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府兵的职责看，主要有两项。一是上番宿卫，就是定期到首都护卫皇帝和中央政府。具体办法是：距京城500里内的府兵一年之内5番，即分5个组轮流入京值班。500至1000里每年7番；1000里至1500里8番。每次上番时间都是一个月，这是指在京城实际服役时间，不包括旅程往返时间。另一项任务是征防，即与地方兵或边防兵一起，出征作战，保卫边防。
从府兵的训练与供给来看，带有更为明显的兵农合一色彩。训练分为两种，平时分散练兵，冬季集中校阅，地方刺史有检查督促之权。府兵所用马匹的补充与淘汰，也由刺史和折冲都尉共同处理。府兵上番宿卫或奉公征防，由刺史和都尉共同发给“食券”（由府兵自己收获的粮食兑换）。府兵的资粮自备，自备物品包括弓1支，矢30，胡禄（载矢器）、横刀、砺石、大角觿（解结锥）、毡帽、毡装、行滕各1件，麦饭9斗，米2升。府兵由县令在上报的籍帐丁口中直接拣点，拣点的标准虽然有资财、材力、丁口3项，但以资财为主，原则是拣点6品以上官员子弟和地主、富裕农民。但急需兵力时，贫民也常被迫点兵。唐朝3年一定户籍，与此相应，府兵也是3年检点一次，主要是补充缺额。由于拣点的3项标准均要依据户籍，而户籍的管理属于地方政府，故拣点属于地方政府职责，只有确定名单之后，才名隶军府，因此3年一定户籍与3年一点兵自然结合在一起。
唐中叶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户籍制度的紊乱。特别是“安史之乱”的严重破坏，均田制和府兵制均名存实亡，被“两税法”和募兵制取而代之。
早在唐朝以前，土地兼并就一直存在着，唐朝前期的均田制，在客观上有抑制兼并、均平地权的作用，同时也留有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兼并的缝隙。如规定官员可受的永业田数量大，又可以买卖。唐初时，九品以上的官员还较少。高宗时，已达1．3万多人，武周以后则更多。均田制推行百年后，大量可耕官田和荒地必然以分受永业田的名义转变为私田，使政府可用来调剂余缺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规定的“还授”只能是一纸空文。更重要的，是高宗、武周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官僚、地主、贵族、商人都疯狂地兼并土地。如宰相李林甫在京城周围，霸占了大量的上等良田；吏部尚书王从愿占地数百顷；太平公主的田园遍于京郊良田之中；大商人邹风炽的邸店园宅更是遍布海内。土地私有化和兼并的加剧，必然使大量均田制下的自耕农户沦为贫穷之家，或逃流，或依附于地主豪强之家，这又造成户籍制度的紊乱。时人称之为“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即成丁人口死亡。已不是原来户籍上的人名；土地转移到别人手中，已不是原来登记簿上的主人名额；由贫变富，由富变贫，已不是原来评定的户口等级。）尤其是“安史之乱”，对当时社会的破坏极为严重，“人户凋敝，版图空虚”，均田制、租庸调制已名存实亡了。
在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逐渐遭到破坏的过程中，唐王朝的税制实际上已经在不断地变革着。如在唐代宗时期，开始征收青苗钱，这是一种新税。唐朝初期的“义仓税”，也逐渐演变成一种正儿八经的地税，数额也由最初的亩税2升增长到亩税1斗，并开始分夏、秋两次征收。原来按户等征收的户税，到代宗时期，也是数额增加，征收的范围扩大。这些都是原来租庸调制之外或不占重要位置的税种，到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或在政府的赋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加上并未正式废除的租庸调以及其他杂税，国家的赋税制度呈现一片紊乱状态。改革税制，已是大势所趋。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在总结整理以前税制的基础上，制定了“两税法”。它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央政府根据财政支出定出赋税总额，各地依据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②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人现居州县的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包括田亩和杂赀财）的多少定出户等；③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丁额不废），只征收一种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6月纳毕，秋税限11月纳毕，故名为“两税”；④两税以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⑤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1／30的税。
“两税法”的主要特点，一是简便，即将各种赋税名目整理归纳为一个主要税种，便于征收。二是主要以财产多少为征税标准，扩大了赋税承担面，多少改变了课役集中在贫苦农民头上的状况。三是征收时钱、物并行，实行以钱折物的办法，但由于后来钱重物轻，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故到唐穆宗时宰相裴珀又重定折纳标准，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四是从此以后，土地兼并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以致在“两税法”实行后的30年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全国各地，到处都可看到“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现象。
