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唱的歌
在国内，当有人问起哪一首是我最爱唱的歌时，我会感到茫然；因为，爱唱的歌太多了——从孩提时奶妈抱着我轻哼的《摇篮曲》到参军时高唱的《国际歌》，从在文工团学会的苏北《丫头号子》到学生时代在音乐学院合唱队时演出的《安魂曲》、《光荣颂》……我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芽可是，到了美国，当我和海外侨胞促膝相处，互诉乡情时，却立即找到了答案——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他们最爱唱的一首歌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
一位台湾诗人用诗一般的语言对我说：“我们爱祖国，想祖国，可不能老是喊‘祖国啊祖国’呀选呼之不足则歌也。我们想唱，而一唱就是这首歌。当我们开始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时，祖国的山山水水似乎就在我们眼前升起；而当我们唱到‘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时，我们的脸上不禁会一面浮现幸福的笑，一面淌下思念的泪……”听了这番话后，我曾暗自思忖，为什么这首50年代的“老歌”会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为什么这首“泥土气”十足的歌能在灯红酒绿的异国生根？
在我周游了美国，特别是在看到了各地“唐人街”的变迁后，深感祖国的兴衰对于华侨的荣辱是何等地息息相关选19世纪中叶，国弱民穷，大批的南方人民背井离乡，被当作“猪仔”和“契约华工”拐卖到美国。他们在建筑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穴这是使美国连成一体的命脉和美国工业力量的运输基础雪时，充当了主力，可是他们得到的报酬还不到白人的一半。之后，他们又被暴力种族主义者排挤杀害，被侮称为“没有灵魂可救”的“最低下的人种”，最后被赶到城市的“垃圾区”——“唐人街”去聚居。这是为什么芽就是因为他们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选可现在呢芽“唐人街”一片繁荣兴旺，有到处林立的中国酒楼，有高达四十层的“孔子大厦”，还有新成立的“中华文化中心”、“中山公园”和苏州庭园。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到处有人学中国文学、戏剧和音乐。祖国，祖国，只有在此时此地，才格外感到“祖国”二字的分量，这也就是海外赤子最爱唱《我的祖国》的因由选在美国的中国同胞还告诉我，他们也爱听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首次演讲后，就有好几位台湾学生围着我说，《梁祝》早在十年前就已流传到台湾。三年前，日本女提琴家西崎崇子灌录的《梁祝》唱片在台湾被销售一空，台湾当局甚感不安，下令禁售，当地唱片商就将片名改为《寻情记》，继续公开出售——我想，他们是在“寻情”，寻的是思乡之情，爱国之情选波士顿的ABC在美国，可以遇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中国人——有面目清秀、口操“南腔国语”的台湾同胞，有个子矮瘦、长发黑肤的香港青年，有祖籍台山、殷实朴素的老华侨，还有持重老成、和蔼可亲的大陆访问学者……可你常常还会遇到一些美籍华人，那就是ABC。
1981年春，在我刚抵纽约不久，“美中艺术交换中心”的女总管蜜仙告诉我，有一位从波士顿来的ABC想要见我。我不解地望着她，不懂什么叫ABC；她马上会意地解开了我的疑团——ABC者，取American—born Chinese三词之头一字母之谓也，意即“生长在美国的中国人”。要见我的ABC就是1980年在波士顿首演《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青年小提琴家张万新。
