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伪作“元传国玺”一案隐秘很深，以至从未显露任何破绽。不过，当事情真相大白于世后，重读他的《交泰殿二十五宝序》关于太宗获“元传国玺”一段话时令人有新的领悟。如乾隆说：“古有得前代符宝君臣动色矜耀侈为瑞现者。我太宗文皇帝时获蒙古所传国玺。容而纳之，初不籍以为受命之符。由今思之，文皇帝之臣服华夏、重统万世，在德耶？在宝耶？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这段话显然有悖史实。其目的有两点，一为美饰祖宗，再是为其作伪开脱责任埋下伏笔。
凤凰楼制诰之宝于光绪初年与其他宝玺一起被转移到敬典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皇俄国侵略军进逼盛京，盛京将军增琪在朝廷授意下，把包括凤凰楼制诰之宝在内的太宗“十宝”、历代圣容、行乐图、御刀以及金条等物，转移至热河行宫。这件伪“元传国玺”至今下落不明，如果尚存，可能收藏在北京故宫。
嘉庆即位
乾隆长寿，多妻多子，嘉庆排行第十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而他却在日后登上皇帝宝座，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关于他的即位也有不同的说法。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初六日凌晨，清王室的又一位皇子诞生于御园之天地一家春，他就是后来受禅嗣位、对清代历史有一定影响的嘉庆帝。
在乾隆诸子中，嘉庆排行第十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他在日后登上皇帝宝座，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首先是行次问题，这对于承继帝位是至关重要的。乾隆共有十七个儿子，而嘉庆却排在第十五位。这个行次，无论怎么算都是靠后的，如果按照汉族历代王朝传统的建储法，凭这一行次要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其希望实在是微乎其微，除非是发生了某种特殊的事变。当然，满族有满族自己的规矩，清王室在承继帝位问题上，并没有完全遵循汉族王朝的框框套套，事实上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清圣祖玄烨、清世宗胤禛、清高宗弘历的即位，都不是由于居长、居嫡所致。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居长居嫡在清代帝位继承上无关紧要，只不过是清王室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绝对化而已。其中也有实力的问题，如皇太极虽说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却凭一人独掌两黄旗的雄厚实力，倾倒其兄代善、莽古尔泰等而继承汗位；有两强相争，第三者得利的，如年仅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皇太极死后，由于多尔衮和豪格两强相争不下，才得以被拥戴为帝；有直接参与争夺的，如康熙的第四子胤禛的即位；也有某种偶然性因素起作用的，如玄烨之受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喜爱，弘历则因几位兄长或早逝、或品行不端而得获帝位。
现在再回过来看看嘉庆的处境。在他出生之前，乾隆已经有过十四个皇子，但说来也怪，这些天之骄子并没有获得皇天的特别眷佑，其中大部分是“天命不济”，十四位兄长竟有八位过早夭折，卒年大的只有二十五六岁；小的仅有几个月，这种情况对于嘉庆是“祸”是“福”关系甚大。又因为乾隆的立嫡的观念，较之乃祖康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有关嫡子的情况，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乾隆嫡子有二。其一是皇次子、嫡长子永珐，生于雍正八年（1730）六月，生母是当时的嫡福晋、其后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据说这位正宫娘娘为人贤淑，性尚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岁时以鹿羔毯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遗制，示不忘本”。所以乾隆对她甚是宠爱，再加上喜得嫡子，于是母子二人在宫中所处的地位，除乾隆生母孝圣皇太后外，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只是由于他没有福气，只活了九岁，在乾隆三年（1738）十月病死了。乾隆的第二个嫡子。是皇七子，生于乾隆十一年（1776）四月，只活了一年零八个月，于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因出痘去世。两位嫡子的早逝，使乾隆立嫡的愿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乾隆十三年（1748），皇后富察氏去世，使乾隆的立嫡想法完全绝望了。
嘉庆先后有八位兄长的早逝，对于他日后的嗣位，无疑是关系甚大。嘉庆出世时，按顺序虽说“升”到了第七位，但其嗣承大位的希望，仍是微乎其微的。事态将如何发展，就得半靠机遇，半靠自我奋斗了。
