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幽默心理和幽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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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交流之难源于人性本身——幽默是治疗情绪膨账最好的药方(1)

一、无效交流和有效交流

幽默在社会生活中属于人际交流范畴。人需要交流,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

关于人,自古以来有许多定义。古希腊的哲人把人定义为“无毛的两足动物”。马克思把人定义为能够制造工具,有目的的劳动者。而当代西方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认为,能够使用象征符号是人的最大特点。其实,他对人的定义,与古希腊哲人的定义和马克思的定义并无矛盾。无毛的两足动物,指出了人的生物形态的特征;制造工具,则是这种生物赖以发展的条件;而使用象征符号或者语言,则是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所必需的。人类制造工具,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工具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发展的,所以,无毛的两足动物如果不用语言符号交流思想,生产就不能进行,更谈不上社会文明的发展。

语词作为象征性质的声音符号,不是客观必然的,而是主观的、约定俗成的,是社会认同的结果。照理说,有了社会认同的声音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和情感应该是很顺利、很充分的。但事实上,人与人的交流经常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而这种意义,不仅仅来自传统,而且来自个人的经验。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现象有不同的看法,这不是由于一时的原因,而是长期的实践和文化经验熏陶的结果。一个人的思想,不但是在其多年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而且受多少世代文化传统积淀的影响。就是同样的话语,在不同语境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比如,我们口头上常用的“同志”这个词,意思就很多。最初是国民党把党内的仁人志士叫做同志(在党外叫做先生),后来共产党把这个词扩大到一般的群众,表示在政治立场上认同。而在英语中,翻译为“同志”的comrade却有同性恋的意思。所以,相同的语词,往往蕴含着不同意义。

正统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人与人交流不通,是因为属于不同阶级。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不同阶级没有共同语言。阶级立场,实际上是一种群体的利益立场,出于不同利益,就有不同的语言。举一个例子:我国代表和美国人进行商务谈判,美国代表揪着中国的“盗版”不放,想给我国代表来个下马威,其开场白便显现出敌意:

“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

这是很粗野的,我国代表毫不留情地顶了回去:

“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美国代表口中的“小偷”,概念是扩大化的,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的代表都包含在内。而我国代表则针锋相对,把“强盗”的概念扩大化,把美国代表说成是强盗。

用阶级和群体利益来解释人们缺乏共同语言,这种说法固然不能说是错,但是不够严密。因为,明明摆着就是同一个阶级,甚至同一个家庭,也往往因为难以沟通而激烈冲突,吵得一塌糊涂。于是,又有一种学说进一步解释说,人与人之间不能顺利交流,是因为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所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为什么要吵、要打,炸弹飞来飞去,就是因为这一伙人和另外一伙人之间没有办法沟通,口头、书面都不能沟通,就只能靠“拳头”了。不仅在国际上,在国内也一样,就是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人们,如巴基斯坦人自己也经常闹得血肉横飞。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困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集体的因素,无可回避的还有人的个体因素。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是和人的本性有关的。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一书中写到:“在灾难中,那些失去自己亲人和财产的人们,互相帮助,互相体贴,无私地共享有限的生活资料,一旦情况好转,有了私有的可能,就打起来了,亲密关系就崩溃了。”

