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幽默心理和幽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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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交流之难源于人性本身——幽默是治疗情绪膨账最好的药方(2)

感情太好,反而不讲理了。爱情就是强烈的感情。情和理,是矛盾的,强烈的感情,就是强烈的不讲理。这也是人性的一个缺陷,当然也是人性的一个优点。动物就没有这样的水平,不是么?

感情太好,反而不讲理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讲理的;人又是不讲理的动物,因为人是有感情的。人性的美好,就在这种矛盾之中。

不但中国这样,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女孩子是最坦率的了。有一个说法,如果你和一个美国女孩子相识还不到一天,你向她提出,是不是可以来个一夜情,她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并不觉得你这个人有什么神经病。可如果你才认识她一天,就提出要和她结婚,那她肯定认为你是个神经病。在美国大学里时常有些煞风景的事。有一种就被叫作约会强奸(date rape)。弄到听证会上,女方控诉男方:“我说了,no!他可是偏偏强迫我。”男方说:“我听不懂你的话,你就是同意也是一样讲no!no!”。

这里涉及另一个学科——语义学(semantics)的问题。每一个词语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实际上,词语在不同语境下的意味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词语,有时是这样的意思,有时又是相反的意思。如果你对于变化万千的内涵没有体悟,就不能有效地交流。

我有一个叫程少堂的朋友,在深圳做中学教育工作,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比较调皮,经常在外面玩得不想回家。他妈妈做好饭就很亲切地喊:“少堂,吃饭喽。”他不予理睬。喊了几声他妈妈就有一点火了:“程少堂,吃饭!”这就比较正规、比较严肃了。但他还是不理。这样子还交流不通,成何体统,他妈妈就发威了:“程少堂,狗日的,吃饭!”儿子马上就规规矩矩地坐到桌子边上了。

无效的交流很快地变成了有效的交流。

这是很严厉的话语,是对儿子的警告。用的是什么话?骂人的话,骂得很凶。从词语的本初意义上来推敲,这不是骂儿子的,而是骂自己的。可是这种骂自己的话,对儿子很有威慑力。但是,这样的威慑性话语的使用有两个条件:第一,只能是她独家用的,任何他人使用一下,她就要不客气了,包括使用武力;第二,只能是对他儿子使用,如果是对别人的儿子就可能无效,而且还可能引起“武装斗争”。

鲁迅在《论“他妈的!”》中讲到旧中国骂人的话“他妈的”使用率很高,是很不文明的“国骂”,但有时会变成类似“我亲爱的”这样的词语:

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这个例子和前面的一个例子一样,是非常极端的,但也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就是从词典语义来看是侮辱人的话,在特殊的语境中,却可能成为极为亲切的语言。交流是要用语言的,但同样的语言,能否能成为有效交流的手段,是要看对象和语境的。

美国有一本谈交流的书,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讲你必须确立一个观念:交流对象,无论是你的同学、同事、父母、师长,或者是谈判对手,你都必须明确的是,他和你是不一样的人。他的内心图式和你不一样,在同样的词语面前,他的感觉、知觉、想象,和你不一样,他才是他自己。他的思维逻辑也和你不一样。所以,在同样的情景面前,你看到的,他看不到;他看到的,你又看不到。但不管他和你多么不同,你还是要尊重他。因为只有尊重这种差别,日后在漫长的对话中,在生活实践中,你们的图式才能相互开放、调节。因而我们要学会和现代人交流,学会尊重人,首先就是要学会尊重和你的想法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感觉,就像贾宝玉尊重林黛玉,不和她吵嘴顶牛一样。

举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在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和孙柔嘉订婚以后,喜欢发发怪论:

他对自己解释,热烈的爱情到订婚早已是顶点,婚一结,一切了结。现在订了婚彼此间还留着情感发展的余地,这是桩好事。他想起在伦敦上道德哲学一课,那位山羊胡子哲学家讲的话:“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存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下的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都是吃剩下的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从恋爱到白头偕老,总有最好的一颗,留着做希望,多好?”

