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李四光，我顿时就要从他那光彩夺目的生命光谱中抽出四道光来！
第一道，救国之光。这位十六岁时由孙中山先生亲手接纳的最小的同盟会会员，始终牢记先生的嘱咐：“你要努力自学，蔚为国用。”先后到日本、英国去学习造船、采矿和地质，全是为了“把开采祖国宝藏的钥匙拿在自己手里。”
第二道，真理之光。“拿自己古代遗留下来的证据做老师，在这里找真理。”这是李四光的座右铭。他从东亚山脉构造型的实情出发，证明不能套用适用于美国西海岸边缘山脉生成的“大洋造山论”；还用他所开创的地质力学揭示了地壳构造各种形态的奥秘。
第三道，冰川之光。洋人说，中国在第四纪时没有发生过冰期；可是李四光早在1921年就在太行山麓发现了冰川的漂砾和冰川条痕石，之后又发现了冰川U字形谷。
第四道，石油之光。洋人还说，中国贫油——1914年美国人克拉普在陕北一连打了七口钻井，口口都是干井；而当时李四光却在欧洲宣称：新华夏系的沉降带中含有石油。他为“打井不见水，引水无水源”的河南密县找到了一千多眼井，被老百姓夸为“真正的风水先生”。
可是，你可知否？李四光还有“第五道光”呢！
日前，在去唱片室的路上巧遇专攻中国现代音乐史的陈聆群君。在我们擦肩而过的瞬间，他突然用神秘的口吻在我耳畔咕哝了一声：“你知道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是谁写的吗？”“是不是马思聪？”我犹豫地猜测道。
“不！”他狡黠地笑了笑，“是李——四——光！”
然后，他得意地从公文包中小心地抽出一张五线谱手稿，那是首小提琴独奏曲，眉端工工整整地写着曲名：《行路难》（1920年作于巴黎），作者是“仲揆”——聆群君不等我发问就抢在我前面说，“仲揆”不是别人，就是李四光！
陈君卖完“关子”，就将他这次“勘探经历”徐徐道来——去年3月，他为编纂出版《萧友梅选集》一事，专程到北京去探望过萧淑娴女士。萧告诉他：李四光曾作过一曲，可在二叔（萧友梅）的遗物中找到。陈君回沪后，用考古的精神翻遍图书馆的资料，结果在一包学生的文稿中发现了此一遗物。这位“音乐勘探家”欣喜若狂，当即函告萧淑娴，在伊人首肯后，此事就成为1991年度的乐坛佳话了！
我捧着曲谱仔细端详。全曲有头有尾，层次清晰，中间还有转调呢选最可贵的是，乐曲立意深邃——行路难，行路难，地上地下都布满了看不见的“黑洞”。我不禁想起李四光在1942年为悼念他的学生和好友朱森所写的一首五言诗：“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森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行路难——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一个“大概括”。但是，中国的第一首小提琴曲不是来自中国的“音乐之父”，而乃出于中国的“地质之父”之手这一史实，不也正是当时一代知识精英才华出类、修养拔萃的一个“大概括”吗？顺便提一句，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冰女士也还曾为沈心工的词“对镜自照”谱过一首重唱曲呢！而像李四光、许淑冰那样既放射着“科学之光”，又闪耀着“艺术之光”的“知识伉俪”——如梁思成与林徽因，钱学森与蒋英等，在“五四”后的中国知识界中是不乏其人的！我非九斤老太，也不希望一代不如一代，但却委实怀疑我们目前这种“单向偏才”式的理工科教育体制，能不能培养出李四光那样的具有立体型知识结构的大科学家？晚年的玻尔深为人文科学和物理科学的分裂而忧心忡忡，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裂痕”。并提醒人们要“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因为那是达·芬奇的时代，是人类自身统一、完善和成熟的时代……
说到玻尔，就会想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过：“我的科学成就，许多是受音乐的启发而得到的。”1912年8月的一个早晨，他独坐在钢琴前，阵阵琴声从他指尖涓涓流出——但那天弹的乐曲与往日不同，休止符特多。因为，他在边弹边思考……半小时后，他突然处于“顿悟”状态，丢下钢琴，一头扎进顶楼的工作室；一个星期后，满脸惨白的爱因斯坦重新回到钢琴室，颤巍巍地拿着几张稿纸对妻子说：“就是这个！”——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广义相对论”！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说，他发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是受了他家乡巴伐利亚民歌“和谐曲”的影响；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则说：“音乐常常迫使我紧张地思考我正在研究的问题”，“失去音乐可就会失去幸福，甚至还会影响智力。”我在这里，绝非鼓吹音乐万能，而只是希望我们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光谱中，也能多闪出几道光束！五光十色才成画吆！
对了，得再“倒叙”一下李四光大名的来历——李四光本名李仲揆，1902年他十四岁时到武昌城去考“官学”时，一走神，竟在填写报名单时在“姓名”一栏中填上了年龄：“十四”。他情急智生，将“十”改成“李”，变成“李四”；然后一抬头，突然望见大厅正中挂了一块横匾，上书“光被四表”四个大字。啊！有了，有了！“‘四’字不动，下面再加上一个‘光’字——李四光！对呀！四面光明，光照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