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环境看，毛泽东完全是在中国的本土，而邓小平则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俄国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毛泽东自己曾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为了筹备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大学，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从北京返回长沙，投身到革命运动的洪流中。1919年末，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进一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尤其对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正是通过参加革命实践和进行理论探索，毛泽东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清除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开始把自己的民族思想理论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1920年他带着“工业救国”的朴素爱国主义理想来到法国勤工俭学。法国资本主义的现实教育了邓小平，使他认识到工业救国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只是一种幻想。而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又吸引了邓小平，使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邓小平又赴苏联，就学于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这就是说邓小平接受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与别人不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是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俄国这一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的。1927年，邓小平回到中国大地之后，“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事业”。
“锋镝劳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在逆境中奋斗、抗争、拼搏，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进取精神。“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这铮铮诗句就是中华民族性格的写照。
毛泽东、邓小平的个人独特经历，使他们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深刻而特殊的理解。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点名批评毛泽东，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再次指出“不特别重视城市工作，想以农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点”，指斥红四军前委“完全反映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错误”。更为严重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斥了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大转移，损失惨重，并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在逆境中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求实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的个人经历有着某种传奇色彩，这就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三起三落”，即“三次被打倒，三次又复出”，但谁也没有像邓小平一生那样传奇色彩浓烈。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经历是十分宝贵的。人不仅要适应顺境，而且要经受住逆境的考验。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每次陷入逆境，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失误造成的，相反，是由于他坚持正确的意见而遭到了错误的处理。正是因为坚持真理而“落”，所以当真理被人们普遍认识之后，邓小平就奇迹般的“起”。“落”与“起”之间的神奇性，根源于邓小平是正确的这一根本点之上。同时，这种大起大落的经历又造就了邓小平坚强的性格和意志，形成了他透过历史看未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塑造了他在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在同“左”、右各种思潮的斗争中，艺术地引导社会前进的特殊能力，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一种高度的科学的理论升华和非同一般的理解与认识。
从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地位比较可以看出，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一直在党和国家居于最高领导地位，是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集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于一身，既有十分丰富的革命经验，又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素养；毛泽东具有非凡的胆识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善于从理论上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勇于批判马列主义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中国环境、适合民族情况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历史证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确实比当时党内其他领导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思考得多些、快些和深刻些。因而，在形成和发展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理论方面起了主要作用。毛泽东不愧为中国党内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项艰巨而伟大事业的最杰出的代表和领袖人物。毛泽东集中华民族深厚、广博智慧于一身，弘扬炎黄子孙多姿多彩和完美魅力遍及于中外，这正是毛泽东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极其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领导者，其革命经历之丰富、实践活动之多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并不多见。1927年，邓小平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1934年，邓小平再次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8年后又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化建设总设计师的生涯，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领袖。其间，邓小平的活动领域涉及党、政、军以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直是一个处理全局的领导者。这样一种历史地位，加上他本人的主观条件，即天才条件和其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使邓小平形成了一种宏观的、战略式的辩证思维方式，这是毫不奇怪的。因此他是一位善于进行宏观思考的战略设计的理论家。
邓小平以自己丰富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同时又利用自己的天才条件，用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对之进行综合，这才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包括邓小平的民族理论。一代辩证法大师毛泽东这样称赞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在对各种事物、现象的分析中，邓小平总是从全局的高度来把握个体，从大局、更宏大的体系中去把握整个事物，这是邓小平思维方式高于其他人的原因所在。从认识论上看，邓小平在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分析中，之所以通过形成比同时代其他人更深刻的见解，就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具有宏观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以及高度的辩汪能力和超凡的天才条件。
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国的基本情况相结合，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具体的民族形式。恩格斯早就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他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他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可能在这个国家真正扎根并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
就中国而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是指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是说，在形式上，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的民族形式。即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来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无产阶级民族观的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包括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大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就指出，应该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可以说，邓小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大师，是毛泽东民族思想理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邓小平理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精神支柱。中华民族具有多重支柱，而中心支柱必须是能够为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如何自立、如何自强、如何发展指出方向的科学理论。能够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的理论，在当代中国只能是邓小平理论，其中包括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正如江泽民所说的那样，邓小平“不仅领导我们的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到时代的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邓小平理论包括民族理论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它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具有浓烈的民族情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的。这种“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的风格不仅体现在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全部内容和科学体系上，而且表现在渗透于这一理论体系的每一领域之内，其中也包括邓小平民族理论各个部分之内，洋溢在这一理论之外的民族情感上。当邓小平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时，爱国主义的情操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直接融合在一起了。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已经成为邓小平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出发点和基本立场，其中也包括思考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和世界民族问题的一种出发点和基本立场。正因为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的，所以这一理论才能成为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凝聚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