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宰相吕夷简手疏八事，劝帝重整朝纲，语真情切。仁宗与吕夷简商议重建宰执班子，意在逐渐消除太后的影响，建立自己的权力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亲信的执政夏竦、张耆和晏殊等都罢政出朝。退朝后，仁宗随口与郭皇后说到这件事，郭氏却说：“难道吕夷简独独就不依附太后吗？他不过为人机巧善变罢了。”仁宗听了，想想似乎颇有道理，就决定把吕夷简的相位也给罢了。第二天早朝，宣读了皇帝的诏令，除上述诸相被依次免职外，末后吕夷简也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出判陈州。吕夷简大为惊骇，也大惑不解，这样被出乎意料地罢相，不知是何事忤旨而遭此遣，就托入内都知（宦官）阎文应打听，才知底里，遂对郭皇后怀恨在心。
宋仁宗复召李迪、王随等人执政，还用旧相张士逊，他曾是仁宗在东宫时的老师，所以颇得信任，但张很快就坐事罢相，出判许州。半年后，仁宗感到新班底并不是十分满意，还是有点思念吕夷简，所以又召他为相。
后宫中，仁宗比较宠爱尚美人和杨美人，而郭皇后却不时与她们争风吃醋。一次，郭后与尚氏同在仁宗前侍谈，没说几句，又起口角。尚氏恃宠不肯相让，并当着仁宗的面讥刺郭后，郭后气愤之极就跳起来打尚氏的面颊。仁宗看不过去，起座拦阻，不料郭后已经出手，而尚氏闪过一旁，一巴掌正打在仁宗颈脖之上，指尖锐利，掐成两道血痕。一怒之下，仁宗决定废黜郭后，遂找宰执近臣商量。宦官阎文应给仁宗出主意，让仁宗将颈脖上的伤痕给执政大臣们看，以取得他们对废后的支持，仁宗也照着做了。
宰相吕夷简对前不久因郭后一句话而被罢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正是报复的机会，怎肯轻易放过。由是他不但赞同废后，以为“皇后如此失礼，不足母仪天下”，还提出两条强有力的理由：一是皇后在位九年，却无子嗣，二是汉唐故事中，光武帝素称明主，其皇后郭氏只是怨怼就被废黜，何况陛下被伤颈脖。说得仁宗遂下决心，下诏废郭后，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于长乐宫。
废后诏书公布后，引起朝臣们的轩然大波。主要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余名谏官、御史，向皇帝上了很多道奏折，认为皇后没有大过，不应轻率废黜，请求重新审视此事。吕夷简指示有关部门，不得接受台谏官的章奏，所以反对废后的奏疏无法上达仁宗手中。于是御史们准备进殿面奏，要求仁宗接见。然而吕夷简与阎文应等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等只得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大事，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仁宗便令宰相去向台谏官当面说明情况。
吕夷简只得硬着头皮至中书与台谏官们商谈。孔道辅、范仲淹等台谏官指斥夷简道：“大臣服事帝后，就像儿子服事父母，父母不和，只可劝解，奈何顺父出母呢？”夷简答：“后伤帝颈，失礼太甚。且废后亦汉、唐故事，何妨援行。”道辅厉声说：“此乃汉、唐失德事，如何引为法制？”辩论中，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吕夷简只得同意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然后拂袖而去。
吕夷简回去对仁宗讲述了台谏官请对的要求，认为实非朝政太平之幸事，要仁宗早做准备。第二天清晨，台谏官们早早上朝，准备与皇帝、宰相当廷辩论。不料，仁宗先下了即日起不许台谏请对的诏书，同时对为首的台谏官员进行了处分：孔道辅、范仲淹出知地方州郡，其他台谏官员分别给予罚金处分。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压下，这场废后风波得以平息，台谏官的进谏未能见效。
景祐元年（1034），被废的郭后又出居瑶华宫。而尚、杨二美人越发得宠，一有机会就缠着仁宗，几乎每晚都共同陪侍上寝。为此，仁宗搞得圣体疲乏，或累日吃不下饭，不久一场大病，数天不省人事，内外忧惧。朝臣们私下议论，认为主要是二美人侍寝过于殷勤之故，杨太后（即真宗时的杨淑妃）与内侍阎文应轮流劝说仁宗，黜逐二美人以保重龙体，仁宗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点头同意，阎文应便把二美人用车送出后宫。次日传出诏旨：尚美人出为道士，杨美人出为尼姑（一说别宅安置）。九月，立大将曹彬的孙女为皇后。
仁宗身体康复后，一天游览御花园，见到郭后原来乘过的轿子，触景生情，黯然泪下，颇有悔意，作《庆金枝》词一首，派内侍给郭后送去。郭后见词也觉伤心，答和一词，凄怆哀婉，动人情怀。仁宗看后颇为感触，又派人告之有重召郭后回宫之意。郭氏一想到被废时的情景，顿感万分屈辱，表示若再受召回宫，必得百官立班受册方可。吕夷简、阎文应听到此消息，大为吃惊，两人在仁宗面前说过郭后的许多坏话，担心郭后回宫将对自己不利。恰好郭氏得病，仁宗派阎文应带太医前去诊治，几天后，郭氏暴卒。
郭后的暴卒，当时就引起不少传言。有人怀疑是吕夷简、阎文应所害，认为二人力主废后，与郭后已势不两立，而仁宗欲郭后回宫复位，这必定造成二人心理上的恐慌，从而采取措施将郭后害死。还有消息说，阎文应在带太医诊治郭后的过程中，故意用药引发其病，使其病体加重而亡；或说是阎文应乘机进毒，致郭氏暴亡。甚至有人传言，郭后在病体加重，但尚未断气之时，阎文应就向仁宗报告郭氏病亡的消息，然后急忙用棺木收敛。当时有谏官王尧臣等人对此反常现象提出疑问，要求重新察验郭后的病历起居记录，但仁宗不同意，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史载，仁宗得知郭氏病亡，“深悼之，追复皇后”，却不加谥号，也不行附庙之礼，仍葬于佛舍而已，这一做法也是够奇怪的。联系前面仁宗并不深究郭氏暴卒的原因诸事，也让人看不懂。就是说，郭后究竟在仁宗心目中是个什么地位，其实也是一个谜。
