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他把英雄最高价值的体现——死亡，看成一片独特的天地，一个真实的艺术世界，一个精神闪烁灿烂炫目的自由王国，英雄的死亡姿势高亢豪迈，没有一丝一毫的低沉哀伤。叙事在给予一个英雄价值终结的最后姿势之后，公丕才以纪实文学的犀锐笔锋拓展了英雄死亡之美的内在特质范围。在我军的战斗英模谱系中，进藏先遣英雄连烈士的生命终结方式是独特的，死亡意义和价值空间是阔大的。如书中的“力断强弓、初定昆仑”的蒙族战士巴利祥子，“棒撬双眼射梅花”的锡伯族战士西阿林，还有李狄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唯一的一次违背党的决议拒绝打盘尼西林，须知，这几支盘尼西林是毛主席亲手交给王震，王震再辗转交至先遣连的。这里的阅读让人心田渗血。这些人物在生命的悲壮之薪燃尽的时刻，灵魂和精神突然光芒四射，光照不衰，自然而然地被后人搬上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雪域高原的祭坛。当我们为31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解放者欢呼时，当我们穿越50多年的时空邂逅他们不朽的灵魂时，我们发现：生命之花的美丽凋谢，不仅仅是由悲壮才产生崇高，由高原的杀机才产生刚烈，由英雄的豪勇产生粗犷。
说到灵魂深处，在于坚定的信念产生壮美，在于高原军魂产生英雄神话。在对死亡的歌颂中，公丕才注意到了这种绝美的生命之花的全色彩。他以英雄与死亡为骨骼，以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为脉络，以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为血肉，填充和描绘了这朵奇美之花。英雄们用晴川航空澄透亮的死，来承载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到来，来认证一片遥远边地与中央政权的血亲关系。
新疆和田至西藏阿里的解放之旅，是我军军史上空前的一次远征。这一次远征，在一千余公里的世界屋脊，英雄们用血肉和灵魄，写下了一个伟大民族最后的最遥远的宣言。英雄们对信念的坚贞追求，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一种本能的吸引力，一种从容的召唤力。这就是进藏先遣英雄连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潜质。书中写到曹海林对党的一腔深情，感人至深。界山达坂的党员大会，他看到的是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就有人主动站出来，向党要一副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的情景。这是他一生最激动的一日，那天晚上他要求入党，铁了心跟党走。后来，他在艰苦卓绝九死一生的解放阿里之旅幸存下来，却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1952年差点被枪毙。他泰然地说：“从良心上我从不怨党，那不是党干的，是共产党里个别不负责任的人干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和忠诚？这是世界屋脊的屋脊高原般的胸襟和圣徒般的忠诚。战士阿廷芳的遗言让人潸然泪下。
阿廷芳逝世的前一天支部大会通过决议，吸收他为中共正式党员。弥留之际他的政治姿态接近一种神话。他说：“刚入党就不能为党工作了，我不配是党员。”我们知道，高大全的艺术形象在舞台上司空见惯，那是一时期内宣传工作的需要，但阿廷芳遗言的高度是完全真实的，不是艺术的虚构和剥离人性的夸张，是一种发自肺腑对党的虔诚。党的力量和伟岸，在阿廷芳最后的眸睛和意识里，成为一种宗教，这种上升到宗教热爱的真诚，正是我们目下进行坚定理想信念教育的丰碑。在境界的高度上讲，丰碑是远远高于典范的。
按照这个境界，当进藏先遣英雄连的足迹刚刚踏上扎麻芒堡大地时，遗落在雪域高原的英魂，就已经把精神照进革命理想的大门，当生与死两个门环相碰时，就进溅出了一簇闪亮的思想火花，虽然在天疆绝域有些暗弱，但仍能照亮50多年来西北军人的思想沃野。这种大空间的悍烈传承，显然使我们的精神内涵激增，形成了巨大的英雄情结和传统魅力天人合一的雄浑，这是令人十分欣喜的。因为，英雄的生命之灵化作了自然之魂，宇宙之魂，在须臾之间作了一次升华与轮回。西北军人的脊梁，也在升华和轮回中高昂地挺立，西北军人的军魂，在生与死的肉体和精神苦旅中，用热血和忠诚洇浸了军旗的殷红。
我们需要的是精神的火焰，并非形式的灰烬。公丕才的《英雄先遣连》给我们挟裹而来的是一阵阵生命的辉煌和灵魂的震撼，在历史的苦难中给我们展示了军人美好的愿望，在生命处于炼狱中又给我们展示了美丽灵魂的极致。进藏先遣英雄连战士杨天仁，在海拔5000多米的雪原上，经历了雪崩、奇寒、饥饿的数天折磨，生命已奄奄一息，神鹰将吞噬他的躯体，他没有用枪射击猛禽，他爬到一个海子边，宁吃马粪中的青稞，也没有从水中抓一条垂手可得的鱼。他用生命在维护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党在雪域高原的形象和威信。
