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对左宗棠来说是很严重的：若为清廷知道，这可是灭族大罪；从太平军中逃走，洪秀全对他也不会善罢。所以，他只好举家隐入深山梓木洞。清方和洪秀全对他的行踪果然都有反应。最终经骆秉章等极力劝说，左宗棠才勉为其难，在骆幕供事六年。
咸丰九年（1859），“樊燮事件”发生，咸丰下诏“就地正法”左氏，引起左氏及胡林翼、曾国藩等多人的警觉和不满。湘军在长江流域独撑局面，而朝廷对汉官汉将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在等着他们。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用潘祖荫的话说“此天下所共见”，而朝廷见到官文的一纸奏疏，便下诏“就地正法”，实令汉员寒心。左氏在未接上谕前乃负气而走，后诏书下达，曾国藩邀他去安徽宿松大营，胡林翼也赶往此地。他们在宿松住了二十余日，日夜商讨，其中有多日是曾、左、胡三人摒除他人密谈。据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分析，他们当时就是商议谋取国家政权，由湘军领袖取而代之，左景伊的《左宗棠传》中记载，其动议者是胡林翼。胡氏认为，当今之势，满人皇族腐败，已不堪统治全国，而太平天国自天京内讧之后，败势已定。湘军势力举足之重，待击败太平军后，一定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不久前，湘军攻下武昌，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提拔曾氏，而满员则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巷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听后脸色大变，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所以，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先发而制。胡氏说：“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很可能，他们在宿松所议的正是谋位之事。当时的意见分歧一定很大，其中心人物自然是曾国藩。曾氏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坚决反对自立，使宿松的密谋没有结果。至于左宗棠的态度，他当时名声虽高，但尚未形成气候。
胡林翼虽有谋位之想，但他自认为才气远不如左宗棠，势力更不如曾国藩，身体又十分虚弱，经常咳血，实难当长久之大业。他深知曾国藩“让道”、“克己”，不会冒篡位之险；而他对左宗棠的看法，以为“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所以，左宗棠才是最好的人选。无奈，当时左宗棠实力还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让他出来当国家之政，自然不是时候。当时让曾国藩去辅佐左宗棠，那是绝不可能的。人常言“事者，势尔”，当时的形势，胡林翼如何能扭转！
当时的议论，是咸丰十年（1860）的事。当时英法联军兵进京师，咸丰逃往热河，清廷政权岌岌可危。在这样的形势下，才有曾、胡、左等的议论。他们的议论，也是迫于集团和个人的未来命运的考虑。
左宗棠第二年秋，咸丰死于热河，湘淮大将再次密谋。此时，左宗棠的楚军已成锐师，开赴江西战场与太平军作战，捷讯不断，接连攻取了太平军守城景德镇、德兴、婺源。又连败太平军名将、号称“黄老虎”的黄文金部，收复建德，解曾国藩的祁门之围。还在乐平与太平军进攻江西的主力李世贤大战，以少胜多，一战而败李世贤。左氏建军不到一年，便取得重大胜利，由曾国藩保举，诏授浙江巡抚，成为一方大员。左宗棠在江西大战之时，咸丰病死热河，出现前文提到的政局大变。曾国藩在安庆设帐，接到咸丰病死、载淳即位、八大臣顾命的紧急公文。这一信息激起湘楚地方督抚将帅的议论，湖北巡抚胡林翼从武昌赶至安庆，与曾国藩加紧密谋。此时左宗棠正与太平军激战，无暇赴皖，但他对谋位之想，却在诸人之先。胡林翼去安庆，捎去了左宗棠的一个事关重大的联语：“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信上说，这一联语是其登浮梁之神鼎山偶得。曾国藩一看便知其中暗机，“问鼎轻重”，趁其乱而谋其位。这是曾、左、胡去年多番密议过的事情。一年后值咸丰驾崩，载淳年幼，宫廷混乱，这时确是一个“问鼎”的绝好机会。但是，让谁去“问鼎”？曾国藩当时就想到左宗棠，但他又认为，左氏手中只有万把人，清廷的军队虽然腐败，但多年布置在江北的多隆阿、都兴阿、冯子材和黄淮流域的僧格林沁，都早有对付湘军的布置，左宗棠那点军队再能打，也难能胜之。所以，左氏势单力薄，此时想要起事，也绝无把握，更何况直隶、京津畿辅的清军力量更不可小看。他同样认为，即使湘军全师响应，也没有胜券可握。左军单方面行动，更是不自量力。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寒而栗。口中只是称赞联语对仗工整，假装未看出门道。胡林翼自然也明晰左氏尚未成熟，于是深望曾国藩能当此重任。他曾向曾国藩分析形势，以为宫廷政变不可避，而湘军在此时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即让曾氏当机而断，拯救乱局。随之，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也劝曾在东南称帝，他愿拼力为辅。但是，曾国藩已经立定决心，将众人的劝说一一设法拒绝，且不留痕迹。
安庆这番“问鼎”议论又无结果。胡林翼回至武昌便病死了，左宗棠自知无力“问鼎”，清政府又高迁他为封疆大员，去了浙江，不久又升迁他为闽浙总督，还把西北塞防大计托付于他。他在西北为国家建下殊功，也得到殊荣，“问鼎”之想遂终。正如有关记载所称：他虽有“度夕陀想”，但由于清廷重用于他，又升迁如此之快，“朝廷待我固不可谓不厚”，才使他未行“问鼎”之举。可他仍抱有遗憾，所谓“误乃公事”，即由于清廷付以重任，为完成重任之“公事”，却“误”了“问鼎”的大计。