他来了。黄皮肤，黑头发，含着羞，露着笑，一张典型的东方面孔；可一开口，一动手，就像十足的美国青年。ABC是奇特的“混合体”——一方面，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交往的是美国朋友，习惯的是西方的习俗风尚和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却又有东方的道德观念和感情品格的烙印。父母们为了不让孩子忘掉祖先，就设法让他们进中文学校补习，在家里讲家乡话——有的祖籍上海的华侨在报上登招聘保姆的启事时，还特地注明要能讲上海话和烧上海菜呢选从表面看，他们似乎连那位女总管蜜仙都不如，蜜仙不仅能用左手持筷，而且能操一口流利的京白，可ABC们连自己的中国名字也说不连贯；但是，他们的心底却珍藏着对祖国的敬仰与向往之情——张万新告诉我，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返美的第二天，他的父亲张德文医生就在波士顿电台专题介绍过《梁祝》；到了1980年，他自己又在波士顿与波士顿城市交响乐队合作演出了这首乐曲。后来我看了他演出的实况录像，深深为之感动，真没想到这位连自己中国名字也说不连贯的ABC，竟然将这首乐曲演奏得如此真挚细腻，丝丝入扣；他用言语表达不出的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在音乐中全表达了选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ABC。在旧金山时，我还专门应一个ABC电台之邀，为他们介绍中国音乐；可是除了ABC外，还有更多的半ABC——就是出生在台湾、香港，但在美国受教育的华人。他们同样地思恋、向往和热爱祖国。在加拿大时我遇到一位华裔作曲家，他给我听了他创作的一首古琴与管弦乐队合奏曲《神游黄山》。我问他，为什么叫“神游”呢芽他说，他出生在台湾，只去过阿里山，没到过黄山，因为想去，做梦也想，所以名为“神游”。真是，祖国的山山水水，都是游子魂牵梦绕的情丝啊选美国是一个根枝蔓杂的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很多美国人都在找“根”。他们认为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所以1976年黑人作家哈利的长篇家史小说《根》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书。在美国的ABC也好，半ABC也好，他们都骄傲地知道，自己的“根”在遥远的中国，他们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龙的传人”选《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不仅是位名正言顺的哈佛大学出身的哲学博士，而且可以说是位“万能博士”——在进“哈佛”前，他就在康奈尔大学数学系夺得了两个一百分。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上，他深有造诣；在语言学和语音学方面，他更是作出了大贡献。可是，时刻在我们心头回荡的，还是他五十年前留下的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
访美前，我有幸听到了一个珍贵的“音响档案”——那是赵元任先生自己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录音。声音洒脱，节奏自由，比现在一般唱的要流畅明快，没有太多的缠绵和伤感。我就在声音中寻找赵元任，想象他一定是个身材高大，幽默开朗的学者，更希望能在美国见到他。
说来也巧，我到达波士顿的深夜，接我的正好是赵元任先生的长女赵汝兰和爱婿卞学璜。深夜里，他们驾车把我接回了家。我被安排在底层的一间摆满了各种版本的雅乐、古琴谱和录音的书房里就寝。临睡前赵汝兰告诉我，她的爸爸赵元任就在这里——最近他因丧偶而从加州迁居至此；但是，因为时间太晚，老人家已经入睡了。
