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王国维讲国学
34173000000011

第11章 王国维谈哲学:可爱不可信,可信不可爱(2)

在谈到自由和因果关系时,他说:“故汗德以自由为因果之一种。但自由之因果,与自然之因果,其性质异耳。然既有原因以决定之矣,则虽欲谓之自由,不可得也。其所以谓之自由者,则以其原因在我,而不在外物,即在理性,而不在外界之势力,故此又大不然者也。”

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对康德思想是有准确认识的,康德的主张可以说是宿命论的。

在介绍叔本华动机律的说法后,王国维说行为是“必然的而非自由的”,“一切行为,必有外界及内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在于现在,必存于过去;不存于意识,必存于无意识。而此种原因,又必有其原因,而吾人对此等原因,但为其所决定,而不能加以选择。”他不同意自由意志说,而更赞同宿命论的观点。

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是不离不弃的一对兄弟,从《原命》的结果看,王国维再一次陷入了悲观主义的论调中了。在他看来,善恶一直处于争斗中,而人永远没有办法解脱,人的祸福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这是定命。从他对“性”“命”“论”这几个中西哲学传统问题的考察结果来看,全都指向了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

《〈红楼梦〉评论》充分体现了王国维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他对宇宙人生的本质是这样界定的:“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他认为,人生不断产生欲望,不断想尽办法去满足欲望,此欲望被满足后,再产生新的欲望,去为之苦恼,如此周而往复,所以人生苦多乐少,需要寻求解脱之路。但王国维的悲剧是,他寻不到这样的路,他说:“解脱之事,终不可能。”对此,不能不说,他对人生的理论态度是悲观的。由于他拒绝解脱道路,他的悲观主义就成了完全没有出路的令人迷惘的主张了。找不到人生路向和主张,这才是他思想上最大的悲剧。

其实,王国维也曾试图摆脱悲观哲学的影响,摆脱士大夫灰暗没落的情绪,所以他从不同方向进行理论学术探讨,但终无法逃出来。而他的解脱方式,恰恰也不是他认为的“存于世,而不存于自杀”。

1927年,王国维还是在留下了一封遗书后,纵身投向了昆明湖,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王国维有着怎样的哲学与宗教观念?

何为人生是哲学试图解决的话题,而人生何往则是宗教想要解决的话题。如此,“人生”便成了哲学与宗教共同关注的话题。关注人生问题的王国维,希望从哲学上找到他所要的答案,而在寻找的过程中,他与宗教也不期而遇。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哲学的憧憬,宗教只是他在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补充。

王国维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关注人生问题,这也与他的天性有一定的关系。他曾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对于“人生之问题”如何?王国维并没有在此作出回答。但他在曾经翻译过的日本哲学家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中说:“呜呼!悠悠之天壤,果有始终无始终乎?渺焉七尺之躯,生其中,死其中,其生也何自来?又何所为而生乎?其死也何所归?又何所赉而往乎?以吾之生活为与天地无关系,则炁倏忽之生存亦太无意义;以天地之变化全为顽冥不灵之运动,则其整然之秩序与规律又太不可思议。于是稍通理者,强于此间求联缘而说明之;即昧于理者,亦构成一种之信仰以代之。”

这段话可以当做王国维对于“人生之问题”的一个解释。他因为身体羸弱,所以无法“锐进而学”,但是这让他对生命产生了更多的关切,因为性格忧郁,也使得他对人生的关切更偏向于困苦与困境。

王国维曾几次提到过自己身体羸弱,性格忧郁,而他的忧郁除了与身体羸弱有关,与他的现实处境也有很大关系。他在《自序》中这样写道:“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泱泱”。正是这种种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忧郁的。

大凡天性忧郁、身体羸弱之人都会比较关注人生,王国维也是如此。所以,他研究哲学,试图从哲学层面对其加以探讨,参透人生的本质,以缓解内心的焦虑之感。可惜,在通过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研习之后,虽曾获得过短暂的慰藉,但还是无法寻求到真正的解决之道。“旋悟书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性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所以他懒得再向哲学求索答案,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文学。

从哲学转向文学研究的王国维,依然在思考着人生究竟如何。他在多篇论文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尤其在《<;红楼梦>;评论》中更有着充分地表达:“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人生之所欲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因为人生有无穷的欲望,故,痛苦无止境,而因为一个欲望得以满足后,人会逐渐陷入倦厌中,周而往复,所以痛苦无尽头。对于叔本华的哲学观点,王国维是认同的。哲学试图通过在对人生本质还原的基础上,对人生给出合理的解释,并拿出相应的方法缓解人们对于人生的失望甚至绝望之感;宗教则以来世作为今世一切苦难得以解脱的寄存之处,用虚无的来世让人们将现世的苦痛忽略。哲学与宗教在对理解人生的宗旨上,存在今世和来世的区别,但它们都是立足于现实苦难的解脱上。王国维对人生的认识及解脱之说与佛教有相近之处。而叔本华的思想也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并认为超越于功利的纯粹的美术可以使人们的苦痛得以缓解,因为“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这里“美术”的价值是在于超越人生,因此它就带有了一层宗教色彩。

