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北方农民抗清武装组成。它的前身是捻党，又称捻子。淮北方言，“捻”即一股一伙的意思。捻党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本为民间穷苦群众的反清结社，成员有农民、手工业者、盐贩、饥民、游勇等，活动地域早期在皖北淝水和涡河流域，后逐渐扩展到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各地。嘉庆元年至九年（1796～1804）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失败后，捻党的活动日渐活跃起来。当时，在安徽、河南、山东交界地区，一些不堪封建压迫的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临时结成一个个分散隐蔽的集团，“自号为捻”，从事抗粮、抗差、吃大户以及杀富济贫的斗争。不少盐贩也结伙成捻，保运私盐于各地，同清政府盐巡相对抗。初期，捻党实际是一种不定型的群众反抗组织，它聚则为捻，散则为民，无固定的组织和群众。各捻之间互不统属，人数也不一致，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捻党的首领，起初称“响老”，后来称“捻首”，多是地方上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人物。在他们的倡导下，各地捻党的影响越来越大。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全国各地农民反抗斗争的普遍展开，安徽、河南等地的穷苦群众也纷纷结捻。到咸丰元年（1851年），淮北一带已是村村有捻，庄庄有捻。同年，河南南阳和南召等地捻党在乔建德和李大、李二领导下，分别聚千人起义；凤阳、颍州等地捻党也揭竿而起。次年，安徽亳州一带捻党首领张乐行（即张洛行）、龚得树等人，在雉河集（今涡阳）聚众万人，起义抗清，并攻占河南永城等地。接着，永城马金标、毫州朱洪占、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个捻首各自率众起义，号称“十八铺”（即十八股），拥立张乐行为总领袖，在蒙城、毫州等地从事抗清斗争。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北伐军路经安徽、河南，捻党闻风响应，遍地而起。从此，捻党脱离反清结社的状态，进入武装抗清的新阶段；其起义武装，即被称为“捻军”。
各路捻军在同清军和地主团练的斗争中，日益感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共御公敌。咸丰五年（1855）秋，各路捻军首领齐集安徽毫州雉河集，举行“会盟”。会上，公推张乐行为“大汉盟主”，决定建立五旗军制。按会议规定，盟主是捻军的最高统帅，“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①，但无人事任免权。盟主之下的五色总旗各设总目，称“大趟主”确定以张乐行兼领黄旗，龚得树领白旗，韩奇峰兼领蓝旗，苏添福领黑旗，侯士伟兼领红旗；五旗之外，还有各种镶边旗、八卦旗、花旗、绿旗等。会议用大汉盟主张乐行的名义祭告天地，发布文告，颁发《行军条例》。文告痛斥清朝官吏“酷以济贪，视民如仇”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暴行，阐明捻军“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忿”的起义宗旨，宣布“禁止抢掠，严缉奸淫”②的军事纪律。通过这次会盟，捻军在组织上由分散趋于统一，在政治上有了比较明确的反清目标。
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力量迅速扩大。他们以雉河集总部为基地，不断派兵四出，攻打清军。咸丰五年八月（1855年9月），张乐行、苏添福率众3万余人出击，首先在庙集击败颍州知府陆希浞部，接着又于泥秋集打败河南道员张维翰部。随后，捻军挥师北入河南，攻破夏邑，继而则东出江苏砀山，西扑商丘马牧集，南下包围毫州，占领蒙城，并分兵攻打鹿邑和颍上，捻军声势大振。当捻军以重兵围攻毫州之际，河南按察使余炳涛于十月二十八日（12月7日）乘虚袭占雉河集。张乐行等随即撤回毫州，率部沿涡河南下，旋又折向东北，围攻河南永城，迫使余炳涛撤出雉河集而驰援豫东。十一月九日（12月17日），捻军在永城附近麻种集，大败负责剿捻的湖南提督武隆额部，乘胜攻占夏邑，再围归德府城。后张乐行得悉清军援兵纷至，遂撤围返回雉河集。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张乐行等集中四、五万人，分兵五路再次进军河南。捻军在击败参将成龄、道员张维翰部后，进围归德城，但不久又撤回雉河集。
这时，捻军已有相当实力，其人数达十余万人，其控制区域“南至颍霍，北抵萧、砀，东接怀远，西连归德”。在军事上，它“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③。但它的弱点也是明显的。首先，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在组织上并未达到完全的统一。各旗基本上是按宗族、亲戚、乡里关系结合起来的，彼此互不统属，各种集团林立，每旗内部也无固定编制，大旗之下的小旗，人数自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成员在各旗之间可随意流动，组织极为松散。其次，各旗捻军并非全部脱产的专门武装。一般地说，在捻军控制区，农民即捻军，捻军即农民。部队既无固定的军饷供给制度，也缺乏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更为简陋，因此其战斗力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在政治上缺乏远大目标。