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外交官、华工群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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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欧战华工教育的路径区分:留欧学人之《华工杂志》与留美学人之《华工周报》

如果说欧战的华工需求提供了一种新的需求可能,而华工教育范式的展开,则得益于参与其中的中国知识精英的戮力不懈。应该承认的是,在这样一种华工教育的开辟与实践中,留欧学人扮演了核心与主导性的角色,无论是李石曾的运筹帷幄,还是蔡元培编撰《华工学校讲义》,确立华工教育的伦理观,都充分表明了上代留学精英的高明眼光与强烈的社会伦理意识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还有相当一批初阶知识精英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值得充分关注。这其中,既包括像李璜、刘厚、褚民谊等这样的留法俭学生系统中的青年师资,也包括如晏阳初、林语堂、蒋廷黻、史义瑄等来自美国的留美学生。他们的思路与行动,构成了欧战华工教育中一种有效的张力,促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新路径可能。

仅就最能代表中国人本身声音的媒体来看,李石曾创办的《华工杂志》(The Chinese Labor Journal,1917年)与晏阳初主办的《华工周报》(The Chinese Laborer’s Weekly,1919年)就路径有异。当初李石曾已经因为参与宣传无政府主义、身与民初革命、积极领导文化教育事业而名声极大,而晏阳初不过是初出茅庐的留美学生。但通过报刊的创办,他们还是殊途同归地走向了华工事业的共同开辟。可见,能力有大小,辈分有高低,但就致力社会公益事业而言则并无先后之分。考察一下两种媒介的创办思路,无疑可互为参照。

《华工杂志》是以一种相对隐形的方式出现的,因为并未标明主办者具体何人,只是含糊地指出:“这杂志是‘勤工俭学会’的人勉强担任编的,但是我们的文字知识都不够用,所以请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蔡(孑民)诸先生及中外学问家常常助稿,或照录原文,或译成白话,然后登载。”不知究竟是将吴、汪、李、蔡诸君取来做旗帜,抑或就是主事者隐在幕后?而《华工周报》则旗帜鲜明,就是晏阳初的事业担当,他开宗明义地宣告:“本报是特为开通华工的知识、辅助华工的道德、联络华工的感情而办的。”而且联系人的地址就是自己,“投稿巴黎M。Y。C。James Yen, C/O Y。M。C。A,12 Rue d’Aguesseau, Paris”。

在报头处,《华工周报》非常清楚地标明:“基督教青年会驻法华工周报”,其“周报”二字是以大号字体凸显的。而且,其时间标明带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主后一千九百十九年一月十五号礼拜三”。既彰明身份,也就自然关注到办报的技巧问题。晏阳初在《创刊特告》中特别提出:“知我驻法同胞无论在青年会任干事,或在工营中当翻译,以及在工厂码头做佣工,都是急公好义的人,必愿担任义务,为本报谋进步发达,不致坐观成败,置之于不顾。”这段话颇值揣摩,所提及的三类人,无疑是与华工关联密切者,华工本身自不用说,翻译群体与干事群体看来并不相同。在翻译来说,其主要职责是沟通华工与外国人之间的交流;而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留美学人,则都为干事,他们显然承担着更重要的福音传播使命。但这里也忽略了其他的群体,譬如由李石曾、蔡元培等前代留欧学人所主导的华工工作。晏阳初显然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努力,也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华工场域中的先前在场。可他此处或有意或无意地将其略而不提,这显示出作为青年的晏阳初,已然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他希望能更加凸显自家的独立功用。或者,进而言之,晏阳初希望“自立山头”,而这种山头并非仅是他个体的风头名望,也有他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即作为由西漂洋而来的留美学人群体,进一步说,则有基督教青年会的背景在。虽不直面发生冲突和挑战,但相互之间的张力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了。因为当《华工周报》创办之际,《华工杂志》也仍然在继续运行之中,相比较后者的“拔得头筹”,前者显然也不甘示弱。那么,这样一种教育努力的效果如何呢?李富春曾记录下其时华工接受基督教青年会教育的状况,不妨作为参考:

近来却有一件稍可乐观的事,就是十人中有四人,每晚由在哈佛的华工青年会的中国干事某君,来教一点钟的法文。一点钟虽说不多,但也聊胜于无。青年会是以传教为目的,而以教育为手段的。我们固然不能看他做一个正式的教育机会,但是姑且将错就错,也可以得到一点益处。宗教又另是一问题了,我一日问四人中的一人道:“你们要青年会教书,你们信基督教了吗?”他颇明理的答道:“我们无所谓吃教不吃教。青年会的人也常拿着耶稣爱人的话,要我们入教,但是我想,耶稣爱人固好,我却可以不入他的教。我入了他的教去爱人,不是有耶稣教我才爱人吗?我们自己大家相爱就是。……我们请青年会教书,也并非为他利用,为他引诱。我们只要谁肯教书就去学,读书与吃教两件事是不相关的。”