人们常常无视这种有关人类交流沟通的基本的规律,常用一些非常肤浅的观念把它抹杀。什么“摆事实,讲道理”、“事实胜于雄辩”、“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些观念用交流的实践来检验,是很脆弱的。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离开个体的、显在和潜在的观念、经验、趣味等等绝对客观、中立的事实。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摆事实,你就摆吧,我说的事实和你说的事实就是不一样,我说你踩我一脚,而你说我先踩你一脚,怎么交流?没法交流。口头没法交流,还有别的办法,比如拳头。用了拳头以后,那就不叫交流了,那是斗争。拳头阻断了交流,到公安局去交流。公安局裁决事实如何如何,是不是双方都服气呢?不一定,还不能做最后的定案,还得拿到法院,法院可能认为事实不清,发还重来。折腾了几趟,到了法院,事实认定清楚了没有?一个法官认定了,行吗?不行,还有好几个法官,合议庭的几个法官还得表决,4比3,4票赞成,3票反对。枪毙,就枪毙了吗?不行。因为枪毙这个事情,把人脑袋上打个洞,这个玩意儿不那么有诗意。当然,伤口不大,不是有个说法吗?杀头也只有碗大一个疤。但是,头砍下来,比较可怕,砍错了,不可能再安回去。不仅仅是杀头,就是判刑,脑袋上没有疤,也不好。把人家关上好多年,平反了,可是头发白了,青春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回了。青春的感觉,人这辈子只有一回,无法补偿。所以,对法院的判决不服,还可以上诉,上诉到高一级的法院。高一级的法院认定,行了吧?不行,还得拿到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就是明摆着的事实,也得折腾这么多层次,而且还免不了有冤假错案。有一个行业,很神气的,很好赚钱的,律师,就靠搞这个复杂的事情吃饭。而且吃得比你、我都好。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有缺点的,缺点在哪里呢,就是看同样一个事实,由于感情、立场、文化背景、经验、兴趣、价值观念等等的原因,明明摆在眼前的事实看不见,看见的又不一定都是事实。人虽然号称万物之灵,但是这个缺点却使人不太“灵”。由于这个不灵的缺点,人类才发明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乃至陆、海、空军之类。

人的心理缺陷,注定了人与人交流的麻烦。这是我们立论的出发点。为了把这个基点说清楚,我们不得不举些例子。

知不知道福建漳州有个南山寺?南山寺里有一尊菩萨塑像,是很有名的古迹,据说当年塑造这个菩萨的时候,请了一个非常牛气的雕塑家。此人非常傲慢,他说:“我雕塑的菩萨,完美无缺,雕成以后,任何人挑出任何毛病,我将分文不取。”雕像完成以后,漳州的官员觉得能够省一笔钱并不是坏事,就发动漳州百姓,甚至是乡下的老太婆来看,但愿能看出一点名堂来。结果男女老少去了一大堆,居然谁也找不到毛病!其中有个妇女抱着孩子去看热闹,这妇女也看不出问题来,可她怀里的孩子大叫一声:“妈,我看到毛病了!”周围人都在笑,小孩子能发现什么毛病,但他的母亲挺民主,说:“那你说说看,究竟什么毛病。”孩子说:“这个菩萨的手指太粗太圆!”(我到漳州南山寺考察过,那个菩萨的手指真的太粗太圆,像香肠一样)小孩的母亲说:“何以见得是个毛病呢?你怎么不让人家菩萨的手指头长得比较肥一点呢?”但孩子说:“不,这个菩萨鼻孔太小,如果他要挖鼻孔,根本伸不进去。”我也去看过这个菩萨,果然是鼻孔太小。不过,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那菩萨的鼻孔不但太小,而且太浅,根本就没有深度。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实,许多大人看不到,小孩儿却看到了呢?因为人在观察对象的时候,脑袋不是照相机,对外界的信息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选择的:与自己的经验、兴趣、情感、爱好、价值观念一样的,就看得见,否则就视而不见。大人对挖鼻孔没什么兴趣和近期的经验,所以视而不见;小孩儿对此的兴趣却非常强烈,而且有种种的技巧,故一望而知。

与自己的意向无关的,就视而不见,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人性的一种缺陷,而且这还只是人性缺陷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明明不存在的事情,却又看到了。

中学课本上,有一篇《疑人偷斧》的课文,说是一个人把斧子丢了,就怀疑是邻居偷的,于是留心观察邻居,结果越看越像小偷。后来呢?斧头找到了,证明人家不是小偷,便又留心观察这家邻居,结果是越看越不像小偷。这说明人性的缺点是多么严重,明明存在的,他却视而不见,明明没有的事,他又看见了,且又不是幻觉。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事情比比皆是。谈恋爱的人,往往生活在错觉之中,明明是一个长相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偏偏觉得她美如西施。

