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共和国的任何一座城市里，人们都不难见到“禁止吸烟”的牌子。世界卫生组织还搞了一个“无烟日”，这天对许多怀藏外烟、手持防风打火机的烟民们来说，无疑是“受难日”。今年的无烟日，我在兰州街头上曾听到过一对烟民的对话：“实在熬不住了，抽一根吧，美国一号。”
“别，咱们坚持一天吧。”
“哎，你听说了吗，据说每年吸烟吸死的人，比他妈的嫖风得了艾滋病的人还多。”
“就是，想想还真不值，他妈的累死累活挣两个钱，都他妈的白冒了烟，是没多少好处。”
然而，今天的人们不会想到，当年先遣连的许多官兵在去世前，大都有一个“要是有烟吸上一口就好了”的愿望。如果是今天，我想，面对许多即将离去的生命，面对垂危之中的共和国功勋卓着的英雄们那最后的要求，不管他们要什么样的烟，也会有人毫不犹豫地满足他们。可当时，就是扒遍了全连可能涉足的地方，也找不出一个烟头了。
幸存下来的先遣连战士骆德才，曾经给我们讲过一段关于烟的故事：“张长福是位老班长，也是我们全连年龄最大的同志，进藏那年是47岁。他去世的那天早上，我去看他，他说他现在就想抽口烟，心里好难受。我说，老班长你等着我去给你找。我们都知道他快不行了。当时他全身都肿得发了亮，头上、脸上都裂开了口子，天天往外流黄水，脸上糊得分不出哪是鼻子哪是眼了，那样子可真惨哟。我流着泪从他的地窝子里出来，心里想，到哪儿去找烟呀，因为我心里明白，全连现在谁也没有烟了。忽然，我又想起了吾买尔，他是兽医，伊犁的维吾尔族，他的家乡盛产莫合烟。先遣连就他的烟瘾最大，进藏时，他比别人多背了一条干粮袋，装的全是莫合烟。兴许他还有。我找到他一问，原来他也早就断顿了。可烟瘾一犯，憋不住，就开始卷草叶子抽：那东西烧得快，经常烧嘴。他就找来兔子粪一粒一粒地烤干，拌上扎麻花和原来连队喝剩的砖茶沫子，用羊角刻了个缸子那么大的烟斗装上抽。我也顾不上什么兔子屎不屎的了，就让吾买尔装上一锅子拿着就往回跑，谁知当我回到张班长的地窝子时，他已经死了。我一摸他的手还热乎乎的。哎，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对不起他，临死我也没能让他抽上一口烟。他是从沂蒙山根据地来的老兵，参加过孟良崮战役，家里老婆孩子都有，是位好同志。当时我要是不听吾买尔胡谝，兴许还能赶上让他再抽一口……”
在南疆军区会议楼客厅的沙发上，满头银发的骆德才和我面对面坐着。他自责了许久，才又讲了下去：“记得好像是二三月份吧，二排的刘振义从多木回来，身上带了三根烟，还用油纸包着。他说是10月份运粮队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乡送给他的，他一直没舍得抽，烟瘾来了就拿出来闻闻，要么抽出几根烟丝放嘴里嚼嚼。他把三根烟交给了连里，说让有病的同志抽一口。我们班也分到了一根，可转了两个地窝子谁也没人舍得点着，都是闻闻就往下转。最后是我点着的，一支一人抽了一口，烟还有大半截子，我就一直留着那半截子。后来，刘均义也不行了，他也要烟抽。我又找出来给他点着，他就是拿着那半根烟去世的。”
“一切高原病的起因都可归结为，缺氧和低压造成人的生理机能失常。”原陆军18医院院长，我国着名的高原病防治专家丁志衡，把他三十多年的高原研究成果，概括成这样短短的两句话。
现在，凡是到高原上服役的士兵们，还没上山，就熟知了高原病的防治方法。不信。你到新疆叶城国道219线零公里的起点上，随便找位列兵问问，他保准会告诉你，在高原上救命的基本方法是随手抓过你枕边的氧气袋，打开气阀，把导管往鼻子里一插，保管万无一失。当然，这只算自救应急措施，对高山昏迷、肺水肿之类的高原暴症只起延缓死亡的作用。在新疆军区某高原部队的《师史》上记载着这样一段黑色的文字：
在我部建师前后的三十余年间的和平岁月里，仅在戍守阿里高原的斗争中，先后就有167位同志牺牲在了祖国和人民交给的哨位上。在他们之中，有29位永远18岁的年轻士兵，他们都是在生命即将开花的季节里，被可恶的高原病魔夺去了宝贵生命的。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弹下，甚至没有建立任何功勋，但是他们的名字将与日月同辉，与昆仑共存。
为了抢救这些同志的生命，上级先后出动过上千台（次）的车辆和直升飞机，杨勇、马森、郭林祥、高焕昌等十多位将军都曾亲自指挥过救援和抢救工作……