显然,华工群体虽然总体知识程度不高,乃至有种种的弱点乃至弊病,但即便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他们对问题的本质仍是心中有数乃至有“洞烛观火”的能力。故此,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教目的并非能“畅通无阻”。而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使者,晏阳初究竟是在何种程度上来实现其目标的呢?我认为这其中很有代表性可以入手考察的,就是晏阳初在《华工周报》创刊之际祝贺新年的文章《恭贺新年三喜三思》,在这篇文章中,晏阳初首先为华工打气,将他们的旅法经历颂扬为“各公深负远志,有冒险精神,离家别乡,梯山航海,迢迢四万余里,来到法国做工,不但自己增广见闻,并且可以期满回国,兴家立业,强种强族”。其次,夸赞华工的职业勋绩:“联邦各国的军官士兵,每谈及华工,无不极口称赞,衷心佩服的”。故此,有“为我们祖国增光”的功效;再次,“身安体全,无恙无危”更是“喜上之喜”。如此立论,固然是明显在褒扬华工,但目的仍是为“三思”打基础,所谓“思身、思家、思国”,与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目倒是相近。晏阳初想要表述的重心意思仍在“关于中国国体的事”:“你们住在法国,就算是中国全国全族的代表。外国人以你们作为的好歹,就定我们中国全族的是非。……若一个中国人在法国受了军赏荣牌,那我们中国人都算英雄豪杰了;若一个中国人在工厂码头上偷了罐头牛肉,那我们‘兴隆瓦’都是强盗土匪了。由此看来,我们中国国体的荣辱,都全在你们各位作为的好歹。”晏阳初颇有“幽默”的才情,他借助法文“中国人”的拼音化“兴隆瓦”,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感问题很自然地铺陈出来,使得读者很难不产生共鸣。如果说,借助媒体手段,将若干基本思路通过铅印文字传递到华工手中、影响其思考和情感,那么,进一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与直接的授课方式来进行华工教育,则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在华工教育中,显然有各种具体的学校的开办,譬如所谓的“华工小学”,如刘沛彰就以“读书的利益”为演说题目,开头就说:“诸位弟兄们,我们今天开这个小学,原是想帮助各位。”华工中虽然不乏藏龙卧虎的奇人异士,但毕竟大多数知识程度低下,甚至文盲亦不在少数。说到底,华工的不同组成是决定华工教育开展的基本决定因素,那么其情况大致如何呢?傅葆琛这样总结道:

赴法之华工,北省人居大多数,其中山东人最多,其余则为皖、鄂、江、浙、粤各省人。此种华工,90%属于非知识阶级。换言之,就是他们中间,受过教育的,不及10%。他们的分子,也非常复杂,有曾在中国工厂里做过工的,有在城市或乡村里做零工的,有抛弃田园的农夫,有火车站及轮船码头的苦力,有拉人力车的,有客栈的茶坊、商店的伙计、饭店的厨子,甚至学校的学生、停职的官僚、退伍的军人、落第的秀才、逃亡的土匪,也混杂其中。论到他们的手艺,有木匠,有铁匠,有泥水匠,有裱糊匠,有裁缝,有画家,有书家,有会音乐的,有会唱戏的,有会说书的,有会打拳的,……形形色色,七十二行,几乎无行不有!

应该说,华工群体基本构成了一个异域的中国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各种阶层、各种行业、乃至跨越省区地域,都有其代表。难怪,晏阳初甚至认为:“在二十万华工之中,有农,有工,有商,有兵,实能代表三万万平民的心理、生活及需要。”在这样一个各阶层分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非知识阶级显然占到主导性地位,所以华工小学的开办,确实为大多数人进行启蒙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华工教育的进行和展开,与华工所属军队的民族——国家特征也不无关联。关于英、法军队管理华工的差别,在蒋廷黻那里也得到了印证:“有一次我到法国北部配属英军的劳工营去,发现英法两国对中国工人的管理方式有许多不同之点。英国军官呆板而严格。除了公务,官长与工人间简直没来往。英国营区较法国清洁,工人照规定领饷领配给。他们可以写信寄钱,甚至接到家信。法国官员和工人们往来多,甚至和工人们开玩笑,给他们讲故事,有时与他们共食。但是营区管理却相当马虎。工人们都抱怨不能和中国家中定时通信,他们不知家人是否收到他们从法国寄回去的安家费和不定期的寄款。”这确实可反映出英、法民族性的某些特征。英国人很严格,但往往就事论事,较少“人情味”;而法国人更有“人情味”,但管理效率却实在不高,但其营区的华外关系相对融洽:“不服勤务的官长,有时甚至是上中尉,都不时到中国工人的营房来,聊上几个小时。有时法国人会带着他们自己的留声机,到营房放给工人们听。”虽然这只是蒋氏在圣芳斯、克勒索两地观察到的情况,但其实也反映了整体状况。具体到华工教育而言,法军管理的华工教育开展的更加普及而随意,而英军的华工教育则相对比较严肃和规律。

正是由于欧战的爆发,华工教育才成为一种范式可能。因为就此前的华工史来看,基本上还没有使得华工教育成为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而华工教育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能成为一个命题,自然与知识精英的自觉介入密切相关。相比较基督教青年会以一种“福音立场”而确立其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教育的思路,留学生的关注显然更多在“家国相关”方面。因为毕竟是中国人,这其中由早期留欧学人之精英人物如李石曾、蔡元培等主导的因素固然值得重视,但借助基督教青年会的集体力量和外来势力所达致的中国现代留美学人的努力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他们不仅成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教育的成绩和开辟了知识精英、劳工阶层的互动关系,而且经由晏阳初、傅葆琛等人的持续努力,成就了“平民教育”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