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行的翻译是阿里地委党史办的一位30多岁的藏族同志。他可以称得上是先遣连的一部活的字典。几年来他几乎走遍先遣连涉足过的每寸土地。他说：“阿里的中共党史就是从先遣连进藏开始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0年后，党的力量才到达了这片土地。当时。整个阿里，别说谁见过共产党是什么样了，就是见过汉人的也只有二三个。嘎本两位官员和改则的一位从青海来的喇嘛。因此，我给阿里的中共党史划了断代：1950年10月先遣连进藏标志着中共在阿里有了第一个党的组织。”
他还告诉我们：“1950年冬，先遣连为保存力量，开展了大规模的自救运动。过冬备战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打柴。营建结束后，全部人力投入准备过冬燃料。当时这里野牦牛很多，成群结队，牛粪是最好的燃料。可惜大雪封山，地上积雪一米多厚，牛粪都盖住了，只能拾到很少一点。打柴就更难了，除了扎麻。噢，这是一种荒漠植物，像一团长满刺的毛，或者是长满毛的刺。反正，秆子很细，刺很多，有点像你们新疆的刺芽子，不过比那小得多，但却不少。”旺拉又说，先遣连就组织人力挖扎麻。一百三十多人吃饭、取暖，全靠扎麻。每天都有几十人外出打柴，近的地方没有了就到远的地方去。据当时记载，那一冬他们打了二十多万公斤扎麻。
在乌鲁木齐时，彭清云告诉我，那年打柴，许多人付出了生命。当时李狄三已患有严重的高山疾病，还天天带队外出打柴，并给我们编了一首歌，叫《打柴小调》。每天天不亮，大家就唱着歌出工，傍晚又唱着歌回来。
我问他你还记得《打柴小调》歌词吗？
他说：“忘不了，那是李股长用生命写的。”
七十多岁的彭清云，为我唱起了那首有点河北民歌味的小调：
背起那个毛绳去打柴，
众位那个战友跟我来，
心中好愉快，
心中好愉快。
咱们打柴比赛看谁快，
不怕冷来那个不怕刺，
打柴为战备，
备战多打柴。
红旗一杆插藏北，
帝国主义势力一扫光，
待到明年四五月，
欢迎大军进山来。
共同向前进！
共同向前进！
在新疆，骂人最恶毒的一句话是“毛驴子”，其意是“不是人”。但是先遣连打柴运动中，通信员王万明这位体弱多病的战斗英雄，却以其吃苦耐劳、忍饥负重的品德，赢得了一个“毛驴子”的美称。
彭清云说：“当时那可不是骂人，那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真的就像驴一样，拼了命地干。每天他背回来的柴火最多。毛刺把棉衣都扎透了，背上扎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红眼，衣服沾在肉上脱不下来，每天都得趴着睡觉，可第二天，刚刚起血痂的背上，又扎出一片新的洞洞。连续一个多月，天天如此，人的血都快流干了。”
我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形容这头“革命的驴子”了，只能说他是党的“驴子”，人民的“驴子”。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不就是像王万明这样千百万头“驴子”驮来的吗？
朋友，做一头党和人民的“驴子”吧。
1989年，原进藏英雄先遣连所在部队，今天的某高原摩步师一部，奉命开赴当年先遣连驻扎的营地，执行一次高寒缺氧区作战试验性演习。临行前的誓师大会上，前来送行的王克将军（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总后勤部长、军委委员等职，上将军衔）对先遣分队的一位连长说：“你们行李中有七皮二毛。”将军掰着手指头说：“皮帽子、皮大衣、皮背心、皮裤子、皮手套、皮大头鞋、皮褥子、毛毡筒、毛毡子。一大群羊剥光了也装备不了一个班，负荷很重啊。还得背高压锅，背氧气袋，服预防药，吃压缩饼干和罐头。今天，我们国家有这个条件养兵了，可是当年先遣连的战士，一条野羊腿，不烤、不煮、不炖、不烧，充饥解渴全靠它。三五天见不到一粒粮食，枪一响照样打仗。我不是说咱们国家供应不起，养不了我们，我只是希望同志们在现在这样好的条件下也要记住先遣连的精神。”
将军的话，让那位连长想了一路，也激动了一路。高原连续8个昼夜的演习中，他的连队创造了奇迹，没有一人动用一口氧气，没有一人服过一粒预防药品，也没有出现一例高山昏迷。不过高压锅和罐头还是要用、要吃的。
然而，当年先遣连不是8个昼夜，而是断绝给养半年有余，硬是靠猎取野生动物补充了粮食的不足。在高原某师的历史上记载着当年巴利祥子带领打猎小组，猎取野生动物的赫然功绩，野羊210只、野驴123头、野牛122头、野马74匹，兽肉共计6500多公斤。