总之，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后来正史、野史的记述，并不是妄写的。
翁同龢开缺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劾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随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5日，即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究竟缘何开缺回籍，值得玩味！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井眉居士，晚号松禅。1830年5月19日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二十一岁选为拔贡，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1865），翁同龢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即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宣统帝溥仪即位之后，其父载沣监国时，为翁同龢平反，“翁同龢著加恩开复原官”，后又追谥“文恭”。
翁同龢像翁同龢为什么会被贬黜和开缺回籍？学术界却意见纷呈，颇多分歧。
第一种观点，举荐康有为说。这一观点认为维新变法时期，翁同龢引荐康有为是导致顽固派弹劾的主要原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代相国翁同龢也逐渐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认为西法不能不用，于是“大搜时务而考求之”。1888年4月，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十年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可雪耻。还预言日本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六年后，甲午战败，康有为的预言得到证实。所以翁同龢认为康有为是奇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获悉签订《马关条约》，于是联络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翁同龢见到此书后，大为赞赏，为了识拔奇才，他以朝考官的职权，准备引荐康有为。他还不惜一品大臣的身份屈尊私访康有为，当两人会面时，足足谈了两个多时辰。临别，翁同龢还向康有为要了有关变法的书。从此，他每天读变法书，和以前判若两人。光绪不愿作亡国之君，接受维新思想，实行新政，这与翁同龢引荐康有为等人是分不开的。翁同龢在与康会见的第二天，就向光绪密报会见情况。平日授读时，也是大讲西法如何如何好，还介绍光绪看《日本变法考》、《泰西新政摘要》、《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当光绪毅然实施改革时，翁同龢辅佐草拟变法谕旨，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就在光绪实施变法的同时，一批顽固守旧的满人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惟恐变法后受排挤，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他们与甲午主和派联合起来，迎合慈禧，挑拨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加紧策划政变。为了阻挠变法，顽固派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翁同龢，指使亲信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变法酝酿期间，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二种观点，刚毅构谗陷害说。这一观点认为，翁同龢与刚毅的不和，是导致前者开缺的主要原因。翁同龢秉性正直，遇事敢言，不畏权贵。在封建官场中，这种品德可以得到正派人士的崇敬，也必然会引起某些心胸狭窄、阴险毒辣、凯觑权位者的不满和嫉恨。他“好延揽”、“广结纳”，有其突出的长处；但却“必求为己用”，“不能容异己”，又有致命的弱点。他两次充当帝师，名高望重，预闻军国，稳操实权，深受光绪信赖，较之其他大臣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遇事慎重，虚心谦和，善处人际关系，其地位会日益巩固。然而他非但没有正确运用这一优势，相反，却因此而滋长了骄横和跋扈，与同僚议事，往往轻视别人，固执己见，锋芒过露，偶有不合，便怫然不悦，争吵不休。尤其令人侧目者，则是其在争吵之后，“常入报帝，必伸己意”要光绪采纳，压制不同的意见。所以他与同僚的关系很难融洽。以前，他与军机大臣沈桂芬、阎敬铭、潘祖荫等都是如此。后来与孙毓议、徐用仪更是势同水火。连1897年7月逝世的清流派首领、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与他因政见歧异而搞得关系极为紧张，以致官场中传言：“李鸿藻一日不死，翁同觫一日不得逞”。而他与刚毅的不和更是种下了恶果。军机大臣满人刚毅尽管由翁同龢荐引进入枢府要地，但其思想顽固不化，与主张改革的翁同龢尤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而且刚毅并非正途出身，识汉字不多。常读错音，遭翁讥诮，引为大耻，日思报复。