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6日起，第18军以大约5个团的兵力，按预定计划，强行渡过湍急的金沙江，迅速从南、北两面包围昌都藏军。北线解放军又分三路，右路154团自邓柯渡江，与从玉树出发的青海骑兵支队经囊谦、类乌齐直插恩达，切断昌都藏军西逃的退路：中路52师指挥部和155团、156团、炮兵营自邓柯渡江后南下，经生达直取昌都；左路侦察营、工兵营由岗托渡江西进，从正面向昌都实行佯攻。南线175团自巴塘渡江，直指宁静，从南面堵住昌都藏军的退路。云南军区126团和125团一部从迪庆出发攻占碧土、盐井，又向左贡方向前进。在解放军前进途中，藏军代本牟霞、普隆巴·扎巴次仁等部凭借险要地形和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同他们战斗二十余次，击溃了藏军的抵抗。12日，第九代本德格色，格桑旺堆在宁静宣告率部起义。18日解放军逼近昌都时，昌都城中一片混乱，原来就反对同解放军打仗、竭力主张和谈的阿沛，阿旺晋美率总管府40余名僧俗官员以及卫队100多人，撤离昌都城，噶伦拉鲁招募来的地方民兵则在城中乘机抢劫。阿沛在发现退路已被解放军截断后，移住昌都西南之竹阁寺，并立即派出人员与解放军联系。19日，解放军和平进人昌都城，受到昌都寺僧人和城内居民的欢迎，该城宣告解放。21日，已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的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第三、八、十代本2700多人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昌都地区获得解放。被达扎等人部署在该地区的藏军，除第九代本起义后被编入解放军序列，已成为解放军的一支队伍外，其余5700人大部被俘，由英美等国援助他们的大批枪、炮、弹药以及电台等军用物资，全被解放军缴获。混入藏军的4名英、印籍人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对放下武器人员，人民解放军按照特别优待办法一一作了妥善处理。对被俘的藏军连以下人员发给路费、马匹、口粮，遣返回家，属西藏的官员、头人，仍可照旧担任原来职务，并发还其私人自卫枪支。
至此，昌都地区遂又恢复了和平的社会秩序。
王其梅率18军前方指挥所于24日抵昌都，在举行祝捷胜利大会时，他带头列队迎接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返回昌都，并让他们仍住在原昌都总管府，以礼相待。此后双方间的关系，逐渐亲密，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亦逐渐得到了阿沛等人的更深理解和热情拥护。11月5日，由阿沛等40余名僧俗官员签名的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等人的信，由专人日夜兼程送往拉萨。信中以他们的见闻和亲身感受，恳切陈词，再次力劝拉萨当局速派代表与中央和谈。11月10日。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所颁《布告》的形式，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全文播发，《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在解放军开始横渡金沙江时，党中央还作出了再从西北组建一支队伍大体沿今青藏公路一线配合18军向拉萨、日喀则挺进，并协同班禅堪布会议厅返藏的部署。12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吸收范明列席，就此作了专门研究。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即于次年4月和7月先后成立了由范明领导的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和第18军独立支队。
12月27日，兼任中共昌都工委书记的王其梅和副书记惠毅然、平措旺阶等，在昌都召集该地区上层人士百余人开会，讨论成立解放委员会问题。经过五天的酝酿、协商，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一致选举王其梅为主任，在进军和解放昌都时作出贡献或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昌都寺大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察雅寺大活佛罗登协饶、德格土司降央伯姆（女）、德格色，格桑旺堆、平措旺阶、帮达多吉、惠毅然等人被选为副主任。该委员会是在中共领导下联合当地上层人士建立的、带有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直接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政务院的领导。
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后，除负责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外，其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解放全西藏，继续支援解放军向西藏的腹地和边境进军。因此，由阿沛副主任牵头，该地区立即掀起了一个争取和平解放全西藏的签名运动。于是，一份由更多人签名的吁请拉萨当局响应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立即派代表与中央和谈的呼吁书，派专人送往了拉萨。
在昌都解放之际，已进驻阿里的英雄先遣连，将噶尔本向该连提出的“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等意见，经王震将军报告了毛泽东。12月30日，毛泽东亲自复信。信中写道：“我们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对西藏各界人民的办法，已经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的《布告》中说得很详细，现在已命令前线部队将这个《布告》抄予你们。
希望你们用种种方法把它散布开去，并多多抄寄到拉萨方面去，你们对《布告》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并明确表示，人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犯老百姓”。毛主席的复信经解放军转告噶尔本后，使他受到很大鼓励。次年春，他也给拉萨当局去信，历数解放军的种种好处以及他同解放军“相处很好”的情景。力促拉萨当局同中央和谈。
昌都的解放，使企图保持英国在西藏的殖民主义利益的印度政府感到“惊异和遗憾”。
印度外交部1950年10月21、28日和11月1日连续三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公然说什么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派解放军进驻昌都是“侵入西藏”，是“可悲叹的”，还说什么中国的行动“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形势”，已经影响了中印间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利益”，并会严重影响中国参加联合国组织。
还提出印度派驻在西藏的商业代表、武装卫队以及印度在西藏设立的邮政和电讯机关要继续存在下去。
