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1日，李香兰来到了上海。
这位当年“满映”的领衔女明星，红遍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创造了“七圈半事件”（她在东京举办独唱音乐会时，听众竟然排成一条长龙绕转日本剧场七圈半）的女歌手，战后辗转政治舞台，成为国会议员和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女政治家，在阔别上海四十七年后又重新来到了上海。没有风风火火，没有鲜花簇拥，她——静悄悄地来；随同她来的，是日本电视台的一个摄制小组。
8月22日下午二时至三时，日本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记述李香兰上海之行的纪录片：《李香兰四十七年间的“事实”》；它以中国六十年的变迁为大背景，记述了李香兰奇特的一生，也记述了她在上海的足迹。
她来上海是为的什么？为的是——寻找上海。寻找柳芭，寻找那半颗中国心！
唱尽夜来香
8月2日，李香兰来上海的第二天，就找到了大光明电影院。因为，那是夜来香盛开的地方——四十七年前，以她唱红的名曲《夜来香》为主题的“李香兰女士歌唱会”，就是在这举行的。在“大光明”对面的昔日的跑马厅内，她还举行过露天音乐会，也唱过《夜来香》；难怪那天她还特地到国际饭店楼顶登高远眺呢……
在花园饭店2625房——那间李香兰下榻的大套间里，她饱蘸旧情地向我叙述了那时的情景：
“我到了‘大光明’。一触摸到那独特的楼梯，一看到台上的红地毯，当年的情景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
“四十七年前，1945年的6月23～25日，我在‘大光明’连续开了六场独唱音乐会。伴奏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呢？——就是你爸爸陈歌辛和另一位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那真是场难忘的音乐会啊！”
我想起了几年前爸爸的老友、当年上海交响乐团的负责人草刈义夫来上海探望时，特地带来了一张他小心保存的李香兰女士歌唱会的节目单，其中有两档是我父亲的作品——是《水上》，由《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和专为李香兰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几部分组成；二是中国歌曲三首（《恨不相逢未嫁时》、《我要你》和《不变的心》）。音乐会的压轴节目是《夜来香幻想曲》。
《夜来香》——它是李香兰的青春之歌、惜别之歌和重逢之歌。
青春之歌——李香兰是第一个演唱并唱红《夜来香》的歌手。这首歌的作者、八十五岁的黎锦光先生告诉我：“1944年秋，有一天，我正在唱片厂录制京剧名旦黄桂秋的节目。那天天气非常热，我打开录音间的后门透透空气，外面正好有南风吹来，夹着阵阵花香；远处，还有夜莺在啼叫。我触景生情，涌出了《夜来香》的乐思：‘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芬芳。’曲子谱好后，搁置在工作室桌上的稿纸篓中。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中，陆陆续续地被好几个歌星看到后就随手拿起来哼哼唱唱，她们哼唱后都觉得音域太宽，不好上口；周璇也看到了，她虽说‘蛮好’，可是也没有提出来要唱。有一天，李香兰来录《卖糖歌》，录好后就在我工作室里休息，也顺手翻翻篓子里的作品，当看到《夜来香》后，就坐在椅子上哼唱了好几遍，越哼越响，越唱越喜欢，最后她提出要灌录这首歌的唱片。唱片出版后，非常流行，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提议将这首歌作为主题，改编成一首交响乐伴奏的幻想曲；为了使乐曲更为丰满，其中还糅进了另一首《夜来香》的素材——1935年严工上作曲、胡蝶演唱的电影《夜来香》的主题歌：‘卖夜来香，卖夜来香；（卖夜来香啊！）花儿好，白又香，花香没有好多时光；人怕老，珠怕黄，花儿也怕不久长。爱花的人儿快来买，莫待明朝花不香；买花费不了你多少钱，卖花女也好养爹娘，卖夜来香，卖夜来香！（卖夜来香啊！）’这首《夜来香幻想曲》在李香兰独唱音乐会上演出时非常成功，是整个音乐会的高潮，也是李香兰歌艺的高潮！”李香兰本人也非常兴奋地描述那次演出：“当帷幕升起时，我在幕后拖着长音唱出‘夜——来——香’和一段花腔。接着，指挥棒下倾泻出音乐的前奏和‘慢伦巴’的节奏，然后，我才出场，观众席里一片欢呼。在唱到胡蝶那首《夜来香》时，我要求乐队用二胡伴奏，以突出它的小调风格——那首《夜来香》是我从小就爱唱的。当我叫卖‘谁买夜来香啊？’时，观众跑到台上说‘我买我买’。音乐会一连开了六场，到最后一场时，周璇、白光、白虹、姚莉都上台献花，我在返场重唱时，将她们的歌全唱了……”