第二天清晨，赵老还没醒，我就被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同学会”接到“海韵旅馆”去住了。“海韵”是波士顿最漂亮的旅馆，真有点海的韵味；可是，我还是留恋昨夜那间“地下书屋”，更是惦念着未曾见到面的老人家。
赵汝兰像是知道我的心事，特地安排了我与赵老先生的见面。那天我在参观了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后，就在教授餐厅与赵老先生共进午餐。赵老来了，他与我想象的不大一样——身材不高，沉默寡言，走路时巍巍颤颤，毕竟是九十岁的老人了呀选可是当他一开口，就又重现了当年的幽默风趣。我向赵老转达了音乐界同人的问候，他笑了；说到《教我如何不想他》一歌在祖国流传的情景，他又笑了。他说谢谢大家，还说要去中国看望大家。饭后他邀我在“哈佛”校园内合影留念。
过了几个月，在我第二次去波士顿时，又遇到赵汝兰了。她告诉我，他们一家才从中国回来。赵老那次返回中国，南北遨游，不但用自家的乡音引吭高歌《卖布谣》，而且告诉人说，近年来，每有聚会他总爱高歌一曲《教我如何不想他》。他解释道：“‘他’可以是男的、女的，‘他’代表着一切心爱的他、她、它……有思念祖国和念旧之意。”不料次年遽尔逝世……真是啊选如此多才多艺的老人，如此多情多痴的赤子，又教世人如何能不想他呢选“洋娃娃”中国民乐队在芝加哥附近，有一座小镇，叫底凯勃。那儿的镇中心只有一条街——不像是宽舒伸展的“闵行一条街”，而是一条仅有一家中国餐馆的安静的小街。可在那附近却有一所设备和结构都很新颖的现代化大学——北伊利诺斯大学。大学音乐系中唯一的中国教授韩国几次打电话到纽约来鼓动我说：“来吧，来看看吧选我们的设备是第一流的，每个学钢琴的学生都有一架斯坦威大钢琴……”
我去了。那里钢琴的“合班教学”和四面投光、八方传声的演奏厅确是引人瞩目，可使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韩教授组织的“洋娃娃”中国民乐队。这是一支独一无二、别具风格的中国民族乐队，全由在那里选修“世界音乐”课程的美国女孩子组成。穴“世界音乐”指欧美正统音乐之外的其他民族音乐，如印尼的“加美兰”，印度的“拉加”和中国、日本、朝鲜的音乐。这门课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频繁而新增设的。雪她们特地为我作了次表演。乐队有十来个姑娘，有的拉二胡，有的吹笛子，坐落在中间的是扬琴，俨然像个指挥台。演奏是认真和充满自信的，也许是因为我在座的缘故，这些一二十岁的女娃们显得颇为腼腆；可是在演奏一结束后，就马上像群小麻雀似的踊跃到我跟前，倾听我的意见。我当然是鼓掌首肯。韩教授得意地告诉我，他有辆“大篷车”是专为装载这支娃娃乐队到各地演出用的，她们还备有中国服装；他还打算带她们到世界各地去演出呢选无独有偶。我在旧金山时，还遇到了一位会拉二胡的“洋妈妈”，她叫瓦莱莉，是毕业于波士顿和南加州两个大学的音乐学士和作曲硕士，会拉提琴，也会拉胡琴。因为喜爱中国音乐，她特地参加了旧金山的“华艺社”中国民乐队。当我在旧金山时，曾举行过一次大型报告会。会前有两支乐队进行表演，以示欢迎：第一支是西乐队，瓦莱莉在里面拉中提琴；但当第二支中国民乐队出场表演时，她也还在里面，却变成拉胡琴了。报告会后，瓦莱莉抱了孩子走到我面前，递了一张报纸和一张节目单给我——报上登的是一张照片，是她穿着中国短袄，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在演奏二胡；节目单上印的是她的二胡曲目：《赛马》、《拉骆驼》、《江河水》和《牧羊姑娘》，还有刘天华的《除夜小唱》呢选她一面摇着怀里的孩子，一面含着笑对我说：“我要到中国去选我要到你们学院去学习。”我高兴地表示欢迎，但不由得踌躇了一下：“那你的孩子怎么办呢芽”她连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我抱着他一块儿去选”。
巴托克的《天鹅之歌》
传说天鹅在临死前要唱一首歌——一首美丽凄楚的歌；因此，人们常把作曲家的最后一首作品比喻为“天鹅之歌”。
