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队”到达扎麻芒堡后，附近三区数百僧俗、头人、部落首领早已云集“囚队”必经之路，伏地阻挡“囚队”通过，坚持要为曹海林和所有的“囚徒”敬献哈达。押解“囚队”的战士为难了，再三劝说群众“不要为叛徒敬酒献茶”，恳请他们让“囚队”通过。群众被激怒了。才旦、才仁带曾经支援曹海林剿匪的30多位青年赶到后，坚持要押解“囚队”的士兵为先遣连的英雄们松绑，眼看对峙的双方要发生冲突了，曹海林跪在拦路的群众面前，抱着带铐的双手含着泪说：“谢谢乡亲们的心意了。请不要为难他们了。他们也是在执行任务。乡亲们，冰雪再厚也有开化的日子，当娘的有时也会错怪自己的儿子，我们还会回来的。”
群众仍然不肯离去，他们担心押解他们的战士会亏待自己的恩人。最后，经日加木马本等人与押解分队达成协议，由16名藏族青年护送“囚队”过界山。就这样“囚犯”被自己的战友押解着，押解他们的战士又被藏民押解着，离开了他们战斗了17个多月的藏北。
离开扎麻芒堡的那天早上，经曹海林、周奎琪、朱友臣等人的请求，“囚犯们”在押解下，来到了先遣连的基地。曹海林跪在李狄三的坟前失声痛哭着说：“股长啊，海林对不起你。我没能带好咱们的队伍，让你失望了，让同志们跟着我受委屈了。股长，你在天之灵，为我们作证吧，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也绝没有叛国。”
据当时负责押解曹海林的一位战士回忆：“那天离开扎麻芒堡时，队伍哭了几十里路，就跟送葬一样。”曹海林一路上就这么紧紧地闭着眼睛，直到翻过界山达坂后，他才回头望了一眼藏北的土地，接着又闭上了眼睛，凭任骆驼怎么走也不睁开。他不忍心回头多看一眼被五花大绑的战友。他好寒心哟，没想到他们亲手砸开农奴手上的镣铐而今却锁住了自己的手脚。他甚至希望骆驼失蹄掉人万丈崖下，让自己用粉身碎骨来洗清“叛国集团首领”的奇耻大辱，溶血肉于雪野，还一身军人清白的尸骨。
然而，每当这时，他就想起了安子明在他们被押回新疆的头天夜里，悄悄躲过拉萨来的联络官员，跟他说过的那句话：“老曹啊，回新疆吧，那里的首长和同志们了解你们，事情总会搞清的。”
曹海林说：“我咽不下这口气，真想以死抗争，洗清这不白之冤。”安子明拍了拍他的肩头：“老曹啊，你怎么就没想想光是你自己吗？还有几十位战士，他们还靠你去申冤呀。”
最后，安子明塞给他一盒烟说：“此去五千七百多里，珍重吧。带好你的部下，就这几个人了，不容易呀。”
曹海林一路上就这么反反复复地回忆着进藏后的一切经历，反省着自己的一切言行。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说他们叛国？为什么会解除自己的武装？难道就是因为在旧军队里干过几年吗？难道就是……他想哭，想叫，想喊。可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他要为自己负责，为身后那群战友负责，顽强地忍受着，咬着牙挺着腰杆子回到了新疆。
在曹海林和他的战友们因所谓的“叛国”罪，押回新疆十多年后，一位作家千寻万觅，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一个农场里找到了曹海林。他们谈了三天三夜，可曹海林就是闭口不谈这段曾经给他一生中带来三次巨大灾难的冤屈。作家试着问起了这段令人心酸的往事。曹海林说：“忘了。反正那是一段比让人死十回还要难受的日子。”
作家告诉我：“说这话时，曹海林大滴大滴地淌着眼泪，泪水打湿了他脚下的一大片沙子。最后，曹海林说，事情都过去快20年了，反也平了，还提它干啥。当娘的有时不也会错怪自己的儿子吗？可做儿女的总不能因为老娘的一次错怪就忘了养育之恩啊。”
作家最后又找到了十多位当年的“叛国分子”，搞清了曹海林那段“比让人死十回还要难受”的经历，并以英雄连的素材创作了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藏北凯歌》。
作家说：“可惜，当时没提及这段英雄蒙冤落难的日子。几十年了，我始终忘不了曹海林的那句话，‘当娘的有时也会错怪自己的儿子’。何等宽广的胸怀。一位在旧军队中浪迹多年后投身革命，又遭冤屈的共产党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有这样坦荡的心境。我们自愧不如啊。”