1946年2月29日，李香兰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归日本。那天，“港口的上空布满了通红的晚霞。在那浓密的晚霞的陪衬下，一幢幢高楼大厦黑乎乎地耸在对岸上。就在这时，收音机响起了上海电台播送的音乐。我的手紧紧地握着甲板的扶手，全身颤抖了起来——那旋律正是我唱的《夜来香》。这该是命运之神眷顾我特意给我演奏了这个‘惜别之歌’吧！”夜来香迎来了李香兰，夜来香又送走了李香兰——李香兰像一朵吹落的白兰，随波飘逝了……
1981年，李香兰和胜利唱片公司、日本广播协会联合邀请黎锦光先生访日。在招待会上，李香兰请服部良一伴奏，亲自以一曲《夜来香》喜迎故友；过了几天，日本音乐家协会设鸡尾酒会欢迎黎先生时，要黎锦光率领众多的“夜来香迷”，边唱边绕场一圈，同时，李香兰和渡边滨子等三四位明星也在台上高歌《夜来香》。——夜来香啊夜来香，你真是一首友谊之歌，重逢之歌！这次李香兰到上海，又特意会见了黎先生，当她搀扶着老人一步步地走出花园饭店时，迎面又送来一阵醉人的花香……
8月2日下午，李香兰寻访虹口旧居，找到了一家当年日侨住过的地方。她看到房间里有一架钢琴，就问房东老太太：“会唱《夜来香》吗？”老太太没有听懂她的北京话。这时，三楼的一对老夫妻闻声下楼：“谁呀？”“您老听到过李香兰这个名字吗？”“当然，当然！”“就是我呀！”“啊——”于是，大家手拉手齐唱《夜来香》，然后将客人送出弄堂。
李香兰到了上海电影文艺沙龙，见到了两位多次访问过日本的中国艺术家：秦怡和白桦。秦怡是十年前随同全国政协代表团访日时见到李香兰的。她那时正负责处理日本在华的遗孤问题；白桦几天后也正要访日。李香兰很欣赏“沙龙”，说日本电影界还没有像这样的场所。她在那儿尝了最爱吃的清蒸桂鱼、麻婆豆腐和绍兴花雕，最后还和大家一起唱“卡拉OK”——她说，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唱“卡拉OK”；唱的什么呢？就是《夜——来——香》！
柳芭传奇
8月3日，李香兰来到俄罗斯总领事馆，寻找柳芭。
“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唱歌的李香兰，是因为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李香兰望着天空，轻柔地、神秘地、深情地说着。
1920年2月12日，山口淑子出生在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全家迁往抚顺。十岁时，她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她结识了柳芭——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犹太裔俄罗斯少女。那天，柳芭正好坐在她身畔。在她眼中，柳芭是个“有几颗俏皮的雀斑的外国洋娃娃”；而在柳芭的眼中，淑子则是个“黑头发的东方洋囡囡”。柳芭管淑子叫“唷西柯羌”，而淑子则爱称柳芭为“柳芭奇卡”。她们一见倾心，旅行一结束，就彼此用带花的信纸和粉红的信封通信。
那年，小淑子得了浸润型肺结核，病愈出院后，医生建议她做一些有益于呼吸器官的健康疗法。她父亲要淑子随他学日本的“能乐”，通过学唱来增强肺部呼吸；可是淑子怎么也不习惯日本的古典谣唱和“任舞”（“能乐”中不化妆，不带伴奏的简单的舞蹈），为了摆脱困境，她去找了柳芭。
“柳芭奇卡，我难过，我着急；爸爸要我学‘能乐’，我不要，我不要……”
“你可以学古典歌曲嘛！”柳芭想了一下说，“去找波多列索夫夫人！”
波多列索夫夫人是俄国帝国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小淑子就跟她学习花腔女高音。夫人教得热心，淑子学得认真，声音一天比一天美，身材也一天比一天好。每年秋天，夫人都要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一天，夫人突然对淑子说：“我的独唱音乐会想让你先开场。”于是，十三岁的淑子穿了套紫地上画有白鹤的长袖和服上了台，她在唱了第一首日本歌曲《荒山之月》之后，一连唱了舒伯特的《小夜曲》、贝多芬的《我爱你》和格利克的《索尔费格之歌》。
台下有一个听众——“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他们当时正在为新节目寻找专职歌手，条件是：中国少女，识谱，能说北京话，还得会日语。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具备这些条件的中国歌手。这时，他们发现了淑子。
