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光芒的巨大红星”。毛泽东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各民族翻身解放、进步繁荣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普遍原理同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建设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体系，创造性地制定了一整套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并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毛泽东民族思想。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民族思想，使毛泽东民族思想更加丰富和完善，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由此，邓小平的名字也就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沼泽地，社会主义由此在中华民族复兴中再造辉煌，中华民族则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基础上实现着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的振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就这样历史地连接在一起了，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所担负的崇高使命。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江泽民同志的这些重要论断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如果说有一种理论本身就是历史的话，那么，用之来比喻邓小平理论是再恰当不过了。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的再现。从中，“我们可以透视出12亿中国人如何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领悟到中华民族何以会复兴于当代的全部秘密，并能学到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超的思维艺术。”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的历史时期，“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含义
毛泽东、邓小平民族思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党统一战线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及其战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实际，阐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用中国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语言说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它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具有中国独特内容和民族表现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民族思想是这一伟大理论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属于这一伟大成果，并受这一伟大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日本一位著名记者说：“毛主席是理论上的领袖，每当中国革命面临关键时刻，他就发表重要文章，给革命确定方向。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必然结果，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色彩，充分掌握了中华民族的特质。”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新技术革命浪潮兴起的历史条件下，在对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我党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是这一伟大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
毛泽东民族思想、邓小平民族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时期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研究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及世界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中国共产党制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各族人民建设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南和精神支柱。
二、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比较
第一，从思想理论渊源上比较，毛泽东民族思想、邓小平民族理论都来源于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可以说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是毛泽东民族思想、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基础。毛泽东民族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而邓小平民族理论则来源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它们均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不同的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运用和发展，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就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二者体系来说，它们不是独立于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之外的，而是与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相并列的思想体系，是属于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范畴之内的思想体系。尤其邓小平的民族理论，它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民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二者的联系性看，二者具有的共性和一致性，都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为基础，都结合中国的革命、建设的实践和中华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族纲领、民族政策、措施、法规，二者都源于马克思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说的基本原理。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历史时代、历史条件、阶段性的不一；回答和解决问题的侧重点或工作任务不一，即二者民族理论的内涵、工作重心或个性、特色都有不同。讲二者的联系性，主要是指邓小平民族理论无论是关于民族发展的基本理论、民族内涵的基本概念范畴，还是处理民族问题的战略、策略、原则、思想路线和科学的方法论，无一不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基础和指导，可以说邓小平民族理论就是对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全面继承；讲二者的区别主要是指邓小平民族理论像毛泽东民族思想一样，不是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简单运用和重复，而是针对新时期民族问题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答案、新方法；制定了具体的适应中国民族问题新变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不断地对处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独创性经验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因此，二者的区别性主要是指邓小平民族理论对毛泽东民族思想理论的完善、丰富和发展。从理论来源和本质属性看，邓小平理论根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孕育于毛泽东思想之中，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一般基础，那么，毛泽东思想则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特殊理论基础。邓小平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并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就是说，邓小平民族理论同毛泽东的民族理论之间具有纠正、继承、丰富和发展的三重关系。
从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看，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像一条永恒的金带连接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牵住了这条金带就会从根本上把握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到毛泽东民族思想，再到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历史轨迹，以及三者之间的真实关系。总之，毛泽东民族思想与邓小平民族理论二者即保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致性、普遍性和共性，又显示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特殊性和个性之区别。
第二，从实践来源上比较，毛泽东民族思想与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内容，二者的一致性大于区别性。毛泽东民族思想、邓小平民族理论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和基础。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于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明确表白：“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1964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毛泽东选集》时也说过：“《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由此可以说明毛泽东的民族思想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来源于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本人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和分析，谙熟中国历史，洞悉世界局势，这就使他在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对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上升为理论，又用这些理论指导民族工作，在反复的实践过程中，使毛泽东民族思想得以逐渐丰富和完善，成为科学的民族理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他在考虑中国问题、中华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始终具有开阔的世界历史的眼光，他立足于中华大地为中国各族人民服务，却从未忘记中华民族对世界各民族的责任。因此英国前首相希思说：“毛泽东总是从世界战略角度考虑问题”的理论家。
作为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代表的邓小平，他的名字意味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和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根植于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进步和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中，是对亿万人民群众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民族思想产生和发展是一致的。但邓小平民族理论着重对新时期的“四化”建设及改革开放中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新概括，给出了新答案和新提法，把毛泽东的民族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这也是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的不同之点。
从逻辑与时间的演绎看，从20世纪50年代到1979年这一时期中，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坚决贯彻和执行毛泽东的民族理论思想、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提出了做好我国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这一时期邓小平主要是继承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为确立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从1979年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这一时期内，邓小平根据我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对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进行了新的科学概括，产生了一些新思想和新提法。从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到十五大，我党根据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思想，把我国的民族问题同世界民族问题的普遍性、复杂性、敏感性做了科学的比较，进一步确立了我党对民族问题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的正确认识。这一时期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被系统概括和全面发展的阶段，从中显现出邓小平民族理论对毛泽东的民族思想的继承、运用、丰富和发展以及这一理论的新特色、新内涵、新观点。
从总体系和总范畴看，邓小平民族理论当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但是邓小平民族理论毕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面临的历史条件毕竟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时代的不同自然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毛泽东民族思想和邓小平民族理论在风格、主题、方式、角度上显现出差异。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这是历史的必然。1959年，毛泽东就提出，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创造“新的理论”。可以说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