1981年春，我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聆听了匈牙利大作曲家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演出。这是巴托克的《天鹅之歌》，是在1945年生命最后时刻的杰作。次年春，两位匈牙利音乐家——钢琴家山道尔和指挥家奥曼第协同费城交响乐队初演了这首作品；而现在参加这次演出的还是两位匈牙利音乐家——虽然指挥换为另一个匈牙利人多拉第，可是担任钢琴独奏的仍然是当年的山道尔。山道尔老成而又清新的演奏，不仅使这首作品增添了纪念碑式的悲壮色调，而且使时光倒流三十五年，令人想起了巴托克当年在美国的境遇……
巴托克一生的最后几年是在美国度过的。1940年，匈牙利弥漫着法西斯毒菌。巴托克被迫离开祖国，流浪到美国。他多么爱匈牙利选他曾带了老式录音机到匈牙利乡下去采录了数以万计的民歌，他又巧妙地将匈牙利农民音乐与现代表现技巧结合起来，创造了20世纪的新音乐……可是，在他到达美国后，他的音乐却不能被当时充斥着流行音乐的美国所接受。在这个被他咒为“诚然是有饿死人的自由”的地方，巴托克过着清苦和孤独的生活，只有少数知音与音乐社团理解与资助他。1945年春，郁郁不乐的巴托克得了白血病，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了夏天，他自知生命已经进入最后一章，就在纽约五十七街的那所狭小的公寓里，奋笔疾书，写下了这首《天鹅之歌》。这首协奏曲既是他的遗书，又是他的遗产——在作品中，他倾注了对祖国无限的爱与眷恋，对生命的回顾与赞颂；同时也充满了温馨的女性美——因为这首乐曲是为他的妻子和学生、钢琴家德依妲写的。巴托克知道，这是他最后可以留给她的一份遗产，也是留给全人类的一份宝贵财富……他在病床上挣扎着写，写到结束前十七小节，已经精力耗尽，于是，他悲愤地在乐谱上掷笔写下了一个匈牙利词：Vege——终止选这既意味着作品的终止，也意味着生命的终止选只要再给他一天，他就可以把那十七小节写完；可是，死神连一天也不给，就夺走了他的生命选巴托克没有来得及亲眼看到匈牙利纳粹政权的崩溃和世界和平的恢复，也没有来得及唱完他的《天鹅之歌》，就含恨离开了人间；那最后的十七小节，还是由他的学生蒂博根据他遗留的缩谱完成的。
就在巴托克去世后不久，在美国出现了一股“巴托克热”。到处都在演出他的作品，他死后一年之间各种作品的演出，比他一生中加起来的总数还多。现在，美国所有的乐团都在演奏巴托克的作品，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巴托克。当年巴托克工作过的哥伦比亚大学引以自豪，但同时也深感羞愧——因为那时这所名牌大学并不理解他的价值，只是接纳他在图书馆里当一名研究民俗音乐的“客席助理”。现在虽然一切都不同了，但死后的荣耀并不能使巴托克复活，而巴托克在这首《天鹅之歌》中所记录的哀鸣，也将是一曲永不泯灭的传世绝唱选斯特恩想念中国一到纽约，就想去看看小提琴大师斯特恩，可是这位被称为“全世界最忙的音乐家”又出外演出去了；他忙得连自己那部电影的首映都没来得及参加。那部电影就是获得198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金质奖的《乐韵缤纷——美国音乐家访华》，是一部记叙1979年斯特恩访华的音乐纪录片。电影首映我倒是参加了，那是1981年2月23日的晚上，地点就在我寓所对面的剧院。影片不长，只有八十四分钟。可我记得原来他的素材片可以足足放四天四夜！影片真实、自然和简练，它把我带回到彼时彼地、彼景彼情……
影片中出现了我们的老副院长谭抒真的特写。在他那段叙述“文革”中遭遇的独白镜头拉过之后，突然斯特恩奏起了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它象征着中国的第二个春天……
影片的结尾镜头是一个皱着眉、噘着嘴的孩子在聚精会神地演奏那只和他差不多高的大提琴，他就是上音附小的王健。王健迷住了成千上万个美国孩子，父母们带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看这部电影，为的是让成天坐在电视机旁的美国孩子看看中国小朋友是怎样学习的。记得斯特恩在参观上音附小的琴房时，就感慨万分地赞叹道：“每一个窗口都是一个天才！”
