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可以由帝王颐指气使的家奴，反而可以在帝王面前颐指气使：本是可以由帝王弃之如敞履的东西，反而成为决定帝王废立死生的人物。这是什么？这就是宦官专权。唐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达到空前的程度，唐朝的宦官专权也达到空前的程度。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宦官专权是君主专制制度中无法根除的痼疾。
与牛、李朋党之争相映衬的，是唐朝后期宦官势力的日渐膨胀。有志于重振朝纲的唐文宗，试图剪除这一危及自身的恶瘤，反遭惨败。此后宦官为害愈烈，玩弄帝王于股掌之中，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
唐王朝宦官势力的消长，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到唐后期时，这股依附于皇权的恶势力，已经深入到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对它所依附的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
宦官，是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必然产物，并非唐朝的特产。早在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后期，宦官势力的发展，曾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豪强政治的发展，士族高门领袖与皇族共同执掌朝政，外朝扩大，内廷缩小。在豪强势力制约下，宦官小社会也随着内廷职责的缩小而迅速萎缩，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虽然三国时蜀国的黄皓，北魏时的宗爱、刘腾等宦官也曾得势一时，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宦官势力消沉的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的重建与发展，宦官势力也逐渐浮升起来。有唐一代的宦官势力，大体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由唐太宗到唐睿宗时期，是宦官势力开始抬头的阶段。
唐太宗在位时期，鉴于前代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对宦官限制非常严厉，宦官只是“门阁守御，庭内扫除，廪食而已”。从太宗贞观年间到高宗永淳年间，70多年中，未曾假权于宦官，并对稍有不轨的宦官，予以严惩。高宗以后，朝廷中皇族、外戚、后妃、大臣及禁军将垂柳领之间，尔虞我诈，矛盾尖锐。武则天执政时，集权于内廷，以牵制外朝的功臣宰相，内官用事开始增多。中宗复位后，韦后当政，为了扩大内朝权势，发展阉人势力，并授予宦官品爵，人数增至3000多，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1000人以上。中宗还派宦官外出监军，开唐代宦官监军的先河。同时，各派宫廷政治势力为了窥测上意，探听消息，纷纷巴结拉拢宦官。当时李隆基为了消灭韦后势力，就曾利用过宦官高力士等人。这说明宦官势力已开始抬头，初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从唐玄宗到肃宗、代宗3朝，是宦官势力迅速发展的阶段。
唐玄宗李隆基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上台的。为了防止宫廷内外大臣、将领、外戚交相结纳。他采取了进一步削弱外朝、集权内廷的政策，并开始任用身边亲信宦官预政领军。如开元初，他就曾派宦官杨思勖领兵征讨安南之乱，功成后封杨思勖为辅国大将军。天宝年间，玄宗自恃升平，得杨贵妃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为了纵情声色，他将政事交给亲信宦官高力士处理，各地上报的书信、文件、奏章，他懒得批阅，让高力士阅后拣重要的让他过目，并授权高力士，一般政事可以自行决定、处理，不必报知，使高力士权倾朝野，宗室诸亲王称高力士为“阿翁”，皇太子李亨则称他为“二兄”。“安史之乱”中，肃宗李亨在宦官李辅国支持下即位，对李辅国特别宠信，官兼数职，权及核心，掌握了朝廷中枢机要大权，因他排行为五，贵族王公见了尊称为“五郎”。代宗即位后，又因李辅国拥立有功，备加恩宠，称为“尚父”。李辅国竟也大言不惭地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代宗）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可见朝政大权，已全在他手中。后来，代宗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杀了过于专横跋扈的李辅国。并将皇室防卫力量的禁军，交由程元振典掌，结果使程元振的权势又超过了李辅国。程元振免官后，代之而起的是大宦官鱼朝恩，他曾被代宗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成为当时讨伐安史之乱的唐朝大军实际上的统帅，代宗还让他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即“神策军”，权势气焰又高出一筹，后因居功自傲，私设监狱，陷害大臣，甚至挟兵胁迫皇帝迁都，被赐死。可见这一时期宦官势力发展十分迅速，从高力士，到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权势一个胜过一个。虽然内廷势力扩大，但当皇帝不满宦官跋扈时，还可利用外朝的朝官势力予以抑制和清除。
