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琦（1867—1931）、孙宝瑄（1874—1924年）兄弟是极其有趣的一个现象。兄长固然贵为驻外公使（后曾短期出任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还是袁世凯的亲家），弟弟亦同样做过邮传部庶务司主稿（后因与尚书陈雨苍不合挂冠而去），在晚清时代，两人基本都可算是中层官僚。孙家是世家，其父孙贻经，乃晚清名臣，在这种背景下教育成长起来的孙氏兄弟，不仅有着清华世家的特殊文化修养，也有着开眼看世界的广阔胸怀。相比较弟弟优哉游哉地在清季官场以官养文，哥哥特殊的出使机遇则使得其能更直接地面向世界、沐浴欧风。1901年，孙宝琦被任命为驻法公使而得以放洋。可以说，在20世纪的开端之际，孙氏得领时代之便，而成为一个汇聚多种可能、参与时代变革的精英代表。
孙贻经（1826—1890）是清季名臣，与李鸿藻等均同为光绪帝的老师，自己也曾担任过户部侍郎等高官。正是凭借着这样的背景，年少的长子宝琦得有不同的机遇。他在未满弱冠之年（19岁）即被任命为直隶道员，这可是个实质性的官职，与一般的所谓“候补道”之类的虚衔有本质区别。正是由此垫底，他初试身手，颇为不凡。1886年前后，正值中法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掀起蚕食和掠夺中国边疆、邻国之风潮，如中法签订《越南边界通商章程》（1885—1887）、葡萄牙骗取清廷承认其对澳门的占领（1887）、中英关于英国侵略缅甸与中国西藏的交涉（1886—1894）、列强在朝鲜竞夺（1885—1894）等。而当此国家忧患之际，谁又能不感时伤世，心忧报国？孙宝琦乃上万言书，条陈教育方针。在此时，弱冠之际的孙宝琦已经充分意识到学习西方知识的重要性，无论是西文、西学乃至科学、经济等，都已进入他的视野。在他的直接推动下，北洋育才馆建成。此后，直隶提督聂士成（1836—1900）赏识其才，乃邀其创办开平武备学堂；稍后，孙宝琦入京，任太常寺少卿、顺天府府尹等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孙宝琦随驾逃亡西安，任职军机处专司电报翻译，工作相当出色。正是有了这段经历，孙宝琦见重于清廷，而在议和成功还京之后被任命为驻法国兼西班牙公使。故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孙宝琦之出使欧洲，乃是在相当特殊语境中的历史现象。更重要的是，当其放洋出任之际，不过35岁而已，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可真是非常年轻的公使！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孙宝琦的功绩，在晚清外交官中并不算得出色。如果没有他带出的这批留学生，他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恐怕要重新评估。而之所以选中其人作为个案，不仅是考虑到他选带留学生的重要性以及这批人物日后对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而且因为他先后出使德、法的时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关键的清末岁月。诚如美国汉学家任达（Reynolds， Douglas R。）的判断那样：“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的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的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借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制度。”当然，任氏立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要强调1898—1907年乃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产生剧变当无疑问，但日本在其间是否扮演，以及为何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却真是值得推敲。
就西力东渐而言，19世纪可谓是重大转折期。因为以英国人军舰大炮洞开晚清国门为标志，中国人传统的“天朝上国”梦想被彻底粉碎；同时也为“西学东渐”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一方面，是由炮舰为保护，使得传教士更容易得到传播场域里的优势地位和可能前提；另一方面，则是战争失败给中国士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和文化自信的缺位，使得他们更容易接近和接受代表西力深层制约因素的“西学”。但在近代中国语境里传播西学、掌握知识话语主导权的，仍是传教士。而留学生之派遣虽然在晚清之际已开端绪，但总体来说，从留美幼童到留欧船政生基本上仍未成大气候，虽然出了一些无心插柳的杰出人才如严复、马建忠、陈季同等人，但他们的活动多半表现为个体行为，即便是在思想史上发生重大功用，基本上也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故此其时的西学传播基本格局仍是传教士主导。可具体到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虽然留日学生的东趋已然是浩浩荡荡，但并不意味着“东学”（此处专指日本之学术）来华；考其实际，留日生“身在日营心在西”，在日本学校所关注的，却仍是“西方之学”。这一方面与日本文化的原创性突显程度和留学生深入探究的缺失有关，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日本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和策略。
