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1902年，孙宝琦出任清廷驻法公使，上任时同时带了李石曾、张静江（1877—1950）等赴法留学。李石曾在孙宝瑄日记中出现甚少，但1908年十二月六日日记中有记录：
晨起，作日记，观书。待孟晋起，始就其室中坐。俄夏地山、李石曾偕至，时孟晋见客不已。石曾俄去，独地山留谈。
此时孙宝琦（孟晋）在驻德公使任上，从柏林归国，由西伯利亚铁路绕哈尔滨南下，孙宝瑄则去沈阳迎接。这是孙宝琦抵沈后第二天的情况。而李石曾之所以能出现在东北，当是他由法归国的行程之中。但显然他们之间的互动并不密切，至少从现有资料来看，李石曾并未与孙宝琦有更密切的交往。
孙宝琦与李石曾的关系，恐怕主要还是经由李鸿藻的关系而达致。作为晚清重臣，李鸿藻位极人臣，也曾担任过小皇帝的老师，故此与孙家有着天然关系也属正常。因为孙氏兄弟之父孙贻经亦曾担任过帝师，则两家算来可谓“通家之谊”。有这样一层背景和关系在，孙宝琦当然要对李石曾高看一眼。孙宝琦与李石曾、张静江，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名义上的关系。因为一到巴黎之后，基本上分道行事，孙氏自做他的公使，而李石曾则很快觅到了更好的可能性求学去了。因为在李石曾看来：“在巴黎求学，当时感觉一事实之困扰，即使馆与侨商几十人终日相见，食宿与共，于习法语已难，更谈不到学问，颇自惶惶。”这里反映出当时驻法使馆的基本情况，即外交官、留学生与侨商混杂相处，与其说是一个外交机构，更不如说是一个“中国人接待处”。这也就难怪，李石曾固然是不安于此、一心向学；而张静江虽挂名使馆，但却心不在焉，一心盘算着做生意、闹革命。在李石曾的追叙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静江的历史身影：“癸卯年初到巴黎，无何静公即从事商业，设立公司于马德兰广场，名曰通运。三年后，又创办银行，名曰通义。皆以国民革命社会建设为目的，此非普通商业。而乃世界化社会化之商业，静公曾发表《经济革命》一文，可以见其极明显之思想。吾于同到巴黎之时，寄居紫生家庭中。与其法籍夫人习法文，同时筹备刊物。静公与余相约，各认筹一百万元，经营各种事业，赞助革命，推动建设，发展文化，改进社会。”这里叙述的是1903年的事情，此时的张静江不过26岁年纪。有记载说，“以使馆并无工作，乃与周菊人筹设通运公司，并回国募款并招股