德宗与顺宗二朝，是宦官监军和专典禁军制度化的阶段。
鱼朝恩之后，皇帝曾收回宦官所领兵、相二权，宦官也不再掌握禁军。但德宗年间发生“泾原兵变”，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因率领宦官及亲王左右保驾有功，被起用为禁军统领，又于贞元十二年（796年），任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直接统帅指挥禁军。此后，神策军特设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都由宦者担任，宦官掌握禁军便由此成为定例。由于宦官典军制度化，使其势力达到左右朝政、制驭百官的程度。如顺宗时“二王”改革，派范希朝、韩泰统帅京西诸镇行营兵马及神策军，准备削夺宦官兵权，但当范希朝到奉天接管军权时，因为军中诸将已接到禁军中尉“无以兵属人”的命令，无一人理会范希朝，迫使老范怏怏回朝复命。为了根绝朝官夺军权的活动，宦官干脆又导演了“永贞内禅”，迫使支持改革的顺宗退位，并罢免放逐了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官员。
由唐宪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专权的鼎盛期。
“永贞革新”失败后，宦官势力走向鼎盛。几乎所有宦官都参与朝政，广泛深入到当时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大批宦官进入政府，担任诸司使职；掌握宫中全部机要，出纳王命；干预吏选，监视外朝官员；掌握书院、国子监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领域。至于出使、宣诏，此时更是家常便饭了。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朝中文武大权基本落入宦官手中，皇帝也成为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纵的傀儡。宪宗以后，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皇帝，无一不是由宦官废立。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
“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有志于重振朝纲的唐文宗登基后，决心摆脱“天子受制于家奴”的局面。鉴于当时朝臣们忙于朋党之争，他先是选择了没有参加朋党的宋申锡，可惜未获成功。之后他又在宦官营垒中寻找帮手，消灭了专权的大宦官王守澄。他指使李训、郑注等人，准备在诱使宦官观看朝露之时全歼宦官，不幸被宦官发觉，反遭惨败，这就是“甘露之变”。
公元827年，唐文宗李昂即位。他是被宦官王守澄拥立即位的。在这之前，宪宗、穆宗都死于宦官之手。他的前任、同父异母兄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王守澄之所以拥立李昂，完全是由于当时变数仓促，要与刘克明一决雌雄时的别无选择。
唐文宗稀里糊涂被推上皇帝宝座时，只有17岁，但他已不是一个不更事的少年。文宗自幼敏感聪睿，博学多思，还在当江王时，在藩邸就是手不释卷，尤其喜读本朝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对先祖太宗皇帝敬慕不已。如今天降大任，自然要有所作为一番。他即位后的第三天，就发布具有很多革新内容的诏令，如释放宫女3000人，裁减冗员1200人，放五坊鹰犬，罢地方进献，等等。退朝时，宰相裴度激动得泪水莹莹：“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
其实，这才是小试牛刀，第一步，小小的一步而已。文宗革新朝政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宦官专权。他耳闻目睹宪宗、穆宗、敬宗的悲惨下场，一刻也不忘为父兄雪耻，重振皇纲。
这时的王守澄，对文宗即位后的小动作，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新天子发点新诏令，完全在情理之中。他自恃有拥立之功，仍然为所欲为，根本没把文宗放在眼里。至于宰相裴度、韦处厚、窦易直等人，更不在话下，凡是他们要办的事，王守澄就反对，并逼着文宗表态，常常弄得文宗下不来台。
文宗想在朝臣中寻找帮手。但当时李宗闵、牛僧儒与李德裕之间，正争斗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法倚恃。他左顾右盼了一年多，选中了没有参与朋党之争的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在证实了宋申锡的一片忠心后，文宗下诏加宋申锡“尚书右丞”之衔，不久又加“同平章事”，成为宰相。大和五年（831年）元旦前后，文宗与申锡反复商量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诛杀宦官。
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手握军政大权的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获得首都的行政长官京兆尹的绝对支持。宋申锡掂量再三，挑中了当时的吏部侍郎王瑶，由他接任京兆尹，配合行动。王瑶口头上答应后，权衡半天，觉得风险太大，于是找到了郑注，把这一绝密消息告诉了他。郑注是由王守澄提拔起来的亲信，立即就把这一情报透露给了王守澄。王守澄自然不会束手待毙，决定先发制人。他立即指使亲信上奏一本，诬陷宋申锡准备拥立漳王李凑为皇帝，然后又亲自去找唐文宗证实这一诬陷之辞。