“他们要我上电台唱歌，我不愿意；我说，我唱歌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作歌手。他们说，这不是上电视，看不到形象，只是听声音；我说，那就用‘山口淑子’这个名字唱吧！他们说不行，唱中国歌一定要用中国名字。于是，给我想了很多好听的中国名字，正在左思右想的时候，我若无其事地说：‘我有中国名字么！李——香——兰！这是邻居李将军给我起的！’就这样，我这个日本姑娘山口淑子变成了中国少女李香兰。”李香兰感慨万分地回顾道：“不是吗？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
不久，李香兰转到北京翊教女中去读书，临行前，再一次去向柳芭告别，可是，柳芭家那个飘着香甜的面包味的点心铺的大门和窗户都被日本宪兵用板子钉上了。柳芭一家人突然消失了。她站在那儿哭着叫：“柳芭奇卡，柳芭奇卡……”
“那么，你们后来什么时候又见到了呢？”我好奇地问。
“十年后，在‘大光明’！”
“就在1945年6月独唱音乐会的最后一场——我们通常称之为‘千秋乐’的那一场，演出非常成功。散场后场内挤满听众，在我走出去的那一刹那，突然有一个声音在喊：‘唷西柯羌，唷西柯羌……’天呀！谁在叫我的日本小名呢？我猛地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柳芭！‘柳芭奇卡，柳芭奇卡，是你呀！’我叫着奔了过去。她抱着我说：‘唷西柯羌，原来是你嘛！——你怎么变成明星，变成李香兰了？’她原来不知道她的好友山口淑子就是李香兰，直到看见海报上我的照片，才将信将疑地来了……”
“场子里人太多，不好讲话，柳芭就邀我当夜到她家去聚聚。一到她家，迎面看到的就是一张斯大林像和一面苏联国旗，原来她正在上海的苏联领事馆担任秘书”。
“多么巧啊！幸亏她看到海报后来找我。不然，那么挤的会场，那么多的观众，每一秒钟我们都可能擦肩而过；可是，我们却奇迹般地重逢了！这真是神的安排呀！”突然，李香兰亢奋地朝着我说。“知道吗？如果没有柳芭，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活着的李香兰，我就可能被——枪毙！”
“枪毙？”我大惑不解地问道。
“是的。枪——毙——！”她沉重地点了点头，“战后，日侨被指定集中居住在虹口的收容所里。当时，我和陈云裳、陈燕之、李丽华等几个女明星都被报纸点了名，我的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我从未做过间谍，而且真是日本人，可是没有书面文本证明我的身份。”
“一天，经常来看望我的老保姆面无人色地奔了进来，手中拿着一张四开的小报，紧张地说：‘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报上说：‘文化汉奸李香兰，将于12月8日午后三时在上海国际赛马场枪决。’”
“在我的生死关头，柳芭又出现了！”
“在我进了收容所后，柳芭一直没有消息，可是她一直在惦念着我。她的祖国苏联是战胜国而且她又在上海的苏联领事馆工作，有外交特权，可以自由出入收容所。但是她担心对我有不利影响，一直没来看我，而是在暗中查访情况。当她弄清我的问题不是特务嫌疑后，开始办理和我的会面手续：‘唷西柯羌，只要证明你确实是日本人，就可以无罪释放。有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你的国籍或身份的有力文件？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呢？’柳芭知道我是日本人，是山口阿伊和山口文雄的长女山口淑子，也知道李香兰这个名字是李际春将军给起的中国名，但仅有她的证明又有什么用呢？这时，川喜多先生想出了一个妙主意——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人为了证明国籍，平时身边总有几份户籍副本，只要将它提交军事法庭，就可能被承认是最有力的证明国籍的证据。”
“我把这一切告诉了柳芭。1946年2月上旬，我和柳芭会晤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了……”
突然，她张大了眼睛，将身子朝前轻挪一步，继续她的讲述：“奇迹发生了！一天，门口站岗的士兵带来了一只长方形的木盒，说是有人送来的。打开一看，不由得我叫了起来——原来，是我最喜欢的‘人形藤娘’，这是我父母给我的，我一直放在我房间里的柜子上。看着，看着，心中突然亮出一个念头，明白这一定是柳芭带来的！仔细再看，藤娘的腰带上有一处开了线，解开一看，内侧有一张薄薄的纸片被叠成细长条儿缝在里面，我用颤抖的手打开纸条，那是一张已经有些污迹的日本纸，正是那张能够证明我身份的山口家的户籍副本——它是柳芭到我北京的家中取来的！这样，我才被宣判无罪释放。柳芭啊柳芭——是她救了我呀！”
“啊——”我长长地吐了口气，“那么，那么柳芭现在在哪儿呢？您这次找到她了吗？”
她摇摇头说：“我去俄罗斯总领事馆找了，可是杳无音信。”说着说着，她从桌上拿起了一封信，带着一丝希望的微笑说道：“好消息还是有的。前几天东京来信，说是有位见过柳芭的七十六岁的女作家说，柳芭已经结婚了，她的一家1949年回到乌拉尔……”