影片的主角，小提琴大师斯特恩在电影中更是活龙活现，真实动人。由此，我记起1979年他到我家来做客时，穿了一身便服，眼镜一直推到额角顶。他一面吃杨梅，一面摇蒲扇。累了，就躺在沙发上小憩片刻；醒了，就谈音乐、听音乐。那天，他一连听了我好几首小提琴作品。在听完《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后，他还在自己的琴上，模仿着拉了几句快速乐句。
看完电影，得到的总印象就是斯特恩曾经说过的那句话：“音乐是最好的传递友情和相互了解的纽带。”同时，也就更想能早日见到这位老朋友了。
到了5月快离开纽约时，我们终于见面了。我对他说：“你好像瘦了。”斯特恩高兴得笑了出来：“这是再好不过的消息——告诉你，我瘦了三十磅！”忽然，我看到桌上有一个头能牵动的小玩偶，就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我呀！”原来这是朋友们在庆祝他的六十寿辰时送给这位“老小”的。斯特恩告诉我，他想念中国，想念中国的朋友——他问起谭副院长，问起小王健，说以后还要来中国。我问他最爱中国的什么？他说，最爱中国人的人情味！我送了他几幅中国字画，其中有一幅是托江西青年书法家魏来书写的“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他看了后很喜欢，因为那龙飞凤舞的大笔草书很像他的运弓。他回赠了我一套他自己演奏和签名的唱片。我们只交谈了二十分钟，因为小提琴家林昭亮已经等在门口，而斯特恩不久又要离开纽约到世界各地去演出了！
“无声音乐学院”
弦管交响，琴歌齐鸣，百步之外闻其声；这是所有音乐学院的标志。可是当我步入纽约朱丽亚学院时，迎接我的却是一片寂静，简直像是走进了一所肃穆的历史博物馆。经过四所剧场，八十二间琴房，隔着窗，只见弓摇弦动，琴键飞舞，却是见其人而不闻其声，宛似一所“无声音乐学院”。具有如此精良的现代化隔音设备的音乐学院，确是令人羡赞；但更使我惊异的还是两位中国小学生。
推开小音乐厅的门，正好是一个中国女孩子在开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她才八岁，叫Yvonne Soo，拉得那么自如，那么陶醉，演奏巴哈的作品时像个小大人一样，我立刻想起我们的小金力和王晓东……
在另一间琴房里，作曲家汤马斯和他的中国学生小丹萍正在等我。汤马斯是个谦逊温和、热爱生活的穷作曲家。我去过他家——一间终日不见阳光的斗室，可就在那里，他还用日光灯培植了一长排鲜花。小丹萍才十一岁，是从台湾来的。她从八岁起就开始作曲。今天他们在上作曲课。小丹萍先弹了自己作的三首小钢琴曲：“三姐妹”，然后汤马斯让她写一个主题，再发展成一首乐曲。上课像是讨论，老师提意见，学生可以不同意。汤马斯告诉我，小丹萍很聪明，已经写过三重奏和管弦乐作品，可是他还是要给她一些严格训练——包括中世纪的复调和现代节奏……
像这样的中国孩子，在朱丽亚学院中很多，他们大多在学院的“预备学校”（相等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附小、附中）上学。每逢星期六，父母带着他们去上一天课——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时。除主课外，还要上乐队课、钢琴课、乐理课和室内乐课。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都很广。最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数学成绩都很好（因为在我们的“概念”中，音乐家是只懂音符，不懂几何的）。现在，在朱丽亚学院的预备学校中，东方孩子已经占了三分之一，在沉默了几世纪后，无声的东方爆发出惊雷！难怪有人说，21世纪的乐坛将是属于东方，属于中国的！
在离开朱丽亚学院时，兴奋之余，未免有些惆怅。在学院学生部门旁的大玻璃框里，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卡片，那是学生们为了学业和生计寻找工作的“广告”。专门培养音乐、舞蹈、戏剧“尖子演员”的朱丽亚学院，像一座坐落在“林肯中心”建筑群中的象牙塔，它的毗邻是举世闻名的大都会歌剧院、纽约市歌剧院和纽约交响乐团；可是，又有多少像帕尔曼、马友友（均出自朱丽亚学院，前者是小提琴家，后者为大提琴家）的佼佼者和幸运者能登上塔顶呢？难怪在饭馆里和地铁里经常可看到音乐院的学生在献艺；从歌剧系毕业的高才生，也不得不到“百老汇”的剧院中去唱合唱。更难怪朱丽亚学院的学生在得知中国音乐院校的学生全部免费就学和毕业后保障工作的情况后，感到如此惊讶、羡慕和不可理解！