他嘴快把这些话告诉她,她不作声。他和她讲话,她回答都是些“唔”、“哦”,他问她为什么不高兴,她说并未不高兴。他说:“你瞒不住我。”她说:“你知道就好了。我要回宿舍了。”鸿渐道:“不成,你非讲明白了,不许走。”她说:“我偏要走。”鸿渐一路上哄她,求她,她才说:“你希望的好葡萄百挑不厌,我们是坏葡萄,别倒了你的胃口。”害得方鸿渐忙不迭地赔礼道歉。

不可否认,人性是共通的。但是,这种共通是基本心理素质的共通,尤其是在理性方面,人与人之间是比较容易调整其关系的,而感情方面则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关系越是亲密,越是情投意合,人与人之间就越容易求同存异,容易调整其间的差异。但是,一旦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达到一个峰值,进入一定境界,就产生一种全面求同的倾向,不容忍任何相异,这在恋人们之间为常见。其结果就是对人苛刻地挑剔,甚至有意扭曲。在上述例子中,就是因为关系过于亲密,孙柔嘉不能容忍方鸿渐有任何感情错位,采取有意歪曲的办法,不是调节,而是反调节。她任性地扩大差异,把方鸿渐本来是泛指的事、哲学性的调侃,引向特指,转化为针对自己的贬抑,有意把矛盾激化,把恶意强加给方鸿渐,并且加以极端化,硬说方拿自己比作坏葡萄。这是明显的歪曲,又是故意错位的逻辑,表现的恰恰是恋人之间的挑剔、赌气,压倒对方的意气用事。如果互相没有感情,是没有必要全面求同的,也就不用赌气了,不用歪曲了。

连感情很好的人之间都不讲理,都会有交流的障碍,可见交流是多么不简单的事了。

如果不明白上面我们所说的道理,不管你是有理还是无理,都寸步难行。“事实”并不是中性的,经过你的叙述以后就带上了你的感情与价值观念和你的偏见。每个人都有偏见,包括我讲偏见的时候我就有偏见——这正是交流的障碍。所以,西方最新的交流理论讲:不是事实胜于雄辩,首先是事实如何被叙述,而要把事实叙述得使对方能够同化,那就要把对方的感觉、经验、趣味、观念、价值都考虑进去。因而在西方雄辩术里,“事实有待于雄辩的叙述”是“事实胜于雄辩”的前提。

皮亚杰说信息只有被主体的格局同化了才能被感知,更为极端的德里达认为:正是因为人的话语都要被听者同化,经过听者同化的经验、想象、感觉、话语就带上了另一种价值取向。这就是说,误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感到很悲观。人与人之间不但不能心心相印,而且从根本上就是互相不能理解的。当然,这有些片面。学者伽答摩尔对此就持反对意见:反向同化、误读,并不是绝对的,毕竟人类的文化、思维总有相通的一面,交流双方总会有至少一个“共同视阈”吧?

其实,人并不仅仅只能看到符合自己经验和价值取向的东西,也能看到与自己经验和价值取向相反的信息,只是比较困难而已。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流是比较困难的。正是因为困难,才产生了交流这门学问,才有讲究幽默的必要。

二、情绪膨胀导致理性失落

正是由于缺乏口语交流的自觉,社会生活中才充满了多余的冲突。在我们的大街上,发生了那么多激烈的、凶恶的谩骂;在商店里,有那么多意气用事的争执;在公共汽车上,又有那么丑恶的推搡;而在家庭中,夫妻吵架乃至动武更是屡见不鲜。如果是为了什么原则性的大事倒也罢了,但这种争端往往起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小小的摩擦,可能会引发一场仇恨的大风波。最极端的,往往还会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是当事人的死亡。

遗憾的是这样的事天天都在发生。

宝贵的精力浪费了,人格降低了,社会空气被污染了,感情伤害了,难不成还需要有一本“吵架心理学”来研究这个课题?吵架及其后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矛盾激化前的一刹那,双方之中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幽默感的话。

吵架始于争执,一般有一个敌对情绪积累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双方互动的。

争执不同于讨论,其开端往往并不是双方全面的对抗,而是局部的对立,但是这种局部的对立常伴随着情绪的对立,往往还在对抗中渗入了敌意。吵架的爆发不取决于事情的大小和后果的严重与否,而是取决于双方敌意情绪膨胀的程度。如果一方有足够的心理控制力,则敌意便有可能得到缓解,对抗递降。

