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带着全家，饱尝逃亡的苦辛，受尽了穷困的折磨。一度被叛兵捉住，送往已被攻陷的长安。长安经过战乱洗劫，到处呈现着国破家亡的景象。757年春，他潜行曲江，见宫殿紧闭，满目萧条。《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集中表现了他当时忧愤心情。他逃出长安，到凤翔见肃宗，先后做了两年小官，因曾拜左拾遗，故称杜拾遗。不久就放弃官职，决心作野老，继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期间诗人接触现实日多，亲眼看到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痛苦，促使诗人写出很多不朽的诗篇。如《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北征》、《羌村》等。759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一年，也是他的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传诵千秋的“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就都是在这一年完成的。杜甫在这些诗里深刻地写出了生活在战乱和阶级压迫下的人民的惨痛遭遇，对那些残害人民的封建统治者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揭露了他们不顾人民死活，把结婚才一天的新郎，没有成年的中男，以至老太婆都一起抓去服役。在《新安吏》中，杜甫还问了新安吏一些话：“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新安吏答以“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杜甫更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杜甫还劝送儿子的母亲不要哭：“暮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杜甫在这里是说了许多的话。而在《石壕吏》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好像把问题已经看得更明白了。一开始就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个吏已经是强盗了，杜甫不同他讲话了。接着是：“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杜甫代表人民呼喊出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深沉的哀痛，同时也表示了自己对国家危难深刻忧虑的心情，诗中劝那些防关武将不要在敌人面前临阵脱逃，还劝那些新婚青年暂时抛弃个人幸福，为了国家的安危赶快穿上军装，“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对战争的性质认识的比较清醒，尤其难能可贵。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由兴盛走向衰落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把唐代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发展到了顶点。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品，而且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光辉遗产。
760年，杜甫来到成都，靠友人资助，在浣花溪畔修了一座草屋，暂时得到了栖身之处。除一度因兵乱又流亡一年多，在成都草堂实际只住了三年多。其间一度任剑南节度使严武参谋，武保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765年又离开成都草堂，由四川经湖北、湖南到处漂泊。以舟为家，居无常所。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冬天，贫病交加，在湘水一艘客船里，诗人永远停止了歌唱，卒年59岁。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以大量的诗歌揭露了唐朝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诗人必须有高尚的抱负，才能产生高尚的意境，才能产生高尚的作品。杜甫早年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对现实的不满还较含糊。在政治上受挫折，生活上遭流离之后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目击战乱酿成的灾难，切盼早日结束战争，说出“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他自身生计艰难，推己及人，说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写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由于这样的抱负，才产生了高尚的意境：“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安史乱后，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解决的办法，只能依靠农民起义。但杜甫对社会现实深刻地现实主义的描写，却把社会疮痍更强烈更集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感受它，有所警觉，引起不满。杜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当然，阶级的局限使他能感人的描写人民的疾苦，却写不出人民的反抗斗争；能揭露某些封建统治的罪恶，却往往为皇帝开脱辩解；能反映社会矛盾，却指不出现实的出路。但杜甫能超越一般封建文人，达到了他所隶属的阶级在当时可能达不到的较高水平。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杜诗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使醮满血泪写出的沉郁悲哀的诗篇，并不使读者情绪低沉，读之反倒常常精神振奋，意气高昂。例如，759年是杜甫一生中最困苦的一年，在同谷县时，穷困到每天在山谷里拾橡粟充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把残酷的现实和丰富的想象结合起来，竟唱出“溪壑为我回春姿”的开阔壮丽的诗句。《登岳阳楼》写诗人的处境“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可是在这四句之前，他写出“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样浩瀚的景象。同样情形，当他感慨“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时，前面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当他叹息“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时，他的面前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当他想到“野哭千家闻战伐”时，他听到和看到的是“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这是诗人面前的风景，同时也是诗人的心境，有了广阔的胸襟，才能用这样壮丽的景色来衬托他所写的时代的艰辛和个人的不幸。所以他的诗尽管悲哀沉痛，可是读者在深受感动的同时，并不意气消沉，而是兴起昂扬振奋之感。
白居易杜诗在艺术上被公认为唐诗集大成者，律诗成就尤为显著，特别是后期七律，最能体现杜诗沉郁顿挫的典型风格，属对精切而毫无斧凿痕，高度凝炼却又挥洒自如，代表着唐代近体诗的最高成就。
杜甫一生写下几千首诗，留下来的有一千四百多首。他的诗歌广阔地、鲜明地反映了一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代，被人们称为“诗史”。杜甫的诗感情真挚、气势雄浑，语言凝练、自然、朴实、绚丽含蓄，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给后世的诗歌创作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诗人，都把他奉为学习的典范，尊称他为“诗圣”。
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屋，后人修为祠宇。解放后重建为“杜甫草堂”。
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贺等。白居易和元稹曾发起诗歌创作方面的新乐府运动，对唐诗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圭（今陕西渭南）人。晚年寓居洛阳的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出生在小官僚家庭，十一二岁时，为逃避藩镇战乱，同百姓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就使他接触人民，了解一些人民的疾苦。他年轻时苦竭读书，不遑寝息，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从少年时代就喜欢写诗赋，十五六岁时他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受到当时有名诗人顾况的赏识。27岁时考取进士，由校书郎、县尉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等。因反对宦官和顽固的大官僚贵族专权，四十四岁时（815）被贬为江州司马。在牛李党争中，白妻杨氏是牛党重要人物杨颖士的妹妹，被算作牛党。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读白诗，怕改变对他的成见，白居易采取不争名位的方法来对待朋党之争。在作地方官时曾做过一些好事，如任杭州刺史期间，主持兴修湖堤，利用湖水灌田一千多顷。晚年退居洛阳，滋长了消极思想，这是他局限性的一面。
