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一份报道中所表述的：“总的说来旅居欧洲的，特别是在法国的中国青年的核心组织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说这是实际情况。它的力量来自巩固的组织和严肃的纪律。其他团体只是些乌合之众。”在这样一份发自柏林的报道中，巴黎被毫无疑问地视为中心，而一种整体性的留欧政治版图生态得以呈现。而这样一种成绩的取得，显然与领导人物的素质不可分割。
我们以上分析了旅欧共运的三位典型领导人，即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他们的出身是不一样的。赵世炎不过是出自四川的好学青年，主要由华法教育会的关系而获得留法机会；蔡和森则不一样，他在出国之前已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民学会，经由湖南一师时代的杨昌济这样的前代精英的地方规训的熏陶，是明显的“大木参天”的人物；周恩来主要在天津求学，是觉悟社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其出身南开，严修、张伯苓等人开辟的南开传统，对其成长过程显然颇有影响。在这三个人物中，既非左倾极端的蔡和森，也非谦谦君子的周恩来，而恰恰是赵世炎成为旅欧共运的核心人物，这无疑是饶有趣味的现象。而赵、蔡二君在革命过程中都不幸“早殇”，唯有周恩来坚守下来，成为中共发展史上的枢纽性人物。其实如果进一步深入讨论，则会发现他们出自不同的地域文化，即巴蜀文化、湖湘文化、江浙文化。这样一种不同的地域来源对其思想侨易与成型过程起到了关键性的容器制约作用，值得特别关注。
周恩来曾非常明确地表达过自己的忧虑：“吾人未出国前，虽屡震夫欧战影响巨大之论，然终以为欧洲物质文明发达甚盛，数年来之摧残，特不过数部分耳，何能碍及全体之发展？比以实验证之，方知昔日之梦想乃等诸梦呓。”然后他指出其中的原因在于：“欧洲一切组织非如吾国散沙可比，一切工商业咸有关联……一地之牺牲，乃倾全国精锐牺牲也，一战之牺牲，乃倾全欧精锐之牺牲也。”应该说，这样一种认知是比较深刻的，他看到了欧洲强盛的根本性原因，能够透过现象探索其本质，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当然相比较而言，这批精英人物还是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放到了实际的政治活动中。
尽管旅欧共青团高度重视华工问题，甚至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在执行委员会下组织“华工运动委员会”，但华工中产生的优秀人物确实相当有限，更无法与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蔡和森这样的杰出领袖相比。这里可以列举的是颜世彬这样的华工背景人物。作为华工出身的颜世彬（1899—1931），原本山东广饶人，曾化名尹发汤、王文仲，于1917年赴法，当过搬运工，挖过战壕。而他所参与的《工人旬报》、《新工人》等刊物的创办，意义非凡。因为正是有这样的前期经验，日后颜世彬加入赤色工会，并参加中共。华工签约期满后，颜世彬成为自由华工，继续留在法国。后由法赴苏，入东方大学。1930年11月，奉命归国；1931年即出任山东省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领导青岛工人运动形成一定的高潮。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931年8月就义。相比之下，勤工俭学生的作用要突显得多。譬如在1921年10月被遣返归国之后，陈毅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其学业，而并未直接进入政治性的职业革命道路。1923—1925年他在北平的中法大学上学，通过毕业考试。但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他进一步确立了自身未来发展的知识基础。此时的他们哪里又会想到，多年之后“大军西去气如虹，一局南天战又重。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的惨烈呢？然而，这样一种兄弟阋墙、刀枪相见的悲剧，早在他们登舟将发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当这批寻求真理的精英，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被压抑的时候，这一切都已经注定。从1919年开始向欧求学，到1927年起义枪声，只不过八年岁月而已。朱德留德，陈毅留法，共同领导南昌起义，并成为井冈山时代与毛泽东合作开辟根据地的主要领袖人物。这或许也可视为留欧学人对现代中国建设的另类参与方式，历史就是以这样一种不可逆转的轨迹演进着。当然，这并非陈毅一人的个案现象，而是一个整体的优秀人物群，如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蔡畅等，他们都在未来的共和国创建过程中功勋卓著；早期牺牲的精英，如刘伯坚、向警予等也都相当出色；而吴玉章、徐特立等老一辈革命家则通过留法进一步养成了他们的“德高望重”与“高瞻远瞩”。最为重要的是，在他们当中出现了未来中国第二代的领袖人物——邓小平。这既是巴蜀文化的骄傲，也是留法时代的硕果。20世纪20年代前期，乃是中国现代史进程中发生巨变的时刻，各种可能和复杂因素相互交替，各种力量和潮流分化与组合，相比较学界原先更多的在中国本身寻求发展之脉络和轨迹的情况，发生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因素也特别值得关注。因为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融合进中国文化中去的欧洲思想资源也成为一盘世界文化大棋中的棋子，在1930年代，世界文化事实上已囊括了中国文化”。其实这个判断可以上推和下延，世界文化已成一个大棋盘，即便是考虑某国场域的发展，也不可能脱离整体棋局来理解局部发展。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相对于留欧学人“以学为主”的基本指标，到了勤工俭学这代人，其代际迁变的主动脉仿佛忽然被掐断。虽然其源流由彼而来，但主动脉已经有所变易，这是应当注意的。应该说李石曾、蔡元培等一代人确立起来的留欧学统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开辟的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求真之路”；没有他们的前期努力，日后的各种留欧道路都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成绩，也是得到后代留欧学人包括勤工俭学生的充分肯定的，譬如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对李石曾的态度都是比较客观的。如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对李氏均未“一棍子打死”，甚至颇有好感。作为同代人，20世纪20年代留法一代的内部多元体现了现代性发展的开放性可能。这既表现为文化、政治等路径不同，也表现为政治取向的截然有别。可即便是与曾琦、李璜等中国青年党人相比，彼此间各有特殊的时代语境和外来原因作用，但总体而言，其所体现出的主流的知识留法的基本脉络仍无不同，只是出路有变而已。但恰恰是这种变化，极为深刻地参与和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我们必须在这样一种基本的历史逻辑与世界棋域中去理解那代人及其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