以往,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告诉我们,外部有了刺激,人的心理就有了反应,其公式是S-R。后来,心理学发展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心理过程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绝对被动地对外部刺激产生反应。人并不是被动的照相机,人对外部信息,只接受那些与自己原本心理状态相一致的,接受了,就有反应,否则就没有反应。皮亚杰把这种原初状态的心理状态叫作scheme,有人把它翻译成“格局”,有人把它翻译成“图式”。外部信息只有和这个图式相通才有反应。这种反应皮亚杰把它叫做assimilation,我们把它翻译成“同化”。有了同化作用,人才对外来的刺激有反应。我在20世纪60年代到福建。福建各地区的方言多种多样,没有一个人敢于吹牛说,他能听懂所有的福建方言。我当然也是。但我听闽东人、闽南人、闽西人讲普通话,明明带着不同口音,可我听起来都是一样的。福建这个地方,四季常青,鸟语花香,福建方言在我听来如同“鸟语”,都差不多。其实,福建方言是很复杂的,有些地方离几十里地就互相听不懂了。哪怕是讲普通话,福州、莆田、泉州人腔调各异,但是我对这些区别就听而不闻。原因是不能同化。这样,从理论上来说不是很悲观了吗?一旦不能同化,就永远没有希望听懂了。但是,经过40多年的生活,我现在上课,我的学生只要一开口讲普通话,我就可以从他的口音确定他仙乡何处,连哪个县、哪个区,有时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是不能同化吗?为什么又把那么微妙的语音差异同化了?因为,在我的“图式”以外的那些信息对我长时间、反复刺激,我的“图式”,尤其是那些比较边缘的部位,就开始调整了,就逐渐有反应了。慢慢地我的“图式”就逐渐扩大了。这个心理作用,皮亚杰把它叫作“调节”,英语叫作accommodation,就是容纳、留宿、适应,或者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通融。在通融的过程中,人的图式就显现出了灵活的生命。

人与人之间,就这样又有了交流的可能。但是,调节是不容易的,要有一个过程。像我这样并不是太笨的人,辨别福建各地普通话的腔调,还花了好几十年的工夫,这是因为人的心理图式有一定的开放性,相对就会有一定的封闭性。这就决定了在一个短时期内,难以调节,难以同化。正是因为难以调节,全世界各国才都设有公安局,都设有法院,而且都设有国防部。花那么多钱养军队干吗?就是因为,各自的图式难以调节。因而,交流,包括口头的,甚至是书面的,字斟句酌,也还常常是聋子的对话,最后,就是拳头和拳头交流,枪杆子和枪杆子、导弹和导弹交流。美国人就喜欢用这种方法和阿拉伯人交流。

有人说,敌对国家之间当然难以交流,如果不是敌对,而是关系密切,情投意合的呢?比如,谈恋爱的人,是不是就比较好交流了。英国一所大学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有一种说法:向恋人学习交流,让交流像谈恋爱一样。这可真是太浪漫了。但有时相爱的人反倒不能交流。林黛玉最爱贾宝玉,相爱至深,可是一见面就吵、就哭。越是相爱就越容易吵架。女孩子最喜欢对爱人生气。我有一个学生,女的,有一次她给我看一篇散文,说只给我一个人看。原来,她是写这几天,她突然感到专门喜欢对一个男孩子生气。她在散文中说,“我怎么变得这么爱生气了啊”。后来,她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她:“你在恋爱了。”她先是大吃一惊,后是恍然大悟。她问我怎么看出来的。我说,你对他不讲理了,你对他任性了,就说明你对他有特殊的感情了。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感情如果很一般,这个人对另外那个人就会很客气、很有礼貌,很尊重人家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表现出一种求同存异的倾向,且其感情越良好,对于对方越关心,求同的倾向越强,会达到一个峰值,也就是最高点,对于对方的要求就会接近全面求同。如果这个人明知对方对自己也有感情,而且感情强烈,却就是不讲理,苛刻,就有点专制了。我对那个女学生说:我从你的文章里看出来,你对他专制了,喜欢看到他听话,看到他的服从,像狗一样服从,这就说明你对他有特殊的感情了。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母亲与孩子之间。照理说,母亲最爱孩子了。可是你去问问那些中学生,和母亲沟通得怎么样?你最可能得到的回答是:过去都是严父慈母,可现在是慈父严母了。母亲最爱孩子,但是其与孩子最难沟通。举例说,在分数问题上,分分计较,不近情理。孩子只有一个,太爱了,就爱得专制了,尤其关心孩子考试成绩是第几名啊,和上次比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