白居易是杜甫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提出一套进步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思是文学必须反映时代，不能脱离政治，要达到教育的目的，有助于现实的斗争。并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诗比作一棵果树，感情是根，语言是枝叶，声韵是花，意义是果实。没有感情的诗就像无根的果树，无法成活。没有意义的诗就像不结果的果树，徒有枝叶毫无价值。他认为一首好诗，应是有感情有思想，而语言声韵也好，思想感情尤其重要。他的进步文学理论，对当时诗坛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我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最能代表白居易文学主张的是他的讽喻诗。他在唐宪宗初年，身任左拾遗谏官。每日论事，对朝政和诏令小有遗阙他都密陈所见，甚至当着皇帝的面说：“陛下错。”有些不便明言直说的，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皇帝听了有所改悔。这一类诗有些题为新乐府，通称为讽喻诗。是白诗中最有人民性的部分，也是白诗精华所在。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为代表。
《新乐府》中的《杜陵叟》指斥封建政府的苛敛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卖炭翁》则斥责当时的宫市宦官掠夺人民，“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简直是把“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老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白白抢去了。这首诗很快传播到西域一带，新疆蜡羌县发现了回鹘诗人坎曼尔抄写的这首诗，足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新丰折臂翁》写杨国忠征兵攻南诏时一个“偷将大石槌折臂”以避兵役的人。白居易看见他时，已有八十八岁了，尽管每逢风雨阴寒，还要“直到天明痛不眠”，却仍以得保全残生为大幸。诗人愤怒地谴责了不义战争。《秦中吟》中的《重赋》直斥官吏“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逼得人民“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卖花》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揭露了严重的贫富对立。
白居易的讽喻诗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据他与友人书中说：他的诗使权贵闻之变色，执政柄者闻之扼腕，握军要者闻之切齿；而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其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往往有咏其诗者。这正是这些诗的人民性之所在。也与他的诗深人浅出，通俗易懂分不开。
除了讽喻诗外，白居易还写了《长恨歌》、《琵琶行》等优美和谐的叙事诗，显示了诗人的巨大艺术才能。后世不少剧作家把它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其感人之深，据此可见。他的作品广泛为国内外读者所传诵、所仿作。
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留下诗歌三千多首。晚唐的著名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有“小李杜”之称。李商隐诗隐晦朦胧，文字清丽。杜牧在艺术上追求“高绝”，不满“奇丽”，力图在晚唐轻靡的流风外独具一格。
唐代古文运动
唐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古文运动的兴起。
南北朝时代，帝王、贵族左右文坛，为了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于是特别注意形式美的骈文，发展繁荣起来。骈文一味追求声律、词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对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组成，互相对称），看起来华丽整齐，内容却空洞无物。文风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对偶，拘于平仄，无法自由表达思想感情和政治见解，无法反映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隋文帝时李谔上书反对骈文，说它“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云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①。（他反对骈文的上书却通篇是骈体）隋文帝也深恶文章浮艳，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就因文表华艳而得罪。但隋炀帝擅长骈文，自以为与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众人，也当选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骈文。北宋有人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骈文，即无仕进的可能，骈文的盛况可以想见。武周时陈子昂效法西汉古体文作政论，对当时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影响。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摈斥文坛浮艳之风，主张以三代两汉古体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创作上亦力变排偶为散体，成为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
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单行，继承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对立。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这种复古的主张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响应，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安史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镇割据，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以巩固唐帝国。它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韩愈主张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对骈文，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提倡古文。古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思想，而且它本来就是载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画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韩愈说，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辞，而且好其道。又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这就是说学古道必须学古文，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也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在文体改革方面韩愈主张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和创造，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强调博学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做到推陈出新。他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韩愈在文道合一和文体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明确具体的主张，而且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