先遣连就是靠着这6500多公斤兽肉充饥渡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难关，也解决了穿的难题。部队进藏时被装短缺，加之长期艰苦行军、打柴、狩猎，衣服早已烂得七零八落了，已经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病中不能外出的同志，让出了自己的衣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1951年春季，全连只能挑选出21件打着布补丁的衣服，作为礼服，专供外出谈判和做群众工作的同志使用。
李狄三看着衣不遮体的战友，带领病重留守的同志，用野牦牛毛捻出了毛线，用牛羊角制成了骨针，用装粮的麻袋补好一件件军衣。麻袋用完了，就用兽皮。没有熟革，就用生皮子补。剥下鲜皮子，毛里板外披在身上量体裁下，在边上扎上眼，用毛绳穿起来，连成筒子。
左齐将军说：“当时许多人衣服都是用麻袋和兽皮补的。有的补了好几层。1951年夏季，一位干事下山汇报工作，他穿的棉袄上大大小小补了十几块补丁，麻袋、兽皮、帐篷布。什么都有，补丁上的毛线筷子那么粗，一件棉衣足足有十几斤重。他告诉我，这是连里最好的衣服，是留着外出做群众工作时穿的礼服。连里想他下山汇报工作，应该穿整齐一些，就精心选了半天，才挑了这件最好的棉衣。”
今天，就连小城镇的社区里，都有时装模特队，身着华贵的裘皮大衣和世界上最高档面料的时装，招摇过市时，谁还会相信50年前西藏高原上有支穿兽皮的队伍。
这不是天方夜谭。20世纪70年代初，南疆军区在征集党史资料过程中，曾派人找到了当年先遣连幸存的20多位老战士，他们对此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下面是1979年9月4日，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在陕西凤翔的一段谈话的笔录：
剥下的鲜羊皮，毛朝里披在身上，用毛线缝成皮筒子，能挡风，很暖和。驻扎麻芒堡的大部分人都穿着这个。可那东西一千就像打了石膏一样。紧紧绷在身上，把人整得弯不下腰，打不过弯来，身上长满了虱子。没办法就从背上用刀子割开，扒下来。后来就有经验了，等快干的时候赶紧脱下来，用刀子割成一圈一圈的，再用毛线缝住，就像现在的海军衫，一道道的就能弯腰了。可皮窝子就不行了，非得用整块鲜皮子包在脚下，才像鞋子。干了也没法脱，只有磨烂了才捅开，再包上一张……
在一个亲如手足的集体中，最先倒下的往往是最强壮的汉子。杨天仁从炼狱里回来之后，巴利祥子却永远地走了……
藏北高原上的日出，也许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壮观的景象了。它不是海平线上那冉冉升起的浴血的朝阳，而是一轮辉煌的午日。然而，在它还没有爬上雪山的时候，高原巨大的阴影，总是想遮挡住它的光辉，飓风暴雪也想埋葬它的辉煌。
阿廷芳孤零零的一个人，拉着一匹随时都可能倒下的战马，在齐腰深的雪地里，漫无边际地向前艰难地移动着。每前进一步，仿佛都要向死神靠近一些。他是一位来自塔尔巴哈台山区的蒙古族汉子，先遣连的牧马战士。他在茫茫的草原上，寻找昨夜被暴风雪吹散的马群。他在心底呼唤着自己的无言战友，细心地搜寻着远处的丘地，每一个黑点，都让他感到战马就在那里。
突然，他摔倒了，又挣扎着爬起来，擦去脸上的冰雪。阿廷芳惊呆了，片刻，又急切地趴了下去，发疯似的吼着，双手猛烈地扒着积雪。顷刻，一匹枣红色军马倒毙的尸体露出了雪地。他跪在那里许久才抽出一把短刀，割下一把马鬃，又举手向倒下的战马，那无言的战友行礼告别。阿廷芳在这片无际的雪地里，已经奔波两天两夜了。
他先后找到了7匹倒毙的战马。按骑兵的习惯，每找到一匹，都要割下一把马鬃。然后，又顺着马头所指的方向，继续向前寻找着马群。据说，训练有素的战马，不论是被敌人可恶的子弹射杀，还是老死征程，倒下时头都朝着前进的方向，死也要为自己驮过的战友留下一个路标。
阿廷芳两天来，就是这样顺着一匹匹倒下去的无言战友，用生命所指示的方向，在雪野里跋涉着，他坚信那失踪的马群就在前方。
跟在阿廷芳身后的那匹雪青马，脊背瘦的像刀背一样，随时都可失去支撑，凝固成一块冰。
从前天下午，阿廷芳遇到第一匹倒毙的战马后。就没再骑过它。阿廷芳回头看了一眼雪青马，又把手伸进口袋，搜寻着可能藏于缝中的玉米粒。许久，他终于摸出了三颗，放在掌心里攥着，慢慢又展开手掌伸向马嘴。雪青马望了望主人手中炒熟的玉米粒抬起头。直愣愣地望着前方。阿廷芳心里一热，差点流出泪来。心想：多好的战友，吃吧，吃了也许能翻过前面这座山头。