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的过程中，依附于此制的府兵制也渐渐废弛了。高宗、武周时期，天下久不用兵，府兵番役更代都已不能按时进行，府兵逃亡的也多了起来。唐玄宗开元年间，更加严重，当时连到京城宿卫皇上的兵士都凑不够数。这时宰相张说建议，在全国招募兵士，号称“弓广骑”，分隶12卫，每卫万人，这主要是禁军。到天宝年间，各折冲府徒有兵额，宿卫之人也大都是临时招募来的市井之人，所以“安史之乱”时，不能及时有效地抵御和反击。“安史之乱”后，全国兵源仍以招募为主，杂用它法。
与府兵制下的府兵相比，募兵的主要特点是兵农分离，这同时意味着兵士的成份由主要是土户（土著农业户，有产户）变为客户（无产业户）。当兵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其次，长期戍守代替了定期差遣，招募代替了强制征发，雇佣兵代替了义务兵。第三，缘边镇兵则由来自各地变为主要是本地和邻近地方之人充当。第四，兵士与家属分离也随之变为家属随军。第五，镇兵由州县差发改由节度使招募，节度使在军事上的作用进一步增大。在此之前，镇兵差自各地的有产户，家属留在后方，镇兵若反叛，尚有后顾之忧，而且镇兵定期差遣，“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边将要反叛，也比较困难。此时则情况变了，加上其他条件，边将拥兵反叛的可能性增大了。这大概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局面持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第六，镇兵的装备由地方政府供应与兵士自备，改为全由朝廷承担。朝廷还要负担兵士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军费支出大增，造成财政困难。
均田制破坏后，唐朝兵制由府兵制演变为募兵制，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一般把这一过程表述为：轮番、差替的义务兵——府兵、兵募（临时招募），变为招募的雇佣兵（职业兵）——长从宿卫（禁军）、长征健儿（镇兵）。实际上，唐朝兵制的演变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仅就史实看，长征健儿代替兵募制后，强制征募继续存在。出土资料表明，在长从宿卫代替府兵轮番宿卫后。府兵在边境上还起过一定的作用。至于南衙的诸卫兵与北衙的禁军，其中又各有许多名堂，仅就禁军名称的变化，统领的易换以及在宫廷政变中所起的作用等，就很复杂。而藩镇之兵的情况，以及藩镇之兵与朝廷之兵之间的消长强弱的关系，更是直接决定着谁胜谁负，谁生谁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唐中叶后，为患最深的还是禁军。藩镇之兵之所以久削不平，与禁军由宦官统领，不能有效发挥其在平藩中的作用，有很大关系。皇帝本想以宦官掌军牢牢控制军权，却被控制了军权的宦官所完全控制，到想除此祸患之时，无论明君还是贤相，都已回天无力。最后借朱全忠之力尽除宦官，而唐王朝也随之同归于尽了。
对于隋唐时期这几项制度的实施情况和效果，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和评价。客观地讲，这几项制度在当时社会中是在不同范围内得到贯彻的，也收到积极效果。当然，也难免有流弊。但任何一种制度及其变革，对于其利害得失，只能权大小，不可求有无，这是制度进步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均田制和府兵制，在隋朝和唐朝前期，是基本得到实施，并收到了积极效果的。
隋朝从开皇二年（582年）颁布田令，到大业五年（609年）再诏均田，其间曾多次采取措施，以贯彻这项制度。大概说来，从开皇二年到开皇五年期间，主要是授给官员永业田；开皇五年（585年），主要解决游民和浮客的土地问题；开皇十年（590年），主要是解决数十万大军的土地问题，使府兵与均田真正结合在了一起，实现人归于田，兵寓于农；开皇十二年（592年），主要是授给百姓土地，这是隋朝规模最大的一次均田行动，虽然由于宽乡与狭乡不均匀，受田者一般未达足额，但古代人物毕竟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加以核实与调配，包括将狭乡之民移往宽乡；大业五年（609年）炀帝再颁均田诏，虽具体内容不详，但可考的，有废除妇人、奴婢、部曲（私人武装）受田的规定，也是一种调整。至于唐朝前期，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实施，除了史载之外，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当时文书籍帐中。更得到了确凿的证明。当然也应看到，与其他任何一项制度一样，均田制贯彻的情况，会因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吏治的情况，而产生宽严不一的差异。当时仍有非法的籍外田存在，土地买卖和兼并也一直在进行与发展之中，农民的逃亡也时有发生，这些又使得均田制不可能像它本身所规定的那样真正彻底施行。