嘉庆在初时之所以不大显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母后台不太硬。在封建时代，一般来说是“母凭子贵”，但反过来说，母亲的地位及影响，有时也对儿子的命运和前途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在宫廷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他的生母魏佳氏，既无特殊的本领，又无任何特殊的背景。她的父亲清泰，只是个不入传的内管领，其家本属汉军，其后才抬入满洲旗。魏佳氏入宫后，也只是个很一般的贵人，直到乾隆十年（1745）才封为令妃，这与同时期众多的后妃相比，显然是低格的。嘉庆在长达三十六年的皇子生活中，从来未有提督师旅、征战四方，因而谈不上有什么战功；也从未督官临民、治理政务，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政绩；就连乾隆十分频繁的巡游天下，除每年例行的秋弥木兰外，嘉庆侍随的机会也屈指可数。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皇子时代的嘉庆，确实是一位不大显眼的十五阿哥。
清朝前期的皇帝，在即位之前都有不同的经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清太宗皇太极，他过的是戎马生涯，无论在称帝前还是在称帝后，都在统帅八旗，奋战疆场，他的皇子时代，可说是除了战斗还是战斗，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二是世祖福临和圣祖玄烨，他们都是幼年承继大统。福临即位时年仅六岁；玄烨即位时也只有八岁，所以他们的皇子生涯，既短促又简单，他们的才干与智慧，都是在做了皇帝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三是世宗胤禛，他的皇子时代特别长，直到四十五岁才得以继承帝位，其活动内容也相当广泛，有学习生活、随帝巡视、参与军政决策、督师从征、审理案件等，但更多的是直接参与争夺帝位的斗争。而所有这些活动，对于日后称帝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就是高宗弘历了。他的皇子时代，与上述诸帝大不相同，基本上是过着书斋生活，嘉庆帝和高宗弘历的经历很相似。三十多年的书斋生活，虽说是漫长的，但对他来说却是十分有益的。嘉庆相当聪敏，就拿读经来说，六岁入学，十三岁即通五经，这就很不简单了。难怪乾隆在他通经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就遵用密建家法，把他内定为皇储，又是祀天，又是祭祖，祈求皇天保佑这位刚满十四岁的嗣君。可以这样说，嘉庆之得以嗣承大位，很大程度是他自己克勤力学、涵濡德义的结果。是皇子，就有嗣位的希望，不过要把希望变成现实，还得半靠机遇，半靠自我奋斗。
嘉庆的奋斗并不像乃祖雍正。他不耍权谋，不靠残酷的争夺，而是靠自己的品行、德性和学识，在自然的静态中，慢慢地赢得了父皇乾隆的赏识。此外还得靠更多的机遇，而这种机遇，他也是有的。嘉庆得以嗣位，除了他自身的条件外，其外部条件，特别是诸兄弟情况的变化，实在是太重要了，也是太富传奇性了。他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秘密箴名、内定为储君的，当年他只有十四岁。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才被公开宣布册立为皇太子，而这时的嘉庆已是三十六岁。这段令人寻味而又捉摸不定的时间，也实在是够长的了。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乾隆帝御临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人见，宜示恩命，正式册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定于明年（1796）正月元旦举行授受大典，禅位于他，改元为嘉庆元年。他对此既有点预感，又确实有点意外，其表现是既惊惧，又欣喜。
嘉庆从准备在“昧余书室”中“了此身事”，到静悄悄地成了乾隆内定的储君；又从内定储君成为公开的皇太子，成为即将受禅嗣位的嘉庆帝，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以至于有很多人对此存有怀疑。
嘉庆宫禁内遇刺
历代王朝在位的皇帝，在警戒森严的宫禁内遭遇刺客行刺的实属少见，清王朝的嘉庆皇帝却遇上了。是嘉庆皇帝为人施政的不善，还是另有缘故？是一次意外的个人行为，还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之谜。
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谒陵返京，正准备进宫斋戒，乘轿经神武门，将要进入顺贞门时，突然从西厢房南山墙后有一刺客陈德一跃而出，持小刀冲向嘉庆所乘小轿。当刺客冲至近前时，御轿已过顺贞门，刺客的行动慢了半拍，而嘉庆帝本人并没有看到陈德行刺的具体情况，所以这次行刺对嘉庆帝来说，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他是在进了顺贞门后听到外面人声喧杂，吓了一跳，忙派内差出问御前大臣，才知有人行刺拒捕，吓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刺客陈德带着年仅十五岁的长子陈禄儿预先进入东华门，穿过东西牌楼，从西夹道绕至神武门内。行刺时，守卫在神武门、顺贞门之间东西两侧的侍卫等多达一百多人，他们大多被陈德这一突然而来的袭击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竟无人敢上前拦阻捉拿，只有近侍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首先奋力将陈德推却，袖袍被刺破。最终陈德终因寡不敌众，力竭被擒。陈德长子陈禄儿，虽然当时也在场，但想不到发生了这种事，只在旁哭叫不已，事后竟能逃回家随即被捕。可见警卫的松懈、混乱，没有负起责任。