编钟与电脑音乐
“美国和中国有什么区别？”这是很多美国朋友常爱问我的一个问题。
“你们天上的东西很多——电子、激光、太空宇航；我们地下的东西很多——仰韶彩陶、商周青铜，鼓、磬、编钟……”我总是这样回答。
在波士顿的两天中，我正好经历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前一天，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参观了梵柯博士领导的“电脑音乐实验室”。那里所听到的，可谓是“天上的音乐”——通过电脑，可以合成自然界所没有的声音；可以不用乐手和乐器，而是根据一定的“加工单”进行音乐的制作和“演奏”；还能通过调节，将声音回旋周转，甚至可使它的几何图案的形状，萦绕在听众耳中……置身于如此光怪陆离的音响世界之中，颇有听“太空音乐”之感。梵柯博士就像他写的乐曲《探索》那样，是在探索音乐与科学是如何通过电脑而融为一体的。我想，他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与他兼为音乐博士与数学博士分不开的。
后一天，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梯形礼堂中讲学。当我“出示”了我们的“地下音乐殿堂”——随县出土的楚国曾侯乙墓编钟的音响之后，全场为之振奋。我就从这点出发，谈到中国音乐的成就及其对西方的影响……
编钟，是一座纪念碑。那钟体上镌刻的二千八百多字的镏金篆体铭文，证明了我国的七声十二律是战国时就有了的。它还显示了古代中国在乐器制作上的创造——每口钟都能发出相隔三度的两个音，而且有跨越五个八度的“钢琴音域”……
编钟，又是一篇“启示录”。它那细微的音色变化和“钟鼓齐鸣”的合奏形式，启迪了20世纪音乐中重音色、重节奏的原则；而它那丰富的泛音回响合成的“音束”、“音块”，也暗示了现代和声中多层次重叠的调式、调性和异彩斑驳的音响组合。古代东方对现代西方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色调、情趣上的猎奇，而是转向哲学和美学上的“内化”。难怪不少美国作曲家热衷于《易经》与禅道，很多美国诗人取法于中国古诗，甚至说“中国之于美国的新诗”，就像“希腊之于文艺复兴”；也难怪毕加索自认为他的画风受了中国画的影响——张大千就亲眼看到他用毛笔水墨练习的中国画有五册之多选……
演讲会毕，梯形礼堂中仿佛还盘旋着中国古代编钟的袅袅余音。梵柯博士和他的学生们在对之赞叹之余，都建议把编钟的音响改制成电子音乐在全世界传播；我也觉得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因为，20世纪有了对流和互相学习的条件。东方——西方，科学——艺术，天上——地下，都可以广泛对流。而“天上”和“地下”的对流需要一个“合点”——那就是人间选“皮包歌剧团”和小交响乐团美国是个爱看歌剧的国家。每当大都会歌剧院上演古典正歌剧时，总是座无虚席；而“百老汇”的反映现代生活的音乐剧穴如描写弃儿的《安妮》，刻画流浪犹太人生活的《房顶上的小提琴》等雪，更是深受欢迎，经久不衰，一演可达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选尽管如此，美国的歌剧事业仍是不景气，票价收入只够敷大都会歌剧院开支的一半。
但美国的小歌剧团却很活跃。一次，我在一家小学礼堂观看纽约歌剧团演出的《阿勃特·海林》穴英国作曲家勃立顿的喜歌剧雪。演员是临时搭班的穴十三个角色中，只有四名是专业歌唱家雪，服装、布景是借的，而乐队只有三人——演奏两架钢琴和打击乐。首席钢琴就是艺术指导萝丝本人穴钢琴谱也是她根据总谱缩编的雪。伴奏虽不如乐队丰富，却很清晰。像这样的“皮包歌剧团”，光是纽约，就有四十多家，它们各有特色：如有家剧团就专演名作曲家的“冷门戏”——十二年来演出威尔第、普契尼等作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歌剧，竟有七八十部之多选更有趣的是“餐厅歌剧”。一次，我在一个只能放七八排座位、容纳几十个观众的“餐厅剧场”里看歌剧。剧情是反映独立战争的一出出小故事。演员边说边唱，观众边听边笑，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生气蓬勃，情趣盎然。在那个没有台的“舞台”上，还搭了个小阁楼，供乐队伴奏用。那天的乐队也只三个人——一把提琴，一支长笛和一架电子琴。
