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蔡和森、赵世炎分别以不同的思想立场取向而趋近于合作时，在欧洲的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杰出的人物也接近了这条路线，他就是周恩来（1898—1976）。周恩来在德国柏林，给国内的觉悟社友写信，这样表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以下简作C。ism）也就够了。施珊说，用Anarchism（以下简作A。ism）的精神参加到C。ism里去，这诚然是一种周全之策。不过C。ism也并非没有A。ism所采取的精神的。就普通现象上说来，C。ism总是对于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看得十分重要，别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常常看为次要，这是C。ism易于受人批评的地方，所以有许多人说C。ism太唯物了。但就我想，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之必须被重视，正犹之人生许多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之必须被重视也一样。C。ism并未尝不重其他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但他却知道纯机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能够用一种较有程式的革命方法来改造，而属于精神上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诸现象不是可以用死板板的方法来替代的，是要用教育的启发功能而导入自由发展之途的。因此，C。ism对于人生道德问题不用一种方式来主张，不注重处也是注重。这与A。ism所主张的自由正同一用意。不过，A。ism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追究他的病根，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能分得清楚的缘故。在欧洲的A。ist其势力渐渐等于零。固然，法国的Syndicalism（以下简作Sd。ism）是发源于A。ism的思想，而在那C。ism势力笼罩的赤俄，A。ism居然也在内中能稍稍活动，这全可说不是A。ist灭亡的表征。不过在现在旧经济势力资本主义极兴旺的欧美，要想A。ists的鼓吹能动摇人心，这不免等于梦呓。A。ism的思想在人心中是会常常发现的，但要拿他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则急切不能得用了。法国Syndicat近来以改变了很多态度，而所谓C。G。TM的大多数派大半都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
之所以不惜长篇引用周氏原信，乃因此信非常充分地表现出这代青年的理想情结与现实策略之间的抉择冲突以及调试态度。在欧洲语境里，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是相当激烈的，而且基本上是“不两立”的。至少在周氏，对这种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他的以上辨析，也不妨就解读为他们做出选择的理论思考。说到底还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理性的东西本就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基本出发点，而深植根于这些貌似叛逆的青年的心底深处，一到关键时刻就要出来发挥作用。像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从理论上来看非常之好，可一旦验之于事实，则难免处处碰壁，更让人看不到现实的成功可能，很像“画饼充饥”。对于那代人来说，最重要的不仅是要有理想，更要具备可操作性，用周氏的话来说，就是要能充作“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无疑，既包容一定无政府理想的共产主义远景描述，更具有苏俄成功榜样在前的马克思主义，很符合这一愿景，也就难怪，它会被内外精英近乎一致地选择为左倾的理想抉择。勤工俭学的人物如此，非勤工俭学的周恩来也是如此。故此，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左倾人物，明显左转，从而整合了留法（欧）学人中的左翼力量，建立了中共旅欧支部。之后，不少青年人乃迅速靠拢并加入之，形成一种强势政治力量。这引起曾琦、李璜等人的极度忧虑，认为“如不早起而与之对抗”，则“共产主义更易成功”。在今天的纯粹立场上看，曾、李的态度当然有反动之嫌，但如果复原历史语境，则彼时主义之争未歇、国家前途未明，任何一种救国方案的提出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的。以曾、李之忧国忧民，当然忧虑到共产主义理论所可能带来的暴力革命后果。道理也很简单，在任何一个现存的社会秩序中选择以暴力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都难免会引起相当的警惕和质疑。不过他们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作为上代人物最贤者的蔡元培尚且不免，而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皆有此虑。故此，曾琦、李璜等人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曾琦、李璜等十二人在巴黎郊外成立中国青年党，并发表建党宣言。开篇即称：“呜呼！二十世纪之国家，其国基之飘摇不定，其政象阢陧不宁，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者乎？二十世纪之青年，其处境之艰难困苦，其心思之忐忑不安，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乎？”其主张相当鲜明：“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这是党章上标立的宗旨，应该说思路还是很明确的。但问题在于，既在北洋政府、南方政府尚分立之际，且此前中国共产党已成立的背景下，立一党则不可不对此有所交代。果然，对于此前种种仁人志士的救国方案，青年党这样评述道：“迩来海内忧时之士，不乏救国之谈。有欲输入欧洲文明，以期改造思想者，此虽根本之图，要非救急之策。试观往籍，殷鉴匪遥。道学虽盛，何补南宋之亡？玄理纵高无救东晋之乱！向黄巾而讲孝经，对虎豹以谈仁义，适个形其迂拘，曾何裨于国是？又有主张一阶级专政，而忽视其他各界者……”仅就其宗旨而言，青年党的陈义不可谓不精，悬的不可谓不高，对于左翼力量来说，确实可谓“劲敌”。