控制什么呢?控制刺激性,首先是语言的刺激性,其次是表情的、躯体语言(动作)的刺激性。同时还要掌握时机,对抗处于逐步递进状态之时,比较容易控制,只要是尚未达到全面敌意的临界点,控制还是可能的。但是,一旦情绪对抗超过了临界点,双方都陷入失控状态,局部的敌意会变成全面的、恶性的敌意,控制就非常困难了。此时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甚至是行政、司法的强制力,恐怕控制和缓解是不可能的。

敌意和对抗是互动的,控制也是互相的。如果一方在控制,使情绪得以缓和,但另一方不能控制,则递降的情绪又可能变成递增。此时只有超强的控制力,才能有效地缓解对抗。

举一个我在演讲比赛中听到的例子,一位很有名的干警,他有许多优秀事迹。但是演讲者只选取了一个场面:在他值勤的时候,一个小痞子,骑着摩托车违规了。这位干警向他敬了一个礼,说明情况,开了罚单。那小痞子不分青红皂白,一拳头就打到他脸上,警帽都被打落到了地上。这位干警不慌不忙地把警帽拾起来,又敬了一个礼,平静地说明开罚单的理由。这下子把小痞子镇住了:“我服了,我再也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违规了。”

情绪的爆发,往往是一方坚定地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情绪最容易失控并迅速产生敌意。像这位干警那样,在受到侮辱和伤害的情况下,还能够控制情绪的人,是意志力非常坚定的人,是非常崇高的人。这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

对情绪不加控制,会造成“敌意情绪互动性膨胀”,使争执变成吵架。吵架的形式是语言、行为的全方位敌对。由局部的对抗,变成全面的对抗;由观念的对抗,变为人格的敌对。最严重的敌意会膨胀为仇恨,对人的仇恨会导致对人身的攻击,由语言的攻击变为对躯体的攻击。这样的悲剧,往往在最为亲密的人之间也是很难避免的。

2007年3月29日,福州《东南早报》登载了这样一则社会新闻:一对结婚3年的小夫妻,同在泉州一家工厂打工。近来双方陷入“冷战”,原因是男方怀疑女方的行为不轨。女方无论去什么地方,男方都要寻根问底;女方只要和别的男性说话,男方就看着不顺眼。但是,双方只是处在情绪对立阶段,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对抗。很明显,男方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一种狭隘的“爱”,但这种“爱”带着某种专制性。女方为了反抗这种专制,采取的是“冷战”的策略,这便使双方情绪的对立激化了。这一天,双方又因琐事吵架,在情绪上顶牛,在语言上互不相让。这表明,情绪对立变成了情绪对抗。后来,男方拿出刀威胁女方。这就是说,情绪已经接近失控,情绪的对立变成了身体上的对抗。这时,语言的宣泄,已不足以缓解双方的敌对情绪,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这种临界状态持续时间是十分暂短的。此时,事情的发展瞬息万变。如果女方适时控制敌意,哪怕是暂短的沉默,也可能使男方从临界点上撤退回来。不幸的是女方不但没有意识到男方情绪已达临界点,而且使用了刺激性的语言:“你有本事,就砍啊!”其结果是悲剧发生了。女方被砍得血肉模糊,头部10刀,面部3刀,躯体10刀。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其深层的原因,当然在于人类心理上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矛盾。情感由于其敏感性和膨胀性,从产生敌意到最终爆发,往往是瞬时的。尤其是在特殊语境中和特殊对象面前,人会展现其野性的一面。理性是可以预测的,而野性是不可预知的。理性的决策是预计后果的,而野性的冲动是来不及考虑后果的。

要防止吵架就要防止隋绪失控,而防止情绪失控则应当从防止情绪膨胀开始。防止情绪膨胀自然有许多方法,如礼貌等等,但最好的方法还是幽默。对立的情绪尚未越过临界点之时,缓解是可能的,一旦越过了临界点,要想缓解则相当困难。要幽默得起来,幽默得有效,就必须赶在情绪爆发的临界点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