有记载说，刚毅“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为本音，并于外省奏折中指道员刘篇为刘鼐，经公（翁）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复久矣”。维新变法之时，刚毅等人借机上书慈禧，弹欬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最终导致慈禧令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三种观点，慈禧与荣禄阴谋说。光绪皇帝明令变法的《明定国是诏》是由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起草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颁布，而在变法第五天即6月15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并统辖北洋三军，宣布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大员须诣太后前谢恩，并决定秋天“天津阅操”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之后，而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显然，他是把翁同龢被罢黜和荣禄被重用等事件连在一起的，认定这都是慈禧与荣禄一伙策划的废立阴谋的组成部分。据梁启超描述，罢黜翁同龢是慈禧太后“忽将一朱谕诏书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肽顿失矣”。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说：“奉旨著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二十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日懿旨逐翁常熟……并今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平是知常熟之逐，甚为灰冷”。康、梁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历来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论及翁氏罢相，多采康、梁之说。
第四种观点，光绪本意说。理由是翁同龢虽然曾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但事后当皇帝向他索要康氏著作时，翁却说：“臣与康有为素不来往”，“此人居心叵测”。翁既为皇帝起草《明定国是诏》，又当着皇帝和太后的面说过“西法不可不讲，但圣贤义理尤不可忘”；翁在讨论接待来访的德国亲王的礼仪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合；御史玉鹏运、安徽藩司于荫霖、御史高曼、御史李盛锋等人上书弹劾翁。因此而认为上述事例与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中所说“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且于征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狂体情状，难胜枢机之任”都相符合，遂得出结论：是光绪皇帝而非慈禧太后罢黜了翁同龢。此说初看似觉新鲜，但推敲起来，仍嫌证据不足。翁同龢与光绪皇帝有二十年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变法伊始，翁同龢刚刚为皇帝起草了《明定国是诏》，皇帝显然对他是信任的，何以在数日之内翻云覆雨？而且选择在翁同龢六十九岁寿辰之日将他罢黜，于情于理都难以说得通。如果翁确实是因为妒忌康有为而遭贬，而且诏令确实出于光绪皇帝之意，康、梁不可能毫无觉察，也不可能对翁同龢持同情态度。
翁同龢开缺的原因，因研究者视角的不同而得出了多种不同的意见，这里仅供读者自己去猜测和回味。
邓世昌殉国
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邓世昌率领“致远”舰驰骋海面，英勇杀敌，临危不惧，顽强作战，最后与全舰官兵壮烈牺牲。他所在的致远号也在这场战争中沉没。然而，对“致远”舰沉没的原因和管带邓世昌牺牲的情形，却说法各异。
邓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卿，祖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三。其父邓焕芬是个商人，家境富裕，经常带领子女往来于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为邓世昌创造了一个接受近代教育的良好条件。1867年，林则徐的女婿、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大臣，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和海军人才。学堂先从福建当地招收了刘步蟾等数名学生入学，后为提高学生质量，又从广东招收了十名通晓英语、算学等知识的聪慧孩子入学。邓世昌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这批学生之一。当时，福州船政学堂分为培养制造人才的前学堂和培养驾驶人才的后学堂，邓世昌进入后学堂学习驾驶。1874年，沈葆桢委派邓世昌担任“琛航”号运输大副，并奖以五品军功。因其才华出众，为李鸿章赏识，被授予“致远”舰管带等职，并受赐“噶尔萨巴图鲁”（满语为“勇士”之意）称号。在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他率领“致远”舰驰骋海面，英勇杀敌，顽强作战，最后与全舰官兵壮烈牺牲。他所在的致远号也在这一战役中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