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和学养形成，才使得孙宝琦能历经风浪而从容处之，日后更得出任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在民国政坛上成为一时瞩目的风云人物。不过，孙宝琦并无“枪杆子”支撑，且与其时任大总统的曹锟不属一系，所以很难在政治上真正有所作为。但孙宝琦长期在官场经营，也自有一套运筹帷幄、长袖善舞的哲学。譬如他善于利用媒体的力量。1924年6月15日，成舍我系统的《世界晚报》（北京）刊载国务院关于德发债票分配的通电，如果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可收获现款1500余万元。财政部长王克敏（1879—1945）乃曹锟系统的人，故孙宝琦无法插手，于是出此计策。由报界透露出去，《世界晚报》率先刊登，不但中美、益智两个通讯社跟进，且《京报》亦转载。孙宝琦之策略运作成功，政府方面一方面予以否认，另一方面将矛头指向《京报》，要求京师警察厅予以法办。社长邵飘萍非常气愤，乃致公开信于报端，质问孙宝琦。当时德发债票并未得到解决，此事亦不了了之。1926年，张宗昌入京，对新闻界施展铁腕，4月杀邵飘萍，8月杀林白水（《社会日报》主笔），又抓了成舍我。成不但曾力挺孙宝琦，且与孙宝琦之子孙用时（曾任日本在华企业代办）为盟兄弟。故此，其妻杨璠求情于孙，孙宝琦于是亲自去张宗昌处求情，终于救了成氏一命。也算是孙宝琦投桃报李吧！但作为政府高官的孙宝琦，似乎并无太大作为，如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之际，袁世凯召开咨询会议，时任外交总长的孙宝琦“支支吾吾不知说了些什么，总之是他没有成熟的意见”。这也可见出孙宝琦为什么其人终究在现代史上未能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原因于一斑。身为担当重任的外长，当此关键时刻，居然不能提出备案，实在是不可谓“称职”。
相比较孙宝琦的官僚生涯，那么，蔡元培、李石曾等确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在现代中国场域里的长袖善舞，远远超过了昔日的上司和伯乐，自不必赘述。但更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所开辟的教育、文化与社会事业，都是关系到现代中国发展的重大方面，可以说是极强的未来社会事业生长点。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至今在进行之中的，也不过是蔡、李、张诸君的社会文化发展事业规划。如果说孙中山提出了“建国方略”，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蔡、李、张、吴诸君也有其在文化社会事业方面的“建国方略”，而且确实是荦荦可见其大者，非一般之逐利争权的场域流辈可相提并论。我们要追问的是，以李石曾、蔡元培等为代表的这代留欧学人，究竟成就了怎样的事功？他们在留欧学人史乃至现代中国精英分子的代际谱系里，又占据了怎样的地位？
其一，由马建忠、严复一代到李石曾、蔡元培一代，虽然时间相隔二十余年，但在求学欧洲、立志报国这一点上不但“薪尽火传”，而且更进而开辟出“留欧学统”的重大意义。第一代留欧学人基本上是政府宏观政策主导下的旁逸斜出，在以李鸿章为主导的留欧军事生的派遣（包括留德陆军生，留英、法船政生）过程中，主要的成才方向和使用渠道是北洋舰队。故此，虽然出现了严复、马建忠、陈季同这样的精英人物，但他们仍主要是在个体范围内发挥功用，既未充分意识到留欧乃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事业，更未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推动这一事业的继续。故此，留欧学统虽始于19世纪70年代，但至20世纪初期基本上是隔断的，只有点点滴滴的个体性质的行为，而没有上升到一个持续性的规模性的政府与社会行为。而到了第二代留欧学人则不同，虽然其时国内的主流是留日，但他们基本出于个体兴趣和大势判断而选择留欧，并且深刻意识到这一选择的重大文化史意义。诚如吴稚晖所表述的，他们要推进留欧教育，“使欧、美潮流，平均输灌”，这就从一般意义的留学国别选择，上升到在现代中国建设期里对外来文化资源的选择和平衡问题。这一意义极为重大。另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两代学人的出身不同，马建忠、严复等主要还是（当然马建忠与李鸿章有一定的关系）一般的平常子弟，其时留学也还远未成为“显途”；而在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则显然有世家背景和个体文化资本作用，故此借助政府的力量，譬如公使的提携带和资助，是很明显的。
其二，从个体行为推展为群体运动，从官方政策扩展为民间运动。恰恰是李石曾，而不是马建忠或陈季同乃至魏瀚等人被誉为“留法之父”，为什么？那是因为第二代留欧学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留学行为选择的重要历史功用，所以有一种历史意识中的责任承担。就勤工俭学运动来看，它固然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一种盲目的善意与理想行动，但却未尝不是上一代留欧学人理想主义的表现方式。我们看看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包括汪精卫、吴玉章等一批人）的努力，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显然不是为了个体的利益，而是有着更高的理想追求。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的是，辛亥革命胜利的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政治和文化资本，所以是他们而非其他的代际人物来尝试发起与引领这样的史无前例的留学运动。无论如何，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主导的俭学（包括勤工俭学）运动对现代中国之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三，不但在精神上确立了“留欧学统”，而且在制度层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建构和尝试，一方面保证了日后学人治学可以依赖凭借的制度性存在，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各种宝贵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蔡元培，不但以改革北京大学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和学术的制度性基础，而且进一步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在科学院意义上确立了中国学术的“科学院传统”。而李石曾之创办中法大学，建立并坚持北平研究院，同样可以理解为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体制不同类型的可贵尝试。而两者都致力引进、不乏争议、最终失败的按照法国模式进行的大学区制改革，这些都是马建忠、严复那代人所未及为之，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仅就这三点而言，以蔡元培、李石曾为代表的第二代留欧学人的意义，怎么高估也不过分。当然话说回来，若无孙宝琦当年的“慧眼识珠”与“鼎力相助”，蔡、李等人能否成就日后的煌煌大业，也大可质疑。毕竟，如果没有“留欧时代”那碗酒垫底，蔡元培、李石曾的文化资本的分量自然也就大不一样。在民初之际，这样的文化资本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梳理出从郭嵩焘到孙宝琦的外交官传统，因为这是在中国外交史上一条可贵的传统建构，即对留学生的重视和提携。这一传统可惜似乎并未能为日后的民国外交官所体认，到了陈箓时代，竟然演化到与留学生为敌的状态。这一方面当然是民间势力的过度膨胀所造成的负面结局，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可视为外交传统的重大挫折。毕竟，对于外交官群体来说，除了折冲樽俎、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外，为国育才、筹谋未来也是重要职责之一。将目光仅仅局限于条文章程规定的“一亩三分地”，甚至过于狭隘地理解自己该对获得权力者的负责，不仅对中国之未来发展无益，而且对中国之士人传统也是一重重要解构。而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外交传统之建构并非可有可无的小事，因为这涉及中国之未来走向世界的核心环节。随着士阶层-职业化，中国的外交官体制有其自身的演变历程，但无论如何，由郭嵩焘到孙宝琦的外交官的“士取向”的展现，尤其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与留学生阶层的良好互动和最终杰出人物的涌现，无疑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即便是在晚清末季的“大变局”时刻，士人在他们的位置上仍是在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仍为未来的中国发展培养力量、作育人才，而且良有成绩。这是后世所不当忘却的，也是此世为后世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