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内容。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喜讯传到甘、青、川、滇广大藏族地区，使各界藏族人民都欢欣鼓舞。在塔尔寺坐床不久的第十世班禅大师，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并致电负责解放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恳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国防。”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给班禅大师复电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中共中央在12月31日发表的《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把解放西藏列为全国军民将在1950年完成的光荣任务之一。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主要由第二野战军担负，同时要求第一野战军予以配合。二野迅即提出了由其所辖之第18军担负经川、康向西藏东部和中部，其他部队分别从新、青、滇向西藏西北和东南“多路向心”进军的计划，随即得到了中央的批准。1月中旬，二野首长将仍在川南执行任务的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召至重庆，向他们下达了上述命令，要求18军全体指战员，尤其是共产党员都要勇敢地担负起此项任务，并迅速付诸实施。其他将从新、青、滇人藏的部队，也陆续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面对外国侵略势力与达扎等人的扩军备战活动和西藏的社会情况，在给18军部署进藏的任务时，二野政委邓小平提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兵力。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也提出：“要先由民族团结人手，然后才能谈阶级问题”，“宗教问题如体会不深，乱下手，必出大乱子。”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在考虑关于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的问题。
2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其后，西南局和西北局对如何同达赖集团进行谈判问题，分别提出了四条和八条意见。5月17日，中央进一步指示，要按照如下原则拟订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条款：“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一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遵照上述原则，5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并亲自动手修订的准备和谈的十项条款以西南局名义报请中央批准，并在中央5月29日批准后，于6月2日下发给各路准备进藏的部队遵守和掌握。后来人们把这十项条款称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这十项条款是：
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2.买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3.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4.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5.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6.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7.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8.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9.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这十项条款把党中央的上述原则指示具体化了，为后来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被达扎和噶厦派往北京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所谓“西藏独立”的夏格巴·汪秋德丹等人，于1950年2月2日到达印度新德里，并在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接见后，于3月15日致函中国驻香港办事机构，公然宣称“西藏独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政府谈判。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就西藏代表要求在香港与中央谈判问题答复记者提问时指出，“西藏独立”是错误的，该代表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北京商谈祖国统一问题，才能受到中央的欢迎。同时，经中央同意，西北、西南地区的党政领导同志先后4次派人克服重重困难到西藏去劝和。2月1日，从青海派出的是藏族干部张竟成，他带去了青海省主席廖汉生和着名藏族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等人的书信。3月初，从四川派出的是汉族高僧志清法师（又称密悟法师）和贾题韬居士，他们带去了解放军欢迎西藏派代表赴京或到进藏部队前线司令部谈判的信息。5月初，从青海派出的是塔尔寺当才活佛（即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大哥诺尔布）、隆务寺夏日仓呼图克图及大通县广慧寺先灵活佛以及秘书、翻译迟玉锐等人，他们带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的信函。7月10日，从甘孜派出的是曾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帮助甘孜藏族人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意为藏人）自治政府”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白利寺格达活佛，他当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前，全国政协曾特别邀请格达赴京出席政协二次全会，但他为和平解放西藏而致函朱德总司令，主动请求进藏劝和，等西藏解放后再到北京晋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当时中央的和平呼吁并没有得到西藏当局的响应，第一次进藏劝和的张竟成，于1950年5月抵拉萨，6月初被迫离藏，噶厦让他捎给廖汉生的复信中，只承认中国和西藏之间存在“檀越关系”，而不承认西藏原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已由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政治关系。