“我一定要找到柳芭。”她坚定地点了点头。
故国不了情
李香兰有两个母亲——一个日本，一个中国；她称日本为祖国，中国为故国。李香兰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她到上海来，是为了寻找那散发着夜来香的半颗中国心！
8月4日，她来到外滩、外白渡桥和当年居住过的百老汇大厦（即现上海大厦），她要多看看黄浦江，多看看上海！多看看那魂系梦牵的故国、故土、故人……
我们相对而坐，我凝视着她那双自小就看熟了的大眼睛——它还是那么美丽，只是润湿了……
“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可惜他不在了……”她急切地询问我爸爸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四十七年前深浓的情谊——他为她创作了《海燕》、《忘忧草》……而李香兰在1946年10月回国后举行的第一场音乐会上，她还依恋地咏唱着这些歌；他为她指挥了大光明的独唱音乐会，使李香兰的歌唱生涯横生异彩……
“你知道吗？”她略为停顿了一下，朝着我说，“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1978年时，我和一些日本官员重访了阔别四十年的长春电影制片厂。那些旧日的同伴们——‘永远年轻’的浦克、‘活泼美人’夏佩杰、‘古典美人’郑晓君和‘喜剧青年’王哲民等急不可待地从那块写着‘热烈欢迎’的标语牌旁奔了过来，当年十七八岁的青年演员，重逢时都已年过花甲了。”
那天，在长影大排练厅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会场上摆着一支大交响乐队。主持人说，为了欢迎我，他们将演奏一首中国乐曲——那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他们告诉我，这首乐曲在“文革”中被禁演，他们也十年没听了，今天是开禁后的首次演出。
“演出开始了，听着听着，所有的人全哭了——中国人在哭，我更是一直不断地流泪。同去的日本官员也都很欣赏这首美丽的乐曲，但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听得那么难过。他们哪能理解我的心呢？我一面听，一面就回想起我在中国的日子；想起你爸爸的命运。前两年上海交响乐团来日本演出《梁祝》时我也去听了，也是一直流着泪……那一天，中国驻日本的大使也出席了，我还以为你会来呢！”
是的，那次演出她本是希望我能去的，后因行期紧迫来不及办出境手续而未成，事后，当草刈义夫先生（前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草刈义夫特地带来了1945年那张珍贵的节目单；而日本电视台还专程到我家拍摄了我的讲话录像带回给李香兰。后来，她还托前驻日大使宋之光和夫人李清带来了她那本才出版不久的自传《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半生》。
这是份真实的历史记录。在这本自传里，她勇敢地掀开了历史的面纱和历史的疮疤，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她，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书中“充满了作者对作为明星李香兰被日本侵华政策所利用的前半生的反省，和作为政治家为和平而献身的挚愿。”（藤原作弥）自传在1987年问世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89年，富士电视台推出了由泽田立靖木主演的、长达五小时的电视剧《再见，李香兰》；以后，又由浅利庆太先生改编为音乐剧《李香兰》，它自1991年1月在东京的青山剧场首演以来，已经演出了一百八十四场，观众人数超过十八万。世界各报的剧评标题有《给观众以冲击的战争音乐剧》、《李香兰直率地谈论战争的历史》、《日本的音乐剧再现了战争：一个被两个国家分撕的明星的故事》……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高桥雅弘写信给浅利庆太道：“音乐剧《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和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现在，李香兰在战争结束四十七年、中日邦交恢复二十周年的今天，又将《李香兰》带到了中国——她的故国。1995年4月10日，《李香兰》在北京新建的国际剧院首演，剧场的第一批热情的观众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着演员们的歌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