尽管如此，均田制对隋和唐前期的社会发展，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农业经济及整个社会的繁荣，从均田制实施后带来的人口增加、耕地开垦及粮食产量激增和粮价的低廉中，可以得到证实。如隋唐之前，全国户口最高峰为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当时户数为1223．3万户，口数为5959．5万口。之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魏晋南北朝时期，下降得十分厉害。但到了隋唐之际，户口数陡然激增。隋大业五年（609年），户数为890．75万，口数为4601．99万；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户数为891．47万，口数为5291．93万，逼近西汉的最高水平。这些数字当然有不够精确的地方，但可从中看到大概的发展趋势。至于垦田数，也是如此。隋唐之前，垦田数的最高峰为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8．27亿亩，之后是一路下跌，尤其是在分裂战乱时期，更为减少。一入隋唐，便又激增，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的垦田数为19．4亿亩，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为14．3亿亩，都远远超过了西汉的最高水平。与此相应的，是粮食储备丰富与粮价的低廉，如隋文帝末年，天下的储积，可供五六十年使用，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洛阳斗米值15钱，山东一带才只有5钱。这些，是造成封建盛世的基础。
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府兵制，对于当时社会的稳定，国家负担的减轻以及边防的安全，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
对于均田制和府兵制之后实行的两税法与募兵制，人们历来看法评价不一，争论有时相当激烈。持赞成意见的人认为，两税法和募兵制，是顺时应势的政策改革，不得不实行的制度，而且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均平赋税，增加政府收入，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两税法在实际上加重了剥削量；两税之外，又有其他杂征杂税；两税钱、物折纳法，漏洞极大，给各级官吏中饱私囊、盘剥百姓，开了方便之门。募兵制虽有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也使兵员来源杂乱，素质低下，更主要的是将可专兵，拥兵自强，直接造成了唐中后期的藩镇割据。这些不同的看法和评价，都可以在当时的历史事实中找到例证。
客观地讲，无论是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还是两税法、募兵制，都是封建时代的制度，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从维护自身统治目的出发制定和实施的制度。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都具有对地主、官僚、贵族有利的一面，对劳动人民不利的一面。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统治者面临不同矛盾的时候，这种倾向程度会有所侧重。也就是说，这项制度，这个时期，可能对统治阶层更有利一些，那项制度，那个时候，则情况可能相反。说到底，从制度制定和实施者的主观意图讲，都是为了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在客观上，则可能不一定完全与主观意图相符，这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我们不能单凭主观臆断去加以评论。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由均田制、租庸调制向两税法演变，由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化，是在封建社会中，私有化的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因为私有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土地自由买卖；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以实物为主的赋税制度向由货币为主的赋税制度转变。尽管统治阶级中某些人预感到这种发展，会给统治基础造成危害，试图以各种办法加以限制或阻遏，但经济规律必然要冲破这种限制与阻碍，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而统治阶级中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则顺时应势，对已经不适应发展了的情况的制度加以改革，应该说是进步的，值得肯定的。至于这种改革，特别是初始阶段，难免有漏洞，给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和混乱，这也是正常的。任何一种改革，无论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都有利有弊，改革者只能权大小，不可求有无。否则，就会一事无成。而因循守旧与一事无成，可能给社会与统治阶级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说，两税法与募兵制代替租庸调制与府兵制，固然与唐王朝的覆亡有一定关系，但如果不加以替代，不仅租庸调制与府兵制根本无法实行，而且会加速唐王朝的覆亡。如果历史能够重演的话，我们是会看到这一种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