文宗听了王守澄的报告后，不免有些疑惧，也可能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了表示慎重，他让王守澄继续侦察。王守澄立即召集党羽，并准备派骑兵屠杀宋申锡全家。飞龙厩使马玄亮虽也是宦官，但比较正直，他对王守澄说：“宋申锡罪状尚不明确，你无故杀他全家，岂不要引起众怒？万一首都乱起，我们如何应付？最好先召集几位宰相了解、议论一下，然后再采取行动。”王守澄也觉得有些道理，便派人把几个宰相找来。到了中书省的东门，牛僧儒等人鱼贯而入，惟独宋申锡被阻挡。当宋质问何故时，答复是：“传诏时没有你的名字。”宋申锡自知情况有变，也只能叩头而退。
鹅关于宋申锡拥立漳王谋反一案，宰相们御前商讨不止一次，但大都莫名其妙，也没有人肯出来为宋申锡辩白几句。这更使得文宗对朝官只囿于私见党争，不顾全朝廷大局的态度和行为非常不满，也非常失望。王守澄则利用这一点，将漳王府中人员捕来，屈打成招，准备以谋逆罪诛杀漳王和宋申锡。消息传出后，谏议大夫王质、给事中李固言等跪在殿前力谏，主张把全案人犯移交外廷复审，马玄亮更是叩头不止，流着眼泪说：“杀一个普通百姓还应慎重，何况要杀宰相！”文宗趁势重新召集宰相们商量，这次牛僧儒出来说了几句：“宰相是人臣最高的职位，宋申锡既然当上宰相，他还有什么野心呢？我看他不会反对陛下。”这时泄密给王守澄的郑注，怕复审有变，叫王守澄建议文宗宽大处理，减免死刑，就此了结为好。文宗自然愿意，结果，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后来宋申锡病死在开州。
宋申锡事件之后，王守澄更是威震朝野，大臣们的任免生死，都掌握在他手里。这样，也引起多数朝官的反对和宦官内部的嫉妒。文宗更是咽不下这口气。这时，在宋申锡事件之后，外放为邠宁行军司马的郑注，已于大和七年（833年）因侍奉患有风疾的文宗有功，受到重用。他给另一位原与宦官交厚，现已成为皇帝心腹的李训建议，提拔另一位宦官仇士良为神策军中尉，以分割王守澄的权力。李训报告文宗，文宗也觉得可行。于是任命仇士良为神策军左军中尉，王守澄为右军中尉，仇士良本来和王守澄有矛盾，就和大臣李训、舒元舆等合谋，提出一个消灭王守澄集团的计划。首先从追究唐宪宗的死因入手。因为当时宫廷内外都怀疑宪宗是王守澄和陈弘志谋害的，这件事经由仇士良证明，更是确凿无疑，于是朝臣们都主张追查前凶。李训就通过仇士良派人诱令正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任监军的陈弘志进京，几天以后，从兴元府传来消息，陈弘志在进京途中被杀。接着，唐文宗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表面上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让他离开首都，削弱他在内廷中的权力。在王守澄离开首都前夕，朝官和宦官们给他饯行，席间在酒中投毒，毒杀王守澄，宣布为暴病身亡。在这前后，流放宦官王践言、韦元素，处死宋若宪，诛杀梁守谦、杨承和等宦官。以王守澄为首领的这部分宦官势力，基本消灭。
这一切，都算是“甘露之变”的前奏曲。
王守澄被杀之后，文宗任命李训与舒元舆、王涯等为宰相。李训与舒元舆经过密商后，拟定了一个彻底消灭宦官的计划。据一般的说法，是由李训、舒元舆等在内，由郑注在外（当时任凤翔军节度使），里应外合，一起行动。因为王守澄“暴病身亡”后，文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之衔。并在这年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泸水入葬。届时，郑注以故旧情深，率亲兵人护丧事，不会引起怀疑，文宗令内臣齐集送葬，李训关起城门，郑注在城外令亲兵尽诛宦官。据说行动的日期就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
但是，大约在十五、十六日前后，李训得到密报，说郑注率500亲兵已在赴京的路上，京内外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并且很可能传到宦官耳中。李训赶忙召集大理卿郭行余（已任为邠宁军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瑶（已任为河东节度使）以及韩约、罗立言、李孝本等人商议，分头准备提前行动。在商讨采用什么方式时，李训想到了天降“甘露”的瑞兆，可以利用。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在大明宫紫辰殿上朝。百官鱼贯而入，依班序而立。金吾大将军韩约，这时匆匆入奏说：“在左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这是天降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感动上天，不能得见甘露。”说完以后，手舞足蹈地给文宗叩头。宰相李训、舒元舆也率百官拜贺，并且请皇帝亲自观赏。文宗欣然同意，于是登上龙辇出紫宸门，升含元殿。他先叫李训去看看，李训出去很长时间才回来，说：“甘露已经看不清了，但暂时不必宣扬出去。”唐文宗说：“有这样的事吗？”他示意叫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率领宦官前去探视。李训见仇、鱼出去，立即召集郭行余、王瑶等，入殿受诏命。王瑶却吓得全身哆嗦，不敢前去。只有郭行余受命，带领招募的亲兵数百人，携带武器等候在丹阳门外。李训召集这些亲兵，立即部署杀宦官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