后来，范仲淹回朝任天章阁待制，他虽提不出什么过硬的证据，但始终认为郭后之死应与宦官阎文应有关，阎带医就治郭氏小疾，几天后暴卒，起码有失职之咎，于是上书弹劾，阎文应终于被贬逐岭南，死在路上。吕夷简对此事颇感不快，就递过话来：“待制乃是侍从之任，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让他闭嘴。范仲淹却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范仲淹虽对吕夷简也有看法，但拿不出任何有关凭据，后在揭发吕夷简存在结党营私诸行为的斗争中，又被贬出朝廷，出知饶州。
总之，前面怀疑吕夷简、阎文应加害郭后的种种说法，应该说都只是社会传言，而没有多少真凭实据，因此郭氏之死留下一个永久的疑问。
北宋亡国
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发展，不管从人口、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可谓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尤其是其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在中国历史上也可算一个巅峰时期。然而，东北地区刚刚崛起的金国，只用了一年时间，就用铁骑摧毁了这个庞然大物，其原因何在呢？
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四十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或可说进入了一个“太平极盛之世”。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叙写，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描绘，我们都可看到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从人口方面说，宋徽宗初年，户数已超过两千万，一些学者估计人口已过一亿，在农业社会中，人口是衡量国家强弱的主要尺度，而一亿人口，还有近百万的兵力，这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从疆域方面看，自崇宁以来，随着对西夏战争的节节胜利，“斥大土宇，靡有宁岁”，直到宣和元年（1119），宋军在统安城战败，方被迫与西夏休兵。后又攻辽，从金军手中讨得燕云诸州，增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宋徽宗对这时国家的富盛，也颇自鸣得意，时时粉刷太平，好大喜功。词臣奉命进诗：“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
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庞然富强的宋王朝，这个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宋帝国，在与东北刚刚崛起的小国——金国的较量中，仅一年多的时间，这座外观金碧辉煌的大厦竟然轰然倒塌，京城陷落，二帝及大批人员被掳，万民涂炭，其怵目惊心的惨状，实在惨不忍述。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貌似富强的帝国会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这个上亿人口的宋王朝会如此迅速地被金兵的铁骑所摧毁？尤其是这摧毁仅仅用了两国军队交锋后的一年时间，这到底是金兵有这么大威力，还是宋王朝自取辱败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北宋最后的两个皇帝，及其周围人们在北宋王朝最后的日子里的各色精彩表演，或能对这个问题有所领悟。
宋徽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天才艺术家，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确有不俗的才华，如在书法上独创瘦金体，他的花鸟画精致逼真，他懂音乐，词也填得不错。然而处置军国大事的昏聩，生活奢侈腐化的程度，手下奸臣贪官的数量，也都和历代昏君有一拼。他指挥着规模空前的宫殿、后苑等的建造，穷侈极丽，设立造作局、应奉局，开运“花石纲”，挥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而不惜。他酷嗜女色，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即授名号或进阶，退位时出宫女六千余人，总数盖以万计。甚至还不满足，专设行幸局，毫无顾忌地微行于妓馆酒肆，追声逐色，寻花问柳。其纵情于声色犬马，竭天下以自奉，浩大的宫廷开支，完全由人民的血汗在供养。
同时，宋徽宗口头上也自诩“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很快沿袭哲宗“绍述”神宗的变法方针，进一步惩罚反变法派，采取了财政、教育诸方面的新政，如继续方田均税，重视农田水利，进行盐法、茶法改革，奖励开发矿业，还有学校科举改革。加重赋税，崇奉道教等。其一系列新政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不能说其中没有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但大多是搜括民脂民膏的内容。而崇奉道教就更是荒唐可笑，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一大批自吹道术高明的道士被徽宗尊为上宾，玩着自欺欺人的把戏。
