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之选择前往法国，虽然表面看去也同样是为华工服务，但本质则大不一样。因为他的直接动因是为了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后者的条件是只要在德国耶拿大学（Jena）选修一门莎士比亚戏剧。而从美国到德国，则必然要涉及留学经费筹措问题，这时他不得不首先“为稻粱谋”。而欧战与华工问题的背景以及美国的参与，则为他提供了这种继续求学的可能。当时美国积极参与欧洲战场的相关事宜，主要通过北美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这一机构的积极努力，相当一批中国留美学生被号召和组织起来，赴法为华工服务。1917年秋哈佛大学的学生史义瑄首先参加。故此，林语堂很容易就得到了由美方所主办的乐魁索（Le Creusot）城的“中国劳工青年会”的职位。
与晏阳初不同，林语堂显然没有太将华工教育当作一回事，而更多地将其视作一个个人发展过程的跳板或支撑，且他日后的发展路径，确实也不是晏阳初式的社会实践，而是林语堂式的书斋生涯。但二者的选择并无高下之分，或许，也正印证了那句古语“条条道路通罗马”（或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欧战华工教育活动的身与，都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厚的烙印，无论它是以哪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都是如此。
尽管如此，既然身有使命，则必然“在其位谋其政”。林语堂当初去法国时，是带着留学的念头的，即夏天去巴黎大学修习一门莎士比亚戏剧的课目。
但他毕竟是有工作的人，“一开始工作，玉堂便没有办法去巴黎修课”。非但如此，林语堂的工作也还颇有成就，他居然给华工“编了一本千字课”。《千字文》之类是中国儿童最初的启蒙读物，但华工的知识基础、年龄结构、社会经验毕竟与儿童不同，其识字目的也不一，故此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自然应当区别对待。故此，聪明的教师如晏阳初等人都意识到新编教材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无论如何，应该说这是一个颇有创造性的工作，至少说明林语堂虽然主要考虑自家的学业为题，但也并非对自己有薪酬的华工教育“敷衍了事”。林语堂称自己“居法国多年”，日后他颇有游法旅居的经历，但比较长期的恐怕还是这次。但这次的工作应当是相当紧张的，因为他自称“后来直到我们过了德国，才看见巴黎，所以我们对Louvvres，或是Champs Elysees，或是Concorde等地，都是一无所知，过了相当久之后，我们才从火车上向外望了望”。显然，他连巴黎都没去过，因为这里提到的卢浮宫、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等都是巴黎的名胜。当然，林语堂是很有自己的主见的，所以他“同时自修法文德文”。应该说，语言的学习，对林语堂的未来事业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石意义，毕竟“看宇宙文章”完全依靠中文可有限得很。
蒋廷黻的赴法经历颇为有趣，与晏阳初、林语堂都颇为不同。这必须与其早期教育和时代大背景联系起来。1917年美国宣布参战，派美军前往欧陆战场，主要就是在法国的北部一带；而华工的分配虽主要给英、法，但也有万人左右配给美军。这样美国人在派遣随军志愿组织（主要目的是鼓舞前线士气）时就需要考虑到这一因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组织如红十字会（Red Cross）、哥伦比亚骑士队等就是代表了天主教和青年会，它们想组织一个队伍到中国劳工营去。中国学生青年会干事邱安组织此事，并于1918年春到奥柏林学院物色人选，而蒋廷黻又是他的朋友，于是就如此成行。蒋廷黻早年就学于湖南湘潭的美国长老会学校，1912年赴美留学，先入密苏里州的派克学堂（Parkvill），1914—1918年间转学奥柏林（Oberlin）学院，1918年毕业。1918—1919年在法国做了一年志愿者，1919—1923年继续返回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所读研究生。就是因为这样的简单的朋友关联，蒋廷黻得有这样的欧行机会，参加了欧洲的华工教育活动。作为先治学、后从政、民国时代外交界主要人物的蒋廷黻，他在追忆其平生经历时，也特别将这段“赴法插曲”摘出记述。蒋廷黻在法期间的工作似乎主要是为华工开设俱乐部：
抵法第一次工作是在里昂附近圣芳斯（Saint Fons）的军需厂。那里大约有七百名工人，多半来自山东，我为他们成立了一个类似茶馆的俱乐部。我办了几个补习班，教法文和中文，介绍一些简单游戏，放留声机。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吃苦耐劳的山东人住在法国非常习惯，好像在家中一样。他们都能说几个法文字，常常出入乡间的小咖啡馆，和工厂及农场的法国工人相处得很融洽。事实上，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士气不士气的问题，用不到去鼓舞。