美国也是个爱听交响乐的国家。二次大战后，美国在60年代所拥有的大型交响乐团达到全世界交响乐队的半数以上，但7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不景气，使许多大乐队摇摇欲坠。而这时，小型交响乐团却在美国复苏和兴起。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形式机动灵活，节目琳琅满目，演奏富于个性。不仅可以在卡内基音乐厅和林肯中心演出，而且能在体育场、博物馆、会议厅和超级市场等公共场所大显身手。著名的得克萨斯小交响乐团的指挥乔丹诺最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新墨西哥州鲁意杜索一个大马棚中演出的体验——鲁意杜索是世界最大的马市场，“小交响乐团”在那里演出之时，正是鲁意杜索举行马展及赛马的季节。来听“小交响乐团”在马棚中演出的听众，几乎都是一辈子未曾与古典音乐接触过的，但结果却大获成功选以小胜大和“大题小做”，这就是“皮包歌剧团”和小交响乐团的风格。
“玻璃音乐”和草裙舞
夏日里，我第二次来到美国中部的“明城”——这是对明尼阿波利斯的爱称。因为她明亮秀丽，有千湖盘绕；更因为她多情好客，到那里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在作曲家奥尔腾家里，我参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家庭晚宴。晚宴以《梁祝》为“开场音乐”。用餐后，要求每人各说一个笑话，各献一个节目。突然，明尼苏达大学国际关系部主任波特教授从客人中钻出来说：“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有一段音乐要送给我们的中国作曲家——这叫玻璃音乐。”什么是“玻璃音乐”呢芽波特介绍道，那时他在非洲，正遇到过复活节。按照当地的风俗，每家门口都堆放着很多鸡蛋。当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玻璃上照到墙上时，就变成一行行“五线谱”；而鸡蛋反射出来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一只蛋是一个音，几只蛋就成了一串和弦。波特见此奇观，惊叹不止，马上就撕了张便笺把它记下来……
这确是奇观，也近似玩笑或猎奇。但倒也可从侧面说明美国人对民俗学和少数民族音乐的兴趣。
当我来到新奥尔良——爵士乐的发源地，正好遇上一年一度的“爵士音乐节”。码头、街道、剧院、酒吧，到处都沉浸在爵士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家“爵士胡同”里演奏的古典爵士，它从演奏特点到演出方式都保持了民间的传统——听众席地而坐，乐师尽兴演奏。那质朴哀怨的音调和强烈粗放的切分节奏，使人想起当年密西西比河中流淌着的黑奴的泪水和他们热爱生活的欢笑声。管乐吹奏时酷似黑人歌唱时那种聒耳的“喉音”，颇似中国的“卡戏”；而自由的即兴演奏又使我联想到江南丝竹的“加花变奏”……遗憾的是，某些传统已经悄悄地退化，每年5月21日开始的“爵士音乐节”，还是很多外国音乐家从世界各地把散失了的原稿带回这爵士乐的故乡，重温旧曲的。
到了华盛顿，又逢“民间生活节”。成千上万的观众一面啃着烤牛排，一面坐在绿茵茵的大草坪上欣赏来自二十四个州的民间艺人表演。其中有印第安人表演造屋、打铁、烹饪和成衣；有兼有非洲与西班牙传统的古巴黑人在皮、木、鼓的伴奏下的欢歌狂舞；还有些人零零星星地坐在角落里，悠然自得地自弹自唱乡村歌曲。