在杨天仁的身上，革命英雄主义的力量并未减弱，爱国主义精神依然闪烁在他的灵魂深处。作为贯通杨天仁内心的灵魂力量，可以简化成一个程式化的结论：爱藏民族就是爱国。他深知一个连队与一块31万平方公里高原的关系，深知在高原一个个体生命之轻与一个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之重。这是时下的人们对艺术真实的审视焦点。对于“真”的追求，这个时代的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作者公丕才以写实的姿态，以表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生活的全面性、复杂性来塑造我们的英雄。他把笔触伸向了数个历史层面，譬如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大背景下，以简练的笔法，写了昌都战役中西北军区的另一支骑兵——孙巩的青海支队和阿沛·阿旺晋美率2700藏军投诚，以及范明支队历尽千难万险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还有人民解放军进藏史上第一个和平协议等等，都设置了厚重的历史景深，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把一支连队置于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阔大的背景之下，来解读它的意义，这对今天我区的战史研究，仍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解放藏北，挺进阿里，是西北战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最后进军。这种对历史真实投入关注的姿态，如同博弈的高手，全局在胸，卒马车炮，摆放合理，叙事从容，文笔流畅；在历史与现实的辽阔空间中灵巧腾移，使今天和昨天、生与死强烈碰撞，形成了自己艺术的强大磁场，开出了《英雄先遣连》这朵绚丽的艺术之花。
《英雄先遣连》的可贵之处是，它谙合了现代艺术的审美理念，用了白描和叙述这种最古朴、最简单的艺术手法，展卷阅读，让我们时时刻刻在诘问：坚定理想信念的文艺作品怎么写？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这种宏大的命题怎么用文艺作品来诠释？我认为，《英雄先遣连》就是一个范本。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没有缠绵悱恻的感情冲突，更没有滔滔不绝的哲理雄辩，也没有千奇百变的做作卖弄，有的是不慌不忙的叙述。公丕才在不露声色之中，建构了军事文学新的英雄神话。作品中张扬的英雄是人而不是神，这一点判断，公丕才是清醒的，是理智的。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构造新的“英雄神话”的时候，侧重于文化和思想的意蕴，他关注历史的进程，关注雪域高原处于绝境的官兵生存状态，他富有探索精神和使命感，站在军人与历史生活前沿性与批判性的高度上，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以及永恒的文学生命力，体现了浓烈的人本意识和极度辉煌的个体生命，作品的艺术个性得到了较有力度的刻画。可以说，《英雄先遣连》这一本书，构成了军区部队军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景观。即便如此，仍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在打通历史和现实这堵墙时，必然要碰到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位置问题。在人们约定俗成的认知层面上，历史的必然性往往是被后人认识的已知的必然性，人们往往会遗忘历史的记忆，当它成为历史事实之前，这种必然性通过哪个偶然来表现？这是一种未知的偶然，而不是历史发展中已知的偶然。这种认识往往会使历史再现简单化，也可能掩盖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还有难以预测的戏剧性。《英雄先遣连》旨在揭示历史偶然因素中未知的必然性，试图从历史的甬道来穿越现实的丰富性，从这一点上讲，是作家仍需要下工夫的地方。
《英雄先遣连》这部书，是一本关于高原生命和英雄灵魂的书。是对生命瑰丽史诗般礼赞的书，是军区部队文学创作的又一个峰巅，是军人生命命运个体在酷寒和卓绝的艰苦中破损并得以修复的大书。英雄神话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用心去阅读，以灵魂去感受，在历史偶然因素中去寻找未知的必然。
为写好这部书，丕才同志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遍布英雄们战斗生活的角角落落，他先后采访数百人次，查阅了大量资料档案，自《天殉》之后，他又不断地完善和补充了大量的史料，把一首天殉地殇的英雄之歌唱了十几年，今天终于成就了这部史诗般的《英雄先遣连》。近几年来，单是我读到了关于英雄先遣连的文学就有上百种，但是几乎全是以《天殉》为母本的“克隆”和复制品，最具艺术感染力的还是这部《英雄先遣连》。在此，我感谢公丕才同志为我们精心烹制的这一道精神盛宴，感谢进藏先遣英雄连幸存者的精神财富；祝愿烈士们在雪域高原这座巨大的阳光容器里，英灵鲜活，万古不朽。
2006年3月27日于兰州
李乾元，中共中央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