故此，孙宝琦之所以重要，乃在于他处于中国留学生即将整体崛起的关键时刻，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了这批留学生中若干代表人物的留欧可能和成绩。而由两代公使，如郭嵩焘、孙宝琦所培养的优秀人才的结合，直接构建出了中国现代留欧学统，意义非同小可。当然，说起马建忠、陈季同、严复、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诸人的成就和知识养成，当然主要并非直接由公使本身获得，留欧所在国的大学与学术制度本身，才是支撑他们养成自身学养与知识域的重要保障。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作为外交官领袖的公使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甚至大开“方便之门”，那么他们日后的事功也是不可想象的。毕竟，正是在这样一个谱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外交官的重要功用，尤其是作为外交官领袖的公使（后来之大使）的作用。他们的主要任务当然不是培养留学生，但作为外交官的“慧眼卓识”，却确实起到了“为国育才”、“为国储才”的作用。其实也不仅是在那样一种面临千年未有大变局的艰难背景下，即便是在承平之际，“为国蓄才”也是极为重要的。
问题在于，倘若没有将李石曾（1881—1973）、蔡元培（1868—1940）等带出去留法、留德的公使孙宝琦，今日的中国未免大大逊色。而没有居中穿针引线的弟弟孙宝瑄，则蔡元培也就很难得到留德机会，更难以借助德国大学与学术的东风，成就自家的西学学养，日后的事功也就难说得很。缺少了现代大学与学术开创者蔡元培的现代中国，其风景未免要黯淡许多。如此说来，孙宝琦这样人物的功用，还真的不可小视。确实，孙宝琦此君不简单，他当初曾因了张静江的劝说，而暗中帮助了革命党人。李石曾对他评价颇高：
孙使是一开明而诚笃之人，此外如中山先生之叛徒盗窃同盟会名单献于孙使，经其烧毁，以至后在北京援救世界日报成舍我于张宗昌之手，转死为生，至今论者称之。
关于此事的经过，据说是1904年孙中山在巴黎时，有两个留学生窃取了他的资料，并且跑公使馆去告密。孙宝琦斥责了这两个学生，并且把资料还给了孙。试想，如果孙的做法与1896年龚照瑗在伦敦的做法一样，那么孙中山可就真是危哉了。日后中国的革命史进程恐怕亦同样需要改写。
诚如法国人对他的评价一样，孙宝琦还是有头脑的。他在任驻法公使期间，不仅因留学生的关系而显得特别突出，而且曾上过两个有影响的奏折：一是提出对外交官制度（特别是官服）的改革；二是与李盛铎等其他驻外公使联合呼吁清廷改革采立宪制度。这也是他后来被委任为帮办津浦铁路大臣、山东巡抚等要职的原因之一。在与挚友的通信中，孙公使展露出他驻法时代积极进取的一面：
……法馆自薛使后，历任苟安，微第不足语外交，即馆中一切，亦漫无经纬，而尤以裕使为甚。以外交重任，委之聋聩且疲之人，中朝之不以使事为重可知。弟到此后，与外部及各部院稍稍通气，并周览各学堂、局、厂，乃渐知有中国使者，惜不通方言，处处需译人，不免隔膜。近稍习法语，较初至时已稍知一二。……
这里牵涉颇多，对我们理解晚清驻法公使的情况有所助益。至少可以看出，一则前任公使所用非人，如薛福成（1838—1894）、裕庚（1838—1905）都是；二则孙公使还是相当积极履行职责的，至少与法方颇有交游；三是孙宝琦保持了士大夫的积极向学精神，居然自学法语。正是由于他在驻外使节任上的“略有作为”，他在归国之后并未因为时代的大动荡而被淘汰出局，无论是清末新政，还是民初政坛，孙宝琦始终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治在场者。这与他先后两度驻欧的经历和见识有关。孙氏先后常驻作为欧洲南北文化代表的法、德，对自己的学养阅历增进来说也是一个大好机会。他在驻法期间，考察法国政治，参观兵工厂、机器厂等，对法国的制度之形成颇有考究，并上书清廷建议学习；在驻德期间，则探究其君主立宪制度，建议仿效德国实施君主立宪政体；在军事制度方面，他也是用心揣摩作为欧陆军事强国的德意志；在外交方面，则力主收回青岛主权。孙宝琦与德国也可谓有缘，即便是归国之后也连续不断地与德国人打交道。1908年归国后，孙宝琦任帮办津浦铁路大臣，与德国人合作修建津浦铁路；1910年出任山东巡抚，更是需与德国人直接打交道。
这些且按下不说，我们要深入追问的是，孙宝琦现象究竟反映出什么样的深层结构？他所代表的那代外交官究竟有着怎样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没有一定的学养和能力垫底，孙宝琦也不可能在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清末政治风云中做成一个“不倒翁”，这也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本领。不过，从本质上讲，孙宝琦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职业官僚，他有着自己非常鲜明的官僚本位意识，并且不乏“得其中三昧”的圆熟手腕，但这并不影响他“吕端大事不糊涂”，在现代中国整体进程中他是有自己的“得分点”的。故此，官僚本位并非就是坏事，它既有其粗俗、功利的一面，但也要求在职者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说到底，在现代中国的整体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乃是本位职业伦理意识的坚守和融通，只有每个个体守住自己本来的位置，这个国家机器才能正常运转。所以，就此意义而言，孙宝琦是个出色人物。其既有官僚的职业伦理，又有变通善圆的能力和意识，同时能把握大局，虽然有时处世未免圆滑而缺乏理想主义，但却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人物。大英雄毕竟是不世出而非常态，在乱世之际能坚守自家的立场和职业伦理就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总体来看，孙宝琦在20世纪初之际，得有驻欧机缘，先后在代表欧洲南北文化的巴黎、柏林分别居留若干时日，实在是“天助其成”。本可借助此机缘，提升自我的认知水平和层次，并在日后的大变局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对那个时代的官僚来说，能够赶上时代、不作螳臂已是不易，而要让他与时俱进、以天下为己任实在是太过奢求。故此，孙宝琦的意义就在于他做到了一个职业官僚分内乃至一些分外的事情，并间接地推动了现代中国的发展与建设进程。在一个动荡激变的大时代中，做一个不失底线之人，做一个坚守本位职责之人，也就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