10月30日和11月16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政府在当年8月26日致中国政府的照会中已经承认西藏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却又“企图影响和阻止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国家主权的行使，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十分惊异”：“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允许的”；这“正是维护中国独立、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将世界拖向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重大步骤”。并强调指出：“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人联合国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企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行威胁，以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人联合国组织，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好和敌对态度而已。”
继印度之后，英、美帝国主义者也对中国进行指责和威胁。
10月31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撒谎说：“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能从历史上找到理由。”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竟蛮横无理地诬蔑我解放昌都是“侵略”，是“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11月14日，英国路透社还说，英国完全支持夏格巴，旺秋德丹等人假借“西藏民众会议”名义于11月7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所谓对中国的“控诉”。11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竟要求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同一天，中美洲的萨尔瓦多的驻美大使卡斯特罗就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个要求“干预”西藏问题的提案。国民党中央社当天发出的一则消息指出：这一提案实际上“是出于美国的主张”。
针对英美等国的威胁，《人民日报》于11月22日发表了《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的短评，严正指出：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在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以便于把西藏变作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者今天在远东的一切侵略步骤，包括它对朝鲜的武装侵略和对越南的干涉，实际上都是为了在军事上包围中国，以作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准备。
美帝国主义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以后，现在又妄图用种种阴谋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西藏，但是一切这些无耻的罪恶行为，除了更加坚定中国人民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以外，决不会有别的任何结果。”不仅如此，与人民解放军进驻昌都的同时，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向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叫嚣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以前占领全朝鲜的美帝国主义者开战。由于新中国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坚定立场以及世界上对新中国友好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同情，11月24日，萨尔瓦多的关于“西藏问题”的提案被无限期地搁置下来。
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后，达扎等人依靠武力可以阻止解放军进藏的幻想迅速破灭，拉萨僧俗上层一片惊惶。从10月25日起，在罗布林卡召开了好几次有噶伦、基巧堪布、仲译钦波、孜本以及三大寺堪布等僧俗官员参加的“西藏全区大会”，研究昌都战败后的形势，商议对策。一些人叫嚷要血战到底，但是又提不出任何能够战胜的方略。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庆和三大寺的堪布们认为“和”是上策，应派代表与中央谈判，他们说昌都失守的原因就在于派往北京的代表至今仍滞留印度，提出要追究他们未能去北京谈判的原因。最后，会议只好用求神问卜的办法来决定以后的行动，把乃穷和噶东两位降神师请至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卧室中降神，他们都匍匐于达赖喇嘛座前，转达护法神的谕旨说只有达赖活佛亲自掌权才能消除灾难，维持政教昌隆。
噶厦即以所谓“神意”，于11月17日举行了当时仅16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仪式，让他接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昏庸老朽的达扎活佛便无可奈何地辞去了摄政职位，不久病逝。
到11月底，阿沛，阿旺晋美等40余名僧俗官员联名以及阿沛以他个人名义写给达赖喇嘛等人的信，由金中，坚赞平措和嘎准桑林巴两人由昌都送到了拉萨。信中说，为举行和谈，解放军在昌都待命，暂时停止向拉萨开进，“如汉藏和谈不能很快进行，解放军向西藏进军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在拉萨也盛传解放军正从青海玉树和新疆南部向前后藏拥来，于是，噶厦和一些贵族上层纷纷忙着将贵重财物转移到国外去，并准备把刚刚“亲政”的达赖喇嘛带到国外去。噶厦给滞留印度的夏格巴，旺秋德丹发电报，令其在噶伦堡为达赖喇嘛选择住地，准备好住房。夏格巴复电说，美英等国许诺予以协助，印度政府答应派兵在中印边境接应。嘱咐噶厦在达赖喇嘛出境前多加小心。如被解放军包围，美国将派飞行员驾专机到拉萨营救，希望在布达拉宫后面修一停机坪。为此，噶厦曾派人在布达拉宫后面的次松塘空旷地上撒白土，以作为飞机降落的标志。为预防解放军突然到来，使他们挟持达赖喇嘛外逃的行动受阻，他们派朵喀·彭措绕杰和夏格巴，洛桑顿珠率第16代本去藏北加强那里的“防务”，派南木林，班觉晋美等人到后藏侦察，派300名藏军赴江孜作前卫，派仲译钦波土丹旦达等作为先遣人员，向亚东方向探路，预备好达赖喇嘛等人外逃途中的食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