第二次进藏劝和的志清法师和贾题韬居士，被藏军拦阻于金沙江以东，至当年11月才得渡江西行。第三次进藏劝和的人员10月抵那曲，其中的当才活佛会见达赖喇嘛后去了印度，夏日仓活佛、先灵活佛等，被押送拉萨软禁起来，该劝和团的秘书迟王锐等人则被送往山南泽当囚禁，至1951年2月才被释放。第四次进藏劝和的格达活佛，7月24日抵昌都，8月22日竞在食用了英国人的茶水后不久患剧烈腹痛身亡，他的随行人员也被押解至拉萨。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以各种方式督促和规劝拉萨当局派代表与中央和谈的同时，第18军从川南移师渐次向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白玉、巴塘一线开进。在西康藏区人民的无私支援下，18军迅速作好了向西藏昌都地区进发的各项战斗准备。与此同时，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第14军126团和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先遣连，也都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在沿途人民的无私援助下，于当年7月分别进抵青海玉树、云南德钦和新疆南部的于阗县，作好了向西藏进军的一切准备。
8月1日，新疆骑兵师先遣连从于阗县普鲁村出发，率先开始了向西藏的进军。该连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共7个民族的136名指战员组成，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的率领下，翻越昆仑山脉多座冰峰雪山，穿过阿里北部茫茫无人区，于9月中旬进抵阿里改则县的扎麻芒堡地方，在那里停留240余天，等待后续部队。在此期间，他们不仅严守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争取、团结阿里噶尔本（当地最高行政官员）赤门，索朗班觉（即赤门色——作者注）等人的上层统战工作，而且还能把自己历经千辛万苦从新疆带来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等拿出一部分救济当地遭受雪灾的贫苦牧民。因食品、药品和御寒用品未能得到及时补充以及水土不服等原因，指战员大部分得了肺炎和水肿病。待后续部队到达该地时，该连已有63位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李狄三同志是后续部队抵达该地几分钟以后壮烈牺牲的。该连队后来被授予“进军阿里英雄先遣连”的光荣称号。他们宁死都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光辉业绩，至今仍为阿里地区各阶层人民广为传颂。
遵照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18军抵甘孜、德格后以部队首长的名义给西藏昌都地区总管拉鲁，策旺多吉和代本（团长）牟霞等人去信阐明形势、晓以大义，劝他们放弃武力抵抗，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努力。进驻玉树、德钦等地的部队，也以礼对待来往于这些地方与西藏之间的商旅、香客等。并通过他们向西藏传送书信、宣传品，大力开展争取西藏群众、争取团结西藏官兵的工作。
在18军作好向昌都进军准备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为促成和谈，再次作出努力。1951年4月，中国和印度建立外交关系。7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到达新德里，会见了夏格巴等人，向他们赠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敦促他们迅速到北京谈判。8月31日中国外交部通知印度政府：解放军即将按照预定计划在西康西部开始行动，向西藏开进，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西藏地方代表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谈。9月6日、17日、23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申健代办、袁仲贤大使连续几次约见夏格巴等人，告诉他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采取进军行动，催促他们即速赴京和谈。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进一步表明解放军进藏的决心和争取和谈的诚意。但是西藏当局和夏格巴等人仍然以各种借口拖延，背地里又请求印度政府向中央“交涉”，企图依靠印度的外交压力来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
1950年5月，摄政达扎等擢升孜本阿沛，阿旺晋美为噶伦，并命他赴昌都担任总管，担负指挥藏军阻止解放军前进的“重任”。当时他就向达扎等人提出，希望与共产党谈判，否则他到昌都就毫无意义。8月28日，阿沛·阿旺晋美到达昌都，原总管拉鲁·策旺多吉几天后即以“昌都一地不能有两个总管”为由，报请达扎等人批准后，退至昌都以西的洛隆宗“镇守”。阿沛，阿旺晋美到任后的第八天，就给达扎等人发电报，指出：“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相当于县）内仅有七八户人家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蔓菁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并提出：“应停止进攻（停止噶伦拉鲁制订的向玉树方向进攻的计划）。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该建议当然未能得到达扎等人批准。达扎等人自恃有外国人的军事援助，又有湍急的金沙江和高山峻岭的阻隔，他们以为6月份爆发的朝鲜战争威胁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牵制了人民解放军，使解放军不可能在冬季即将到来时发起进攻，因此他们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坚持闹分裂、搞“独立”的反动立场，顽固地拒绝和谈。他们继续调兵遣将，幻想依靠武力可以阻挡住解放军的前进。到9月底，集中在昌都地区的藏军（包括僧兵、“民兵”）已增至7500余人。英国人福特、贝卡，印度人沙诺多吉、沙诺朋措等人已混入藏军，为藏军出谋划策或帮助架设电台，掌握电讯联络工作。达扎等人的种种作为，使得一场中央政府曾竭力避免的战斗变得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