关于这段历史，周恩来自己的回忆是：“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如此，则其时欧洲场域的政治地形图就显现出来，即国民党之三民主义（王京岐）、青年党之国家主义（曾琦）、共产党之共产主义（赵世炎）。国民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组织结构和基层基础都很不严密，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相当弱势的政党。但因孙中山等人的“高标理想”与“崇高威望”，国民党在现代中国政治场域里却是捷足先登，获得了主导性的地位。但就欧洲情况而言，则远非如此，所以孙中山才会请周恩来与王京岐合作共组欧洲之国民党。也就是说，三种主要政治势力，即中共旅欧支部、国民党旅欧支部、中国青年党在法国兴起。而必须注意的是，这与国内背景尤其是“五四”运动不无关系，有论者认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是新文化运动指导力量和知识青年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由疏离而走向合流的转折点。”在我看来，蔡元培主政后的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首次具有较为自觉的现代知识分子意识。这样一批人物，他们与孙中山的关系（至少是精神联系）自然相当密切。虽然彼时国、共合流，但其本质毕竟不同，故此以王京岐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不可简单地将其归纳为左翼，而应将其居于中间地位。同时，另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即在法国也出现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蛛丝马迹，所谓“健社”、“竞社”等都与此相关。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1922年，李大钊致胡适谓：“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如国民系看见这些系的垂涎，便不免起点醋意，真正讨厌。”这番话虽然未免让人有些不自在，但确实也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政治势力博弈中知识精英群体的尴尬地位。因为在中国，素来就不存在“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知识传统，而更多的是受到“学而优则仕”传统的影响，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也。所以当此大变局之际，知识精英虽然在制度层面已经被纳入到貌似独立的大学体制之中，但就思想意识和实际位置而言，并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悠久的“仕学一体”的观念。所以，留欧的这批知识精英，即便远在万里之外，也为政治家们所关注，并在实际上被纳入到政治场域整体博弈的框架结构中，这也是“世为棋域，我为棋子”的无可奈何之处。
在旅欧少共的兴起过程中，周恩来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一经历不仅极为深刻地影响到自己的日后发展，更与中共兴起、现代中国的重大转型密切相关。故此，有必要对其思想变化略做追述。周氏少年时慨然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日后果然“大江歌罢掉头东”，远赴东洋求知向学。相比较日后留欧，在英、德、法相继居留的岁月，早年的留日时代反而湮没。其实，我们应特别关注这样一个“转折过程”，即以日本为跳板的现代中国的求知于世界，乃是近代以来中国留学史的一个重要特点。1917年9月至1919年4月，周恩来留学于日本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这段时期，周氏方当弱冠前后，乃是一生学思形成的关键时期之一。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虽可就一般意义而言，但对于人的思想形成期来说却尤其重要。1918年2月6日（中国农历春节前夕，腊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反思立志，这样一段表述值得特别注意：
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容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他活得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老实着说，活着一天，吃还能有完的时候吗？穿还能有完的时候吗？至于国家社会的事，那更是无穷无尽的了；所以世上人的志向，也是永远没有足的了。