王国维认为,解脱分两类:美术的与宗教的。美术的解脱是自然的、人类的,而超自然的、神明的解脱法是宗教的。美术之解脱是常人的解脱方式,当某一个生命体,因为没有办法满足生活的欲望而陷于苦痛,在一系列的苦痛反复循环以致陷于失望的境地后,“遂悟宇宙人生之真象,遽而求其息肩之所”。这是平常人的解脱方式。宗教的解脱方式与这个是有区别的,它往往与对人生本质的看法有关,而与个人的痛苦没有直接或必然的关系。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然于解脱之徒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而生种种之幻影,所谓恶魔者,不过此等幻影之人物化而已矣。”所以,以美术为之解脱方式,多为个人;而以宗教为解脱方式,则可以让众生达到解脱之目的。

其实,王国维推崇的叔本华、尼采等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也从宗教中汲取了很多元素,但他们又是反宗教的。不论是叔本华还是尼采,都曾对基督教予以过严厉抨击。在他们的影响下,王国维对宗教的基本立场自不必多说。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还是有着一定的宗教情怀。“于人生观念的诉说中,脉动着一种几近宗教情感的元素”。

王国维说自己是一个“不信宗教者”,也无意成为一个宗教家,但他也估量了宗教对解脱人生之苦的作用。

王国维虽然不想成为宗教人士,但对于宗教他也持有期待。他曾说:“……苟有本其教主度世之本意,而能造国民之希望与慰藉者,则其贡献于国民之功绩,虽吾侪之不信宗教者,亦固宜尸祝而社稷之者也”。由此可见,在王国维的内心里对于宗教的本质并不是反对的,只是当时的宗教发展状况,让他对宗教作用产生了怀疑而已。

对于王国维而言,由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对生命的体悟,使得他迷恋上了追寻人生意义的哲学,继而又对宗教有所涉猎,使其哲学研究中着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王国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贡献

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的国学大师,在史学、美学、文学乃至哲学领域都有突出的表现。他很早就接触和研究的学科就是哲学,甚至可以说,他在哲学上的成就不亚于他对文学的贡献。其在哲学上的学术贡献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为哲学正名。

王国维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很倾心,这也使他的哲学深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他在进入哲学领域后,做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哲学正名。

1901年,王国维开始了对哲学的接触。他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年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之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彼时,中国正处于清朝政权濒于倾塌前夜,大清腐朽统治集团对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极力抵制,甚至说哲学“有害且无用”,必须“弃绝哲学”,甚至连“哲学”的词汇都不能提及。在不得不提及的情况下,只能以“名学”而代之,而由大臣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大学章程中,还砍掉了哲学这一科。由于当权者对哲学的态度,“海内外人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者”。针对国人这一错误的认识,王国维发表了《哲学辨惑》《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等文章,全力为哲学“正名”。

首先,王国维指出哲学是无害的学术(这里的“害”指的是对君主统治的危害)。王国维认为,今人对哲学的诟病乃至弃绝,源于他们误以为自由平等民权等思想来源于哲学,而实际上这些思想“非哲学之原理,乃法学政治学之原理也”。而哲学“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艾儒略《西学凡》有‘费禄琐非亚’之语,而未译其义。‘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日本成自然科学曰‘理学’,故不译‘费禄琐非亚’日理学,而译曰哲学。我国人士骇于其名,而不察其实,遂以哲学为诟病”,此实为学术认识上的误解,因此“不研究哲学则已,苟研究哲学则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是从”。既然哲学追求的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是真理的学说,那么开展对它的研究和教育是对社会无害的,相反还大有益处,只是哲学的有用不是微观的用处。王国维说:“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乎利用之范围故也。”当时的王国维,虽然从维护王权政治的角度来诠释哲学本身的内涵,而且在现在看来它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那时,他这样做,确实向统治者澄清了哲学这门学科。

其次,哲学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学科,而且对它的学习研究十分有必要。他说:“今姑舍诸子不论,独就六经与宋儒之说言之,夫六经与宋儒之说,非著于功令而当时所奉为正学者乎?周子‘太极’之说,张子‘正蒙’之论,邵子之《皇极经世》,皆深入哲学之问题,此岂独宋儒之说为然,六经亦有之。”

在王国维看来,如果弃绝哲学的话,那传统的六经宋儒之学也当在弃绝之列,这显然不符合社会的文化传统。哲学追求的是真、善、美,而对民众的教育目的也在于此,所以教育与哲学是密切相关的:“哲学者而非教育学者有之矣,未有教育学者而不同哲学者也。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业,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何以异?”一个国家既然以教育为本,就离不开哲学,否则,其无法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

再次,哲学不是空谈的学术。当时虽然有人不认为哲学有害,但将其归为“非叩虚课寂之谈,即鹜广志荒之论”。对此,王国维说:“此说不独我国为然,虽东西洋亦有之。”“夫彼所谓无益者,岂不以哲学之于人生日用之生活无关乎?夫但就人生日用之生活言,则岂徒哲学为无益,物理学、化学、博物学,凡所谓纯粹科学,皆与吾人日用之生活无丝毫关系。”但这些之于人们来说真的很重要。王国维说:“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哲学之于人们的作用是,为人们解释“宇宙之变化,人事之错综”,如果人们“不得其解,则心不宁”。王国维是想人们明白,哲学是解决人们意识疑惑的,因此对人们的帮助很大。

其二,初步建构中国哲学的学科框架。

学术界对于中国哲学形成于何时,至今存在争议,但不能不说,在中国哲学的学科框架建构上,王国维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