它不仅未能乘胜建立政权，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相反地，十几万大军只是在为解决眼前衣食问题而奔波，即所谓“于春秋二时，援旗麾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欢呼，粮尽再出，有如贸易者”④。这样，捻军即不可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一旦遇到主力清军则又必然遭到惨败。咸丰六年三月（1856年4月），清廷严令河南巡抚英桂督师剿办捻军。英桂采取分进合击，稳步前进的作战方针，命给事中袁甲三、南阳总兵邱联恩等部为主力，从毫州以北向南进攻；以傅振邦、侍卫伊兴额部从永城、宿州向西南进攻，夹击雉河集。战斗开始后，捻军接连失利。清军乘胜推进，于五月十七日（6月19日）攻占雉河集。为调动敌人，张乐行等率部南下，渡过颍河，击败乡勇王庭兰部，占领豫皖边界商业重镇三河尖，然后，乘敌向豫东南集中，蒙毫一带守备空虚之际，捻军又沿淮河东行，于七月二十四日（8月24日）重返雉河集。清军大队随即扑来，张乐行不得已，率主力再次南下淮河流域，于咸丰七年一月（1857年2月）重占三河尖。
此时，太平天国经天京事变后，力量大为削弱，淮南防务相当脆弱，迫切需要团结友军共同对敌。张乐行、龚得树等首领在淮北屡战失利，受到清军的巨大压力，也亟望得到太平军的支持和帮助。基于这种共同需要，二月九日（3月4日），太平军与捻军会师于霍邱城外。经过协商，决定两军联合行动，捻军全体成员蓄发、受印信，使用太平军旗帜，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和领导，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苏添福被封为“立天侯”，张宗禹被封为“石天燕”。但捻军“听封而不听调”，不改变原有的领导系统和制度，不出境远征，联合并非合并。此后，捻军分别与陈玉成、李秀成部配合，在河南固始、安徽霍丘、颍上、正阳关、寿州等地作战。五月（6月），捻军被清军围困于正阳关，经几个月的鏖战，关内捻军粮食用尽，加之瘟疫流行，处境异常困难。后李秀成派援军赶到，于八月二十五日（10月12日），接应关内捻军冲出重围，撤至六安。不久，六安捻军内部发生分裂，以蓝旗旗主刘永敬（刘饿狼）及其侄刘天台（小白龙）为首，反对与太平天国联合，主张重返皖北，张乐行、龚得树反对他们的意见，并以阴谋叛变罪名将他们杀害。蓝旗部众大愤，擅自由六安返回淮北。从此，捻军分裂为淮北与淮南两部分，淮兆捻军向山东和河南远征打粮，淮南捻军继续和太平天国联合作战。
咸丰八年四月十二日（1858年5月24日）夜，六安捻军正同清军激战时。被胜保收买的捻军头目偷开城门，清军蜂拥而入。六安失守后，捻军在张乐行、龚得树、孙葵心、姜台凌等率领下，沿淠河北上，渡过淮河，四月二十一日（6月2日）攻占淮河北岸怀远城。在此因政治主张不同，孙葵心、姜台凌率部北归颍州，从而不再与张乐行部合作。为配合太平军解除江北大营对天京围困的军事行动，捻军在龚得树的指挥下，沿淮河东进，先后攻克临淮关及凤阳府县两城。这样，捻军就控制了淮河中段，切断了清军的水上交通，把淮河北岸捻军的抗清和南岸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联接了起来。与此同时，淮北捻军孙葵心等曾一度深入到鲁西南地区，攻占城武、单县、曹县三城，随后经河南退回皖北，给清朝山东、河南地方统治以重大打击。就在这一年，太平军打破了江北大营对天京的围攻，接着又取得三河战役的胜利。从而使太平天国江北占领区得到进一步巩固。
然而当捻军和太平军接连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东战场发生了李昭寿和薛之元的叛变，北战场也发生了一系列捻军首领叛变的事件，因此，太平天国和捻军又陷于被动。咸丰九年（1859年3月），陈玉成在庐州西面的官亭击溃李孟群部清军后，乘胜东进，于同年夏，先后攻占安徽天台、盱眙，进攻滁州、耒安，迫使钦差大臣胜保所部退守盱眙东北的蒋坝。切断了驻定远的安徽巡抚翁同书与胜保部的联系。捻军龚得树部万余人遂由怀远南下，配合太平军吴如孝部再次围攻定远。翁同书在东西粮道均被切断的情况下，于六月十八日（7月17日），弃城逃往寿州。捻军占领定远后，进一步扩大了淮南的控制地区，与庐州太平军辖区联成一片，同时打击了捻军内部在李昭寿、薛之元叛变后出现的投降暗流，暂时稳定了内部。
捻军控制淮河中游，切断了安徽清军的粮饷通道，加上淮北捻军四出活动，引起清廷震惊。十月五日（10月30日），胜保丁忧，命署漕运总督袁甲三署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同时胜保趁淮军主力集中于淮南，淮河北岸的怀远守军力量减弱之机，督令副都统穆腾阿和总兵滕家胜等率清兵3千多人乘机进攻怀远。从定远、庐州派出的捻军和太平军援军被阻于淮河以南。张洛行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于十月十四日（11月8日）退出怀远，退守临淮关和定远。十一月十一日（12月4日），袁甲三在离临淮关30里的张家沟接署钦差大臣职务后，迅速集结兵力，总兵力由3千余人猛增至一万余人。接着袁乘捻军配合陈玉成部在潜山、太湖一带与清军作战之机，于十二月十八日（1860年1月10日）攻占临淮关。咸丰十年一月四日（1860年1月26日），清廷以胜保剿捻无功，撤去其钦差大臣职务，命往河南督办攻剿事宜，以副都统关保为其帮办；命云南提督傅振邦督办徐（州）、宿（州）一带攻剿事宜，以总兵田在田为帮办；袁甲三仍署理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除巡抚翁同书仍为帮办外，加派副都统穆滕阿帮办军务。袁甲三在占领苏临淮关后，督军围攻凤阳，于咸丰十年一月二十二日（1860年2月13日），诱擒守卫风阳的捻军首领张隆；次日捻首邓政明献城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