在夏威夷，更是一派异彩缤纷的东方情调选萨摩亚族的“燧木取火”穴用野生红花晒干后摩擦雪将我带进了古老的原始社会；而夏威夷的“草裙舞”则展现了绚丽多彩的民间舞艺——姑娘们能用各种“舞语”来表达海滩、椰子树和爱情等风物情景。使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们舞时并不扭腰，而是只动膝部，可是由于披曳着的草裙，便给人一种风吹椰子树的摆晃感。一面看，我就一面想到我们贵州深山里的“短裙苗”，她们是穿着短的草裙跳舞，可是隔了一个山寨，又是不同的草裙，不同的舞蹈，我们的民间艺术更是多么光彩夺目啊选中国≠瓷器在英文里，China就是中国，也就是瓷器。
瓷器——唐朝的越州坛、宋代的定窑碗，曾经闪耀着祖先悠久文化的光芒；但当它被砸锤成碎砾时，不也就是祖国蒙受苦难时的印记吗芽可是，中国≠瓷器，这也是我在美国看中国时得出的结论选当我在美国南部新奥尔良参观时，陪同我的卡特夫人骄傲地指着一座座法国式的建筑介绍道：“这是圣·路易斯旅馆，建于1820年，当时很多棉花商、糖商在此交易，还有人贩卖奴隶。那是……”她突然停了下来，自嘲地笑了起来：“我为什么要给你介绍这些呢芽你们有五千年历史，而我们才两百年……”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展出了中国清代的服装。当我步入大厅，耳闻的是阴森拖沓的音乐伴奏，所见的是畸形的长辫、小脚和昏黄的灯光。我一面看一面对身旁的美国朋友说：“这不是中国的形象。长辫、小脚不能代表中国，野蛮、落后的清王朝不能代表中国。中国是条有五千年文化的历史长河。敦煌壁画的异彩，春秋编钟的绝响，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事实上也是，中国的形象在国外长期以来是被扭曲的。
过去，中国人大多在“三馆”（餐馆、洗衣馆和图书馆）里工作——当然，中国菜是首屈一指的。据说单是纽约州就有近五千家中国餐馆。纽约百老汇街上有一家名叫“全家福”的上海馆子，光是星期六供应油条豆浆（油条又粗又肥，每根五毛美金）就已忙得应接不暇了……可是，现在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已经远远不止是“食为先”的形象了。很多中国人在美国的太空宇航等重要部门工作，更多的人在大学任教。中国人发明的、遍及全美高速公路上的“反光指示灯”（汽车驶近时板上自动亮出路标，离开后又自动隐没），闪耀着中国人的智慧，而波士顿高耸入云的玻璃大厦则载录了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伟绩——他的名字已被刻在“自由女神”纪念碑上！在音乐方面，中国人的才华也正在喷射横溢！二十六岁的马友友被誉为“当今活着的最伟大的大提琴家”，林昭亮被称作“才能超人，具有非凡魅力”的小提琴“新星”，上海出生的钢琴家诸大明在美国的克莱本钢琴比赛中引起震动，被认为“技巧辉煌”、“才能出众”，而徐惟聆则在全美的小提琴比赛中夺得了唯一的奖……他们代表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在国外时，无论是在带有希腊庙宇和罗马殿堂风格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坛上，还是在千湖盘绕的明尼阿波利斯城的家庭宴会里，我讲的都是一个主题：中国和中国文化。同时也讲了音乐中的“远缘交配”——中西音乐的对流与结合。那时，虽然只身远离祖国万里之外，可心却离祖国更近了，我深深地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当海外的记者们问：“你为什么不留在美国而要回到中国大陆”时，我简单地回答道：“因为那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根在那里——艺术家不能没有根，没有祖国！”
写到这里，我想起诗人高伐林的诗句：
“我在想：中国，有悠久的文明，优秀的儿女，你怎能满足在瓷器这个词上打上印记？你应该与胰岛素、与层子连在一起，你应该与伊甸园、与天堂同一涵义！”
“让我们像爱护瓷器一样爱护祖国！把你呀，抱在胸间，举到齐眉，擎上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