宋徽宗周围的一帮宠臣，人们号称“六贼”：有宰臣蔡京、王黼、朱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为隐相。其实，当时的奸佞决不止上述六人，再如宦官杨戬、兰从熙、谭稹等，官员李邦彦、高俅、蔡京诸子蔡攸等及孟昌龄、孟扬、孟揆父子等，这些人窃据要津，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如蔡京之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其他奸臣同样效仿，一时乳臭童稚，目不知书，而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于是招权纳贿，货赂公行，尤其是对民众的各色残酷掠夺，有关史料俯拾皆是。
不要以为这些奸佞都是草包，其中一些人也是才子。如蔡京就是大书法家，进士及第，文章也写得漂亮，首倡“丰亨豫大”之说，鼓吹太平盛世，徽宗朝曾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其弟蔡卞与京同年进士及第，王安石招为女婿而从安石学，官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时，“文饰奸伪，尽改所修实录、正史”，二任宰执之官。蔡京诸子也颇有文采，如蔡僚著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西清诗话》、《铁围山丛谈》等。王黼《宋史》本传称其：“为人美风姿，目睛如金，有口辩，才疏隽而寡学术，然多智善佞。”
尽管官场上一片乌烟瘴气，宋徽宗仍在标榜要惩治腐败，针对官员的受贿作弊，朝廷也处分了一批官员。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河北监司贺希仲、滁州知州唐恪、提点江东路铸钱王阐等官员，都因贪墨而遭贬黜。然而，其体制中没有多少权力制衡机制，尤其是对最高当局，基本上没有监督能力。从而其体制腐败的根子就在皇帝本人，他其实就是最大的受贿者，其周围一大批高级贪污犯更备受皇帝的青睐，恩赏有加。
面对隐伏危机的表面盛世，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太学生，起而痛陈时弊。如官员李纲上疏，被贬谪某县税务。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被贬官池州。太学生雍孝闻力诋蔡京家族，被流放而死于海南。甚至有人上奏历数蔡京、童贯诸奸臣之罪，“中外大骇”，而宋徽宗却对此类忠言完全置若罔闻。
燕人马植由童贯荐引，献联金灭辽之策，宣和二年（1120）入金谈判，缔海上之盟。宣和四年（1122），金人约宋攻辽。在长期作战中，陕西军成为宋军精锐，然而在童贯率领下两次进攻辽都燕京，都被打得一败涂地。金军乘势拿下燕京，这时也看清了大宋王朝外强中干的实质。金军在向宋横敲一笔军费后，将古城洗劫一空，留下几座残破不堪的空城给宋。而宋朝君臣却还在自我陶醉，为收复燕云诸州，“功臣”们一一加官晋爵，徽宗还命人撰写《复燕云碑》来歌功颂德，似乎太祖、太宗未竟的事业，真的由他来完成了。所以，在金兵进攻之前，大宋王朝始终给人们一个盛世富强的印象。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兵分两路：一路攻太原，一路攻燕京，然后会师开封。领枢密院事童贯在河东听到金军南侵的情报，竟以赴京汇报为名丢下军队，逃之夭夭。十二月，燕京宋军投降，不过金兵在山西太原、河北保州一带还是遭到宋军的殊死抵抗。此时，徽宗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被迫下诏罪己，承认种种弊政，并于二十三日匆忙传位于钦宗，不负责任地把一副烂摊子撂给儿子。应该说此次金军初攻南方，宋军尚有抵抗能力，而徽宗却已吓得仓皇南逃，蔡攸、童贯、高俅等也随同而去。
靖康元年（1126）年初，宋钦宗见父王南逃，也想逃往陕西，在李纲的一再苦谏下，这才打消去意。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负责东京防务。金军打到东京城下，宋军防守严密，金兵死伤累累而不能得手，只得遣使入城议和。钦宗求之不得，在宰相李邦彦的力主下，答应割地赔款的苛刻条件，派兄弟亲王为人质赴金营，并派官员向民间勒索准备和议的金银。后各地勤王兵陆续抵京，名将种师道也率军到来，其将姚平仲立功心切，说动钦宗偷劫金营，李纲也不反对。然而劫营失败，姚弃军亡命。金军向钦宗追究责任，钦宗恐金症再次发作，罢免了李纲和种师道，遣使谢罪，准备交割北方三镇。可见，钦宗面对险恶的局势毫无应对能力，只是来回摇摆于投降和冒险之间。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率千余学生伏阙上书，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要求罢免议和奸臣，复用李纲、种师道，反对割地乞和。群众把登闻鼓抬到东华门外，擂得震天价响，并围攻和诟骂主和奸臣李邦彦等。开封府派兵围住学生，指责学生胁迫中央。学生反驳道：“以忠义要求朝廷，不比你们以奸邪要挟天子强吗！”陈东挺身于斧钺之间，凛然无惧。钦宗自知大义有亏，众怒难犯，只得宣布李纲、种师道复职，并让李纲出面安抚学生，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金帅得知宋廷主战派占了上风，外围勤王兵又在不断增加，自己久攻开封不下，怕处于不利境地，在得到钦宗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并带着勒索来的金银，引兵北去。开封被围近四十天，到二月中旬终于解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