当然，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先遣连进藏若干年后的事。而当时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力。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一年的钢产量还不够每家打一把菜刀。汽车没有，直升机更没有。那时，一切从零开始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甚至没为先遣连准备一袋子氧气。
这能怪谁呢？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海拔4000米以上是“生命禁区”，人们更不知道高原病是何物。
春节过后，先遣连几乎每天都死人。彭清云说：“那些日子。就连送葬的路上都死人啊。有一天我们一共举行了11次葬礼。”
彭清云不愿诉说那段黑色的记忆。他说，一提起来，泪水就止不住。我想也许是当时悲壮得流不出泪的缘故，他才将当年省下的泪水留到了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后来他抑制着自己的泪水，从马和骆驼的死亡谈起了那个沉重的话题。
“先遣连进藏时，首长们从全新疆军区为我们选调了一大批最好的马，其中有不少还是军里和师里首长自己的坐骑。由于辎重多，全连平均每人配备两匹战马，还有部分骆驼和骡子，共400多匹（峰）。但是，到1951年春天，全连死得只剩下20多匹马了，就这样还在不停地死。记得阿廷芳放马时，死一匹，他就哭一次，眼睛都哭得看不见东西了。入冬前，光是我们扎麻芒堡一个点，就建了8个大马棚，还关不下，可等到春天时，连一个都关不满了。有个圈里一夜死了10多匹。到安子明带着后续部队上来时，全连包括多木、两水泉3个据点，只剩下7匹马了，还有两匹站不起来。”
“人就更惨了。”彭清云说，“巴利祥子死后不久，卫生员许金全就又倒下去了。当时发病率很高，全连8096以上的人都起不来了，连里就他一个卫生员，死活忙不过来。关键是谁也不知道大家得的是什么病。一旦染上，起初几天暴食暴饮，涨破肚皮也觉着饿。维吾尔族战士木沙刚得病时，一连三天，每顿都能吃一条羊腿。随后连续几天不吃不喝，然后开始从脚往上肿，一直肿到脸上，亮得吓人，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坑，要不了几天就肿得全身的皮肤都裂开一道道口子，不停地流着黄水，再过几天人的眼睛一发红，什么也看不见了，到这时人也就快完啦。”
彭清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可他一生又是位爱激动的人。这时他不得不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轻松地和我们谈着。但是不久，老人眼眶里就溢出亮闪的泪花，胸脯也急剧地起伏起来。我采访他的时候，正好老人的儿媳从克拉玛依来乌鲁木齐休假，几天中，她也陪着我们听着公公的讲述，和我们大家一起流泪。每当这时，她都迅速拿起一片硝酸甘油帮公公服下，又迅速擦去眼泪，对我说：“对不起，让我爸休息一会儿再谈吧。”
几天的时间里，彭老就这样在儿媳的监护下，断断续续地为我们讲述着先遣连的往事：“那时，李狄三股长也得了这种病。大家就根据徐金全的分析，认为可能是传染病，便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加强了护理，控制病号活动。实际上哪是什么传染病呢，也就是现在说的肺水肿。徐金全染上后，一直瞒着大家，当时连里除了红药水绷带外，也没有什么好药。徐金全就强打精神忙里忙外，帮病号喂饭灌水，理发、换衣、端屎端尿，直到他自己脸上都肿得发亮了，大家这才发现，原来他也得了病。几天后，他就去世了。随后，那就是一天一个两个地死。还得互相瞒着，不敢让重病号知道。到了3月份，有几个地窝子里人都死光了。张海堂那个班原先三个地窝子都住不下，后来死得只剩了一个人。”
“噢，给你们讲讲曹家喜吧，他死得很悲壮。”彭清云服了一片药后，继续说，“曹家喜是位好同志，当时在整个西北野战军都是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在壶梯山、金集镇战斗中，立了好几次大功。保卫延安和解放西北的战斗中，多次负重伤都没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让高原病活活夺去了生命。好像是那年的2月几号，他起不来了，一阵阵地发昏，根本下不来炕。可他硬是不让人背着去解手，每次大小便都是自己把两只皮窝子套在手上，爬出去。有天晚上，他爬到了甘玉兆的地窝子里，对甘玉兆说：‘副班长，我快不行了，你可要把咱们这个班带好。要服从命令，多争些最苦最难的任务。现在班里也没几个人，西藏还没有解放，大部队也快来了，你要把他们带出去。我想，这困难也快到头了吧，可惜我可能要先走了。别忘了，等西藏解放的时候给我烧张纸。我在地下也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第二天甘玉兆也带着病去看曹家喜，曹家喜已经睁不开眼了。他手里握着四块银元，把甘玉兆叫到跟前，对着他的耳朵断断续续地说：‘副班长，求你件事，把这银元交给股长，是我的党费。还有，别忘了给我烧……’话没说完，曹家喜的手一松，四块银元掉在了地上……”