阿廷芳拍了拍雪青马的脖子，再次把那三粒玉米送到了它的嘴边，雪青马又抬起头望了望主人，张开嘴唇，慢慢卷进了那三粒玉米。
玉米粒是阿廷芳的干粮。外出找马的头一天晚上。彭清云从全连仅存的半麻袋玉米粒（本来那是马料，断粮后成了病号的口粮，李狄三每天用石头将玉米粒砸碎，用喝水缸子给重病号烧稀饭）中挖出满满一茶缸，用圆锹放在牛粪火上一把一把地炒。
玉米粒在铁锹上打着滚，噼噼啪啪地炸着，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彭清云半个多月没吃过一粒粮了，天天靠吃半生不熟的兽肉充饥。这沁人心脾的香气，撩得彭清云不时地吞咽着口水，几次把从铁锹上蹦下来的玉米粒拾起送到嘴边时，又放了回去。第二天早上，他把装着一缸子炒玉米粒的干粮袋，挂在战友阿廷芳的身上时，阿廷芳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握了握彭清云的手，又将干粮袋取下留给了彭清云：“副连长，这玉米我不能带，留给生病的同志吧，我带了不少牛肉。曹连长怕冻了吃不成，都给切成小块炒成牛肉干了。”
“带上吧，这是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你这次外出，任务很重，不知几天才能回来，那三十多匹马就拜托你了。全连就那几匹好马了，要想方设法找到，早点回来，大家等着你。”彭清云又将干粮袋塞给阿廷芳，挥手在他的马屁股上拍了一掌说：“廷芳，早点回来。”
已是第三天了。阿廷芳一粒玉米也没舍得吃。雪地里没草，他就一把又一把，将那一缸子玉米粒全部喂给了自己的坐骑。自己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那难以下咽的干肉块塞进嘴里，然后再抓一把雪填上，慢慢地咀嚼着吞下去，支撑着身体。又一步步机械地向前走着，终于在第三天中午，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了失踪的马群，顿觉全身一阵热血沸腾，旋即便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他感到手上热乎乎的，慢慢睁开眼一看，在他身边的雪青马正艰难地用双唇舔着他的手，用生命的最后一丝余热，暖醒了主人。雪青马见阿廷芳醒来，便睁着眼睛望着蓝天离去了。
阿廷芳用雪掩埋了战马的尸体后，收拢了马群。突然，他发现马群中混进了三头牦牛。其中一头牦牛的脖子上还系着一只铜铃，难道附近有藏民，还是被风卷来的呢？他想，藏民丢了牦牛肯定很着急，一户穷苦的藏民，只有几头牦牛，搬家，放收全靠它们，必须尽快送还它们的主人。他赶着马群，骑着那头系铃的牦牛。在山沟里找了一整天，也没见一户人家。在避风的沟底里又僵卧了一夜，就着雪吃下最后一块肉干，又赶着马群跟着牦牛出发了，直到第五天的黄昏，阿廷芳终于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了丢失了牦牛的藏民。
牦牛的主人叫多吉，此刻正跪在转经台前祈求菩萨保佑。没想到“菩萨兵”把牛送上了门。当老人一家得知阿廷芳为了送牛一天多没吃上饭时，老人跪在阿廷芳面前，双手伸开，深深地弯着腰，吐着舌头向阿廷芳行了藏家大礼。
老人为阿廷芳敬献了哈达，倒了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端上了糌粑。饥饿中的阿廷芳却婉言谢绝了，他心里牢记着“决不允许增加群众负担，哪怕是一针一线”的纪律。多吉全家堵住门不让他走，阿廷芳只好草草吃了一些，赶着马群离去了。
从此，藏民中传出了一个“多吉巧遇雪山红星，菩萨兵雪中送牦牛”的故事。
今天，在改则，许多人还在讲述50年前的这段故事。1951年春天，阿廷芳牺牲后，多吉带领全家，专程200多里抱着一只羊羔，赶到扎嘛芒堡为阿廷芳诵经。老人说：“他是好人，本来我是来感谢他的，没想到他走了。这样的好人不需要求菩萨保佑了，他会进入天堂的。”
十里达坂的鞍部，风，鬼叫魔哭般地吼叫着，雪山颤抖着。恶风把山野里的雪像剥皮般地一层层剥下，又一把把扬向天空。
“50多年了，我始终忘不了那风那雪。人们比喻雪大风猛常用风雪弥漫。那天十里达坂的风雪才叫弥漫，骆驼都刮倒了。什么也看不见，到处都是白茫茫的，睁不开眼。我让大家趴下，用绳子把自己捆在骆驼上。风停了，五峰骆驼都埋在了雪里，我们就一个个扒出来，好在人都还活着，可就是杨天仁不见了。”彭清云回忆时说，“我这一辈子就见过一次这么铺天盖地的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