理解的。马克思说过，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邓小平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中的民族理论也是如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准备。
中华民人共国成立后，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在缺少经验的情况下基本上照搬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匈事件的发生，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促使我党以苏联为鉴，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可惜由于我党当时对改革苏联模式必要性的认识还不深刻，在“左”倾错误路线干扰下，这次有益的探索未能坚持下去。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民族工作同其他领域一样受到冲击，“共产风”和“融合风”在民族地区刮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民族研究符合实际的一些成果，被视为鼓吹“落后风”、“条件论”、“特殊论”而戴上了“脱离政治”，为“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大帽子。民族问题的研究，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致使许多问题和敏感的理论问题的研究被迫终止或放弃。“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工作领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排斥打击少数民族干部，严重伤害了民族感情，破坏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他们把“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推向极端，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完全等同起来；以往民族研究工作的成果全部被尘封埋没；许多“民”字号机构被撤消或名存实亡；不少民族工作者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使我国民族研究工作陷入了全面瘫痪的状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滞后，有的甚至陷入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另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深重灾难。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政治上处在动荡的状态，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以至于各族人民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恰恰在这一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展开，资本主义开始了又一次经济结构的调整，进入到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结果，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生活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因此，当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走出来时，就不得不反思：这是为什么？
“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实际上，使邓小平感到最痛苦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灾难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痛苦使人思索。邓小平这时不能不痛苦地思考这一切错在哪里，错误从何而来，错误怎样才能得到纠正。邓小平多次指出，“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止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因此，由反思“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又进而反思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
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理论思考的，这种理论思考有两个特点：一是这种理论思考是以“贫困的社会主义”为反面教材的。“四人帮”社会主义观的本质特征，就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困的假社会主义”。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其生产力发展速度必须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正是在这一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的著名论断。二是这种理论思考又是从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始的。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在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优于资本主义，如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就谈不上什么优越性。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某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实际上就是这种社会制度内在本质的外部表现，所以邓小平由此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理论思考。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一直是从批判“贫困的社会主义”这一观念人手，开始并展开他的理论创造活动的，从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可知，邓小平完成了毛泽东没有完成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综合的结果，而且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坚持不懈地进行总结和综合的结果。如果说1957年至1977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那么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根据。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和现代化建设的重新启动，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理论是新的社会实践的反映、总结和升华，反过来又指导这一新的社会实践。彭英明先生认为，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必须弄清它的形成过程。他还认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产生是与我们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相一致的。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邓小平民族理论开始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形成和与发展，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认为这一阶段邓小平在民族理论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和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这两个时期。第二阶段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为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民族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些看法都是可取的，应当继续研究。
四、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形成背景之比较
比较毛泽东民族思想、邓小平民族理论形成的时代特征，可知毛泽东民族思想理论是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特征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后半个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代特征则逐渐转变成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则越来越需要把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作为首要目标。邓小平站在时代高度，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变化，毅然抛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错误做法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析，及时而正确地适应了时代主题转换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及时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邓小平民族理论就是这样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做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够成功的。”历史环境、社会需要和时代特征只是为某种理论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和可能，但理论并不能自动地产生出来。要使这种理论产生从可能转变成现实，还需要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具备一定的、特殊的主观条件，即“天才条件”，包括个人的社会经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20世纪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造就了具备这种天才条件的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巨人，由此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
世纪伟人毛泽东的“天才条件”在于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有着丰富的经历和渊博的知识，具有出众的眼光、组织才能、智慧和革命毅力，有着敏锐的、深刻的思维能力和正确的立场和思想方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毛泽东有压倒一切的魅力。”他是中国共产党众多领袖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他对中国共产党科学理论的创立做出了独特的、巨大的、最卓越的贡献。因此，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党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是完全合乎中国革命发展实际的，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审慎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