“还有阿廷芳，就是那位给藏民送牦牛差点饿死的战士。快过春节的时候，他带病到温泉那边放马，看到温泉边上有些绿绿的野菜芽子，他就想拔点回来给病号吃，可又怕这野菜万一有毒怎么办？他就写了一张纸条，用石头压在那片野菜上：同志，如果我死了，这草就有毒，不能吃。他拔了几棵自己先吃了，过好久也没有什么反应，才拔了半马褡子回来给病人煮了菜汤，使许多同志临死吃上了一口野菜。当时曾自修还开玩笑说：‘我就是死了，也不忘记阿廷芳的这口野菜，真香啊。’”
“可是不久，阿廷芳倒下了。他逝世的前一天，连里开支部大会，通过决议接收他为中共正式党员。第二天彭清云和陈信之去通知他时，他眼睛一亮猛地坐了起来，笑着说：‘谢谢党让我的愿望实现了，可是刚入党就不能为党工作了。副连长我不甘心啊，我不配是党员。话还没说完，他就一头栽倒了。”
“那天彭清云把他背到墓地时，正巧那位丢牦牛的藏族老人也抱着一只羊羔来了。老人说，他是专程向阿廷芳道谢的，可当他得知彭清云正在掩埋的遗体就是阿廷芳时，老人跪在阿廷芳的坟前，失声大哭，他抽出刀子杀了羊羔为他祭奠。老人摇起了转经筒，边哭边说着什么。事后，彭清云问翻译扎西彭措老人说的啥？翻译告诉彭清云，扎西彭措老人在为阿廷芳诵经，说让菩萨保佑好人阿廷芳早进天堂。”
由于彭清云心脏不好，加上严重的眼疾需要住院治疗，我的采访只能停下来了。可是仅仅一周之后，他就从医院里打来电话，让我抓紧时间。谈话又在医院里接续下来了。
“好在那时，不管病成什么样，所有人的精神都没垮。记得当时，连里还有一支盘尼西林，谁都舍不得用。炊事班长张长福去世前，连里几次决定给他打可都没做通他的工作。他说：‘谁再让我打那针盘尼西林，我就自杀。我四十多岁的人了，死了也没啥了，我求你们别再劝了。’”彭清云说，“就为了那一支盘尼西林，我们党支部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还是派不下去。有一次，李股长又召集支委开会，他起不来，腰身以下都肿了，会议开得很严肃，他说：‘目前我们的处境很不好，各方面对我们的威胁都很大。尤其是这种病很厉害，几十位战友都牺牲了，这对我们坚持到春天和大部队一起解放阿里很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干部要首先树立起同疾病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消除恐怖情绪，把眼光放远一点，精神要愉快一点，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一笑再离开人世。笑，也是一项任务。”
“这次开会，党支部制订了几条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守岗位，坚持到底，等到和后续部队会师。这条是当时立下的决心。其实，战士们也是这么做的，许多同志去世前，都尽最大努力为连队做好事。”
“3月份，是死亡高峰期，大多数人都起不来了，可连里4个岗哨什么时候都有人守。陈忠义为了能在最后的日子里多替大家站站岗，他就搬到哨楼里去住。大家不忍心，就把他背回地窝子，可他气得骂人说：“老子得的是传染病，你们离我远点。后来这位倔强的战士硬是死在了先遣连的哨位上。”
还有战士刘好志，他是新疆“9，25”起义的战士。解放前，曾当过几年土匪，后来一次剿匪战斗中。被曹海林的部队俘虏。接着又在旧军队里混了好多年，身上沾染了不少兵痞味，平时比较散漫，患病后却改变了常态，工作十分积极，直到站不起来了，还爬着给其他同志倒粪便。有一天，连长曹海林去看他，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连长，我知道自己没几天了，得多做些好事。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总不能背着孬兵的名声去见阎王爷吧。”
他去世的那天，几度气绝又几度复苏，反复问自己的班长：“上次我犯的误岗错误还算不算，我不行了。我的错误还能改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