接着在1919年初，蒋廷黻也被基督教青年会派往克勒索城，任务还是创办一个俱乐部，不过这次的目的更明确，是为当地的一个名为斯耐达（Schneeder）的兵工厂的华工服务。从以上的叙述来看，他们的任务其实并非仅是一种华工教育而已，还有一种俱乐部性质，为华工在艰苦的海外工作中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如代写家信），排遣寂寞等。应该说，林语堂、蒋廷黻等人遭遇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这里仅举一个恋爱婚姻问题。少年维特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所谓“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但谁人又岂知“人性本能至圣处，惨痛飞迸鬼神惊”？（Jeder Jüngling sehnt sich so zu lieben， Jedes M？dchen， so geliebt zu sein， Ach der heiligste von unsern Trieben， Warum quillt aus ihm die grimme Pein？）当时法国因男性都去当兵，家中留下的都是以女性为主，于是有阴盛阳衰的危险。故此林语堂曾回忆说：“青年会里的中国男人可以和法国小姐缔结良缘，因为当时法国男人太缺少了。”其实何止是青年会里的知识青年？中法婚姻问题同样普遍存在于华工之中，蒋廷黻这样记述道：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俱乐部中工作，一个法国女孩子跑进来。她要和我单独谈谈，于是我把她带到我的小办公室。她问我，她是否可以和一个姓杨（Yang）的工人结婚。我告诉她，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无法提供意见。我问她是否曾经考虑过中国生活习惯有许多地方与法国不同的问题。她说她已经考虑过了。我又问她是否考虑到后果。她说：“如果我待在法国，我可能永远也结不了婚，即使我能幸运的嫁了人，对方也可能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把赚来的钱都喝了酒，醉后发脾气打我骂我。我认识杨某已经一年，他从未喝过酒，我认为他永远也不会打我。我想嫁给他一定很好。”
留学生因其层次较高，再加上东方男子的特色，而颇受法国女性的欢迎，在意料之中，如张竞生就记述了很多颇为风流的趣事，当可为证。可华工居然也如此受到法国少女青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除了以上提到的法国男子的可能弊病之外，华工作为“丈夫”的候选人确实有其优长的地方。这一点似乎也同样该受到重视。李石曾甚至将此问题上升到种族优化的高度来对待，颇多促成华法联姻之善行。
如果比较一下晏阳初与林、蒋等人的欧洲华工机缘，则有相当之异同：同处在于诸君均出于美国名校之留美学人，晏氏乃耶鲁政治学之本科生，林氏为哈佛比较文学的研究生，蒋氏则为奥柏林的文学学士。但实际上晏氏的年龄比林、蒋二氏均长，有五岁的差距。所以，林、蒋二人赴法之际只有22岁，刚是弱冠之后不久；而晏氏则已是走向而立。这样一种年龄差距或许在一定程度也决定了他们人生选择的差距。同样以美国文化为背景，同样都是中国人，同样是经由欧战的华工场域，但最后做出的选择却截然不同。晏阳初走出了他一生致力的大事业，但这毕竟是极少的孤案；而多数人恐怕仍如同林语堂、蒋廷黻一样，不过将这华工教育作为人生中一种特殊的经历和经验，最后还是要走自己的路的。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基督教青年会却极具远见，它不但在事前事后均有系统性的规划和总结，而且能予以持续性的支持。所以，晏阳初日后平民教育事业的展开和勃兴，也不能不视作为基督教青年会事业的一种成功标志。但我们反向需要追问的是，难道林语堂、蒋廷黻诸君的日后事业，就与此段华工教育毫无关联吗？或者反过来说，这样一种在血与火中共燃的青年经历，难道能对他们日后的一生志业毫无影响吗？
显然不是，毕竟雁过留痕。就算潇洒豁达如林语堂，他的人生轨迹中，又如何能抹掉华工经验的朝夕相处的痕迹呢？当然更有趣的是，同样是经由法国的华工教育经验，林语堂走出的最后是一条“宇宙文章”的道路，这与晏阳初得到举世公认的“平民教育”的事功似乎不可相比。不过，在我看来，这倒也是一种常态，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如晏阳初那样，其实更多符合基督教青年会的战略规划；而林语堂则选择了一条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道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常态就是最佳状态。故此，对晏阳初这样的敢于奉献自己，并通过一生的努力而成就大事业、有利于社会和民众，我们自当予以高度的评价和崇高的敬意；但对于林语堂所代表的大多数人的常态路径，也似乎无足深责，而应更多地给予同情之理解和尊重。毕竟，在浩瀚的世界面前，个体终究是渺小的，我们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才可能反馈于社会。而且“条条大路通罗马”，相信平常人也有平常人的贡献之道。而“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的行列，显然不是人人都可跻身而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