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曾提出了和平统一、“一纲四目”等总体设想，但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一设想未能得以发展和实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根据台湾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认为：“现在最大的统一战线问题，是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问题”，他设想“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在“一国两制”设想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把统一战线扩大到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不同生活方式的更广泛领域，既坚持了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原则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实现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又具有策略的灵活性，明确了问题各方的实际利益和客观现实，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主权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范例。
5．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邓小平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他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根据这一思想，中国共产党将多党合作制确定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邓小平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士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共产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事情办好。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发展党同爱国宗教界的统一战线，认真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工作，认真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团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及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赋予统一战线的新的使命。
6．重视发展民族关系，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民族共同繁荣
对于多民族的中国而言，民族问题关系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边防的巩固，是一个涉及全局、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邓小平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把民族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他从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处理民族问题，强调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
民族平等、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邓小平认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重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为了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邓小平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才能建立真正的民族团结。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通过法制建设，特别是宪法的完善，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民族区域自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全心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要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帮助落后地区走向共同富裕的思想结合起来。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好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二、毛泽东邓小平在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上的一致性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他们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根源
1869年11月马克思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论述与其他阶级建立联盟的问题时第一次使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概念，但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表达了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思想。1919年7月列宁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使用了“革命统一战线”这一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而积极团结本阶级，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以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结成的政治联盟。这一统一战线区别于历史上任何其他阶级之间的联合，如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三国时期的孙刘联合等，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君主统治而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的联合等等，在性质、任务、对象、范围及方针政策等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它代表了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能够组成包括绝大多数人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它既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也照顾到广大同盟者的利益，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成为无产阶级一项长期的战略。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确立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那就是对社会各阶级、阶层、政党进行具体分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他们从两方面奠定了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础：
一是加强无产阶级自身的团结统一。无产阶级自身的团结统一，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既然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基本相同，又具有相同的利益、相同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应该共同战斗，以各民族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在自身统一的基础上努力与其他进步阶级的社会力量结成联盟以及在联合其他阶级、政党时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等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论述，指出无产阶级既要使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得到团结和统一，也要在各国无产阶级之间建立国际联盟，但考虑到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种种差异和矛盾，在建立无产阶级国际联盟的时候，就必须要坚持各自的独立性，必须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必须要懂得统一战线的实质是联合而不是融合。
二是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要努力争取同盟军，同其他革命阶级和社会力量结成联盟。基于一定阶段革命任务的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应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作。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联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联合民主政党，同时必须保持自身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列宁在俄国革命中进一步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最广泛的同盟军的思想，他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实践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相当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剥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在这样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因为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惟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彻底民主革命以及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列宁坚信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同时列宁针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提出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使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一起得到解放。列宁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种种阐述，深刻体现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再也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后来被毛泽东概括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些思想，无一不深刻地反映在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思想根源。
（二）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核心
中国革命发生在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决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因此占人口极小比例的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才能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积极参与统一战线的实践活动。但是同谁建立统一战线？怎样建立统一战线？这是革命者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建立一个革命的统一战线，关键是要“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不仅如此，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必须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的那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同各少数民族爱国人士之间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整个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党同广大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主要是农、牧民）之间的工农联盟，这一联盟必须不断加强；二是全体劳动者同一切可以联合的非劳动者之间的联盟，即党同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之间的联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部分的联盟尤为重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诸多社会历史原因，大多数少数民族还处在封建、半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制下，其社会上层，包括处于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土司、千户、百户、农奴主、地主、资本家；处于奴隶社会的家支头人、奴隶主；处于原始社会的山官、头人以及宗教界的活佛、大喇嘛、教主、阿訇、毛拉等，在长期剥削、压迫本民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也同汉族人民一样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建立与少数民族上层之间的统一战线，不仅可能，而且对于带动和影响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参与和推动革命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1．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统一战线根本的政治原则。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根本原则。无产阶级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关键在于制定一系列既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切实考虑照顾到各个同盟者的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中“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从第一个条件来看，少数民族进步力量在新民主主义过程中被充分发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首先，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个最低纲领既是党在当前革命斗争中的战略目标，同时它又集中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派革命政治力量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因而就理所当然地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民族人民所接受，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长期、稳定的政治基础，充分保证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