周恩来立志求进的策略，显然是有效的。故此，日后他选择留欧，走的也不是一般的勤工俭学的道路，对于这一点，何长工作为亲历者有相当深刻的印象：“那时，周恩来同志多半时间从事社会活动，考察工人运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个活跃分子。他的思想境界比我们当时那种勤于做工，俭以求学，学而有成，图效救国的思想高出好大一截子。在工厂里，由于分工较细，勤工俭学生分的工种既有差别又很分散，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每当勤工俭学生集合和节假日经常看到他，有时还能听到他同国家主义派的辩论演说。他的雄辩卓见不仅吸引着勤工俭学生，还吸引着不少华工。”作为中共成功之后的日后追记，难免有对领袖的推崇乃至过誉之词，但总体来说，这一叙述应该反映了基本事实。也就是说，周恩来不但雄才大略、辩才无碍，更重要的是，其活动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勤工俭学生群体，华工也是相当重要的群众范畴。
实际上，中共旅欧支部的重点发展对象之一就是华工。傅钟（1900—1989）日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当年就直接参加过赵世炎组织的华工宣传教育工作。1921年春季，中共旅法小组成立后即专门分配人手，开展华工工作，而主要措手处就是指导建立统一的华工组织。1922年10月，在旅法华工聚居地克鲁邹召开华工代表大会，筹建统一的“华工总会”。1923年1月1日，旅法华工总会在巴黎华侨协社成立，受中共旅欧支部的派遣，赵世炎、王若飞参加会议，帮助和制定了工会章程，其主要思路如下：
第一，把工会办成训练工友组织力的机关；
第二，通过总结以前华工运动的经验教训，引起工友的阶级觉悟，学得阶级战斗的方略；
第三，指导工友不要受资本家的哄骗，不要中妥协派的毒……团结无产者整个阶级；
第四，使旅欧工友获得团结等方面的经验，以便将来回国去训练故乡无组织的劳苦群众。
通过这样一系列组织化的强有力的措施，留法华工被整合成为一个大的“无产阶级场域”，是勤工俭学生大展身手的地方。而旅法华工总会则成为中共旅法党团组织的重要助手。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总结：从华工教育到勤工俭学乃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演变过程，虽然有时势背景如大战、“五四”、李石曾与华法教育会等的推动，但“工”与“学”的结合与互动反映了历史趋势。勤工俭学由“求学”变到“工运”，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无可否认，主体部分的勤工俭学生是以“求学”为职志的，但以蔡和森等为代表的部分新民学会中人早就立定“救天下”的理想，故此走向组织化的“现实权力”诉求是迟早的选择。对这一代追求救国与真理的精英分子来说，少年中国学会可为代表，其中不少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选择“教育”为终身志业与职业，但最后却彻底变计，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要解决现实问题，最后就不得不归结到“现实权力”的问题，而“运动工人”，获得阶级基础，无疑是很有前途的策略。当然，之所以能形成潮流，其中偶然因素的作用不能忽视，如陈氏兄弟（陈延年、陈乔年）之由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就明显是受了勤工俭学运动大失败的刺激。由“工运”到“共运”乃是国际场域的权力博弈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尤其是苏俄的首先成功，也标示着职业革命家道路的可能性，而这一选择为中国知识精英转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出路。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发生大规模的裂变，而且是本质性的裂变，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梁山聚义”式的革命道路，而且与水泊英雄不同的是，他们不但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与深厚的理论修养，更有着强有力的国际强权的支持，即苏联。
赵世炎在被遣送之后又冒险留在法国，他是有着明确的策略选择的。一方面，他对读书与活动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我若不能于一个时期可以有效地读书——专门读书——以后，我决不回国来。”但另一方面，他则说：“我留在欧洲虽然苦些，但也有用处。”这个用处是什么，他暂不能详说，实际上就是建立组织。当时这批留欧精英的思想剧变，是毫无疑问的。为何如此，也值得追问。最关键性的因素，除了时势本身和主体功用之外，外来推手的作用恐怕也不能忽视。赵世炎就很明白地提出了“留俄”的思路：“去俄的主要任务是希望能运送大批同志——勤工同学及工人——入俄”。可见，在领导人赵世炎的心目中是相当清楚的，勤工生与华工并举，目的地则是理想模范——俄苏。可问题在于，这能是一相情愿的事情吗？当初之所以选择留法，除了本身对留学西洋的向往外，也是因为李石曾等操作主持的“勤工俭学运动”提供了一种留法的实际可能，首先是经济上的基本保障。此时要组织同志留俄，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当然也就是这个。但经历过颇多政治斗争而且经验丰富、思维缜密的赵世炎，似乎根本就没有将这个问题纳入考虑之中。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留俄得到了俄苏的官方支持，甚至说就是俄苏的基本策略。原来的局限于民间范围的社会运动到此时已不可逆转地“走向政治”，而且是极为剧烈的政治——革命！这或许也是日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痛悔未及，乃至在1928年清共运动中态度出奇一致的重要原因，“南橘北枳”实在是让人心痛！
本来期望培育出一批符合社会常规秩序、有利于建设的知识精英，结果他们却成了“旧世界”的掘墓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赵世炎坚持留在欧洲，并与周恩来密切合作，展开了中共旅欧组织的蓬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