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比较研究仍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毛泽东的民族思想、邓小平的民族理论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和世界民族问题的理论学说和指导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是一种政治性、实践性、党性极强的理论学说，是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进步层次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邓小平的民族思想、理论包括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方针政策，关于民族工作的原则、方法等方面的思想，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的核心，二者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共同的目标以及前后相继承的关系。但应看到二者在产生的历史背景，其回应实践要求、构建理论体系和内容上又各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但由于历史条件、历史任务、阶段性的不一，二者在回答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侧重点上是不同的。这样，无论从当时中国和世界的需要，还是从两大理论本身所蕴涵的丰富内容的相互交叉，“都决定了21世纪对其比较研究仍旧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
二、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共性与个性
每一种理论的力量，都与其政党的成员以及广大的各族人民群众对它的了解与把握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一种思想、学说、理论产生之后对这种思想、学说、理论的研究将相伴而生。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1939年10月，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思想原则，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所有这些对深入理解和阐释毛泽东邓小平的民族理论具有启迪和指导的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91年后，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形成了新一轮毛泽东邓小平研究热。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是一个开放的和不断发展着的理论体系，对于这样的一个前后相继承而又不尽相同的理论体系只有从纵横两个方面做出综合考察，才能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一思想理论。当前学术界不仅对毛泽东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的思想观点进行横向比较，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代表的两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纵向比较，通过同异分析，拓展对毛泽东邓小平民族思想、理论的全面认识。特别是当前对毛泽东民族思想与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比较研究，已不只局限于理论体系之间，而是深入到一系列专题研究之中。如对民族工作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比较，关于发展战略的比较，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比较，关于加强民族法制建设思想的比较，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思想的比较，关于国情分析的比较，关于民族团结思想的比较等，并已蔚然成风，正向纵深发展，使比较研究的步子迈得更加扎实。有的研究者在潜心收集各类资料的基础上，努力把握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发展脉络、不同阶段、发展标志、特点以及各个阶段之间思想、理论发展的逻辑联系等；还有的学者撰文论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互相评价。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同志所写的《历史：毛泽东论邓小平》、《现实：邓小平论毛泽东》两文，就是这方面的杰出的代表作。此外，国务委员陈至立主持编写的七卷本《毛泽东思想研究》、原中宣部副部长郑必坚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拓展与胜利丛书》、李君如撰写的《毛泽东研究三部曲》、著名民族理论家郝时远所写的《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另一著名民族理论家金炳镐等主编的《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等著作，颇为引人注目。这些成果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更好地说明了毛泽东邓小平在哪些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学者在毛泽东邓小平民族思想、理论发展中应该重点说明的基本问题和一些重要方面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
任何思想、理论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成型的学说、科学的理论都有其源流。学术界过去只承认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来源。随着近几年研究的深入，对毛泽东邓小平的民族思想理论的来源认为不仅仅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也受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和资产阶级的民族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在本书第一、二、三章中，笔者论述了毛泽东民族思想形成于“革命与战争”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民族理论形成于“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而要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具体的民族形式。毛泽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大师和奠基人，邓小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大师、继承者和发展者；在本书第二章中，笔者指出了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同时它们又各自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有着不同的言说主题。毛泽东邓小平的民族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很多参与过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事过的事业，他们起着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大思路和思想路线而言，二者是一致的。例如，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二者都是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而不是单从马列本本出发来制定我党的民族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理论性格的连续性看，毛泽东的民族思想与邓小平的民族理论二者就相同的方面而言，最突出的是都强调“中国特色”和“马列主义的发展”。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停止了，它就没有生命了。邓小平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都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创立准备了思想基础。这种遗传和继承“因子”，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成长和“变异”，形成新的思想观点、新提法、新结论，这成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说，毛泽东邓小平的民族理论除了有继承关系外，还有发展、丰富的内容。这种发展关系不是一般的渐进式量变，而是阶段性质的飞跃。比如邓小平改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邓小平领导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加符合中华各族的实际，“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整体认识的巨大飞跃”。总之，邓小平民族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继承，是在发展中的继承；对它的发展是在继承中的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是邓小平民族理论中一些基本内容的生长点和素材。但邓小平民族理论结合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针对新时期民族问题的新情况、新矛盾，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理论体系，成为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构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
本书从第三章至第十三章，对毛泽东邓小平的民族精神、民族观，民族平等思想，民族团结思想，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理论、加快民族地区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的思想、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培养民族干部思想、统一战线理论、宗教政策、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论等等。都从宏观与微观、时间与空间、国内与国外，进行了整体性地系统地探讨、专论和比较。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邓小平的统一战线理论。笔者认为毛泽东的统战思想理论既接受了马列主义统战理论的指导，又吸取了中国古代连横合纵、内方外圆等民族传统思想的精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样离不开这一法宝。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共产党人千万不可变成孤家寡人，否则就会重蹈西楚霸王的覆辙，面临“霸王别姬”的命运。邓小平指出，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当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民族和宗教问题不仅关系到巩固和扩大国内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宗教问题，一贯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邓小平的统战思想，是对毛泽东统战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规划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高举的“两面旗帜——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强调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强调“四个服务”，即“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服务，为促进‘一国两制’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服务”。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以下几点：一是统战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二是要善于把握新时期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统战对象，不断扩大和巩固统战阵营；三是在统一战线中，要善于平衡各种力量的利益，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四是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及人民团体等组织的统战作用，要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毛泽东邓小平都曾指出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实现了对宗教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但同时对宗教活动中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予以高度重视。1980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与班禅谈到宗教问题时就明确指出：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要巩固和扩大党同爱国宗教界的统一战线。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界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为建设伟大祖国做出贡献，是一篇比较大的文章，党和政府以及宗教界都要共同研究做好这篇大文章。
三、结语：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
通过以上比较综合、概括，我们可以郑重地引证刘少奇的话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毛泽东的民族思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就是“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立起来的”。它是“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的“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出现许多前人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需要后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迎接新挑战。邓小平实现了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的，但还不清晰、没有展开的认识，到较为完整的、论证严密的、高层次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原则。这些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可以说，毛泽东邓小平的民族思想、理论，它们既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民族理论，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毛泽东邓小平都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他们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们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们所创造的思想理论和丰功伟业，将永远彪炳史册。他们作为历史人物，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世界人民。他们是我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