在曹海林去世之前，阿里地区党史办和云南民族工作部的三位同志去阿克苏看望曹海林，客人们深为他一生屡受委屈，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鸣不平，表示替他上书党中央。曹海林当即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并说：“不能再为这件事麻烦中央领导同志了。1954年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时，组织上就给我们平了反，尽管1958年反右和‘文革’中，又有人翻腾出来，可那不是党的本意，只要自己清清白白，问心无愧，管他别人怎么折腾呢，只要心里觉得对得起党就行了。”
1987年，云南民族工作部的两位同志在曹海林去世后，正式向中央申诉了“叛国集团”案给当年的英雄们一生所带来的数度冤屈。两同志在申诉材料的抬头上庄重地写下了当时中央六位领导人的名字：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胡启立同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震同志；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同志。
……
党没有忘记受冤的儿子，昆仑高原没有忘记蒙难的英雄，雪山也记得那段没有了黑白，没有了忠奸的日子。那是历史留下的创伤，那是不负责任的人歪曲了的历史。
1952年元旦前后，在第二个苦难季节中饱受高寒、缺氧和饥饿之苦的英雄连的64名官兵，勇敢地担当起阿里高原第一代戍边军人的光荣任务后，以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之心、热血之躯，堵住了上百公里帝国主义势力随意进出的通道。然而，被阻挡在国门之外的所谓“探险队”、“朝山拜海团”、“商队”、“考察团”等旨在破坏我实现《十七条协议》的帝国主义势力，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利用英雄连电台故障之机，先是造谣英雄连“非法越境”、“侵略邻国领土”，但在我上级机关两度派人调查，证实纯属诬蔑后，又采取了更为险恶的阴谋。英、美、印等国电台纷纷造谣说什么“中共军队驻藏北一部，因不堪忍受中共之压迫，近日多次派员与某国驻军接触”，“有请求受降之意”等等。
而此时，国内正值“三反”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时期。有人开始第二次怀疑这支“起义不久组建的连队”了，更多的人则是出于关心这支英雄连队，过问他们的下落、面临的处境。不久，一个由中联部和西藏联络部联合派出的工作组进驻英雄连。可惜联络官员带着一心想“打大老虎”、“抓三反典型”的错误指导思想，利用个别同志所谓的不满言论和外国电台提供的“证据”在英雄连提出了一个“打马（马占山）攻曹（曹海林）”的错误口号。他们用搞逼供信、行车轮战、连夜突审等手段，使一位战士在严刑之下，屈打成招。信口编造了一个所谓“以曹海林为司令。马占山为副司令，乌买尔为后勤部长，并经常开会派人和国外联系”的“叛国集团”。
然而，几位不负责的联络员，竟以此为证据，认定了曹海林等人的“叛国罪”，下令紧急集合，缴了英雄连全体官兵之械，武装看押了曹海林、杨富成、韩宗保、乌买尔、周奎琪等30余人。
一夜间，英雄蒙难，丰碑坍塌，千里昆仑，驼铃哀怨，悲歌萦绕。就这样，曹海林等几十位所谓“叛国集团分子”被严格看押了（失职的、不负责任的联络官员，却因制造了“打虎”冤案有功，被记功一次，直到1954年冤案平反时，西藏军区才撤销他们的所谓“功绩”）。根据联络官员提供的调查材料和所谓“证据”，西藏有关部门随即确认案情属实，建议中央批准“就地正法曹海林等七至八个人”。幸亏新疆军区王震、左齐等将军，怀疑此案有假，经再三交涉，上级决定将“叛国集团”押解回新疆再行调查处理，曹海林和他的战友们才被绑上驼背，押回了新疆。从此蒙冤的英雄，才没有被“就地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