这一事件对清宫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乾隆二十三（1758）年六月虽曾发生过疯癫僧人持刀闯入东华门的案件，但未对皇帝构成威胁。这次竟致危及轿前，欲刺杀皇帝，令嘉庆帝十分后怕和愤怒，他立即下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日夜严审。被擒人陈德经过酷刑审问，所供情节，出乎意料之外：
行刺者陈德，四十七岁，从整个经历看是个道地的城市贫民。陈德之父陈良、母曹氏曾典与镶黄旗人松年家为奴。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二年（1797），跟随镶黄旗包衣常索在内务府服役，帮助办送诚妃刘佳氏碗盏什物以及赴园、进宫时移载物件车辆等杂务。由此经常出入宫禁，熟悉宫内路径和各门情况。后来，陈德因个人的悲惨境遇而受到刺激，加上近几年时常胡思乱想，五次求签，两次做梦将来有“朝廷福分”。可见，由于生活的困苦巨变，神经已不甚正常，最终感到“实在穷苦难过，要寻死路”。“又想自寻短见，无人知道，岂不枉自死了”，当他闰二月十六日看到街上垫道，闻知嘉庆帝将于二十日进宫，于是把心一横“起意惊驾”，心想“犯了惊驾之罪，必将我乱刀剁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于是干出了行刺嘉庆帝的大案。
看来，陈德熟悉宫内外情形，准备很充分，但他跃出时慢了半拍，至嘉庆帝轿进了顺贞门才赶上来。但是，案件最后处理时，对是“起意惊驾”还是“蓄谋行刺”就不会区分得那么清楚了。在皇帝专制的封建时代，就是“惊驾”也是按“大逆”罪论死。陈德为了发泄民生痛苦的无奈，自己求死，连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陈禄儿、陈对儿也被绞死。民不聊生，嘉庆帝虽然为此自省失德，但封建社会此时腐败的政局以其个人意志又能转变多少呢？
至此，案情已经清楚了。但嘉庆帝不相信，随于次日添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为了对付陈德一人，嘉庆帝竟把整个官僚机器都启用了，这是过去对付任何一个犯人所没有过的，所有的刑具也都用上了，然而，陈德的个人口供没有任何的变化。嘉庆帝一看，不可能会有什么进展了，如果硬要说是有人策划指使，反而会自乱阵脚，造成内部混乱，随传旨将陈德处以极刑。
至于陈德为何要“起意惊驾”，还是行刺皇帝，从会审结论及嘉庆帝的批复看，均已倾向于纯属个人所为。但后来有关“受人指使”之说持续不断。至于主谋者，一说是官员所为，一说是天理教早期策划的一次冒险行为。
陈案仅过一月，嘉庆帝便接到官员诚存的奏折称：“在陈家内拾有匿名揭帖一纸，内称兴德保父子曾与逆犯陈德有过来往勾结等情”。但嘉庆帝并不相信揭贴所控，怀疑兴德保父子会有“党逆”之事，而认为诬告陷害之风会“累及无辜”，“必欲将控告之人究出惩治”。令传讯兴德保父子时不以犯人对待，应详讯与兴德保素有仇怨之人。
至于说陈德的行刺系天理教所策划，则为后来野史记载，如《清代外史》之叙《顒琰之遇刺》。萧一山所撰《清代通史》采信此说。而关文发教授在《嘉庆帝》一书中认为“此说只不过是一种附会，实难置信”。他举出陈德在嘉庆八年是在北京，根本没有去过山东金乡崔世俊家。林清是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开始加入荣华会，崔世俊是在嘉庆九年（1804）加入离坎卦教的，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陈德“起意惊驾”时他们都还不是天理教徒，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林清党”，陈德又怎能成为“林清党”的一员，而去执行“林清党”所策划的行刺嘉庆的使命呢？山东巡抚同兴如“确已究明了陈德系‘林清党’”，是不敢“擅自以事属既往，善不入奏，而甘冒犯欺君大罪的风险”的。
但关文发教授所据为供词，嘉庆八年（1803）陈德是否去山东金乡，供者根本不知也是可能的。崔世俊当时没有正式入教，但参与秘密活动也不能排除。限于史料，说陈德行刺嘉庆帝为“千秋疑案”似不为过。
道光巧取皇位
嘉庆二十五年，嘉庆皇帝壮年突然猝死，由此，关于道光即位的问题，官方的清实录与非官方史料记载存在着很大差异，有嘉庆帝死前就已宣示传位诏的说法，有太后懿旨传位的说法。总之，真相颇不明朗。
关于道光即位的问题，官方的清实录与非官方史料记载存在着很大差异，真相颇不明朗。
据清实录所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四日，“上至热河，圣躬不豫。诏城隍庙拈香”。二十五日白天，“上不豫。皇次子智亲王旻宁、皇四子端亲王绵忻，朝夕待侧。上仍治事如常”。但到了傍晚时分，突然“上疾大渐”，以至于“戌刻，上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在嘉庆帝“如常”、“大渐”和“上崩”之间，《清仁宗实录》与《清宣宗实录》都记载道：“召御前大臣赛尚阿……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卯时立皇太子旻宁”。
然而《清宣宗实录》所不同于《清仁宗实录》的是它多出了一条记载，即七月二十九新君旻宁收到了孝和皇太后从北京寄来的一道懿旨：“我大行皇帝……今升遐，嗣位尤为重大，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但仓促之间，大行皇帝未及明谕。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这样，便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嘉庆帝死前就已当众宣布传位遗诏，而且实录中有二十六日“军机大臣等传知在京王公百官”等语，太后又为何史无前例的以懿旨的形式命嗣君即位，《清仁宗实录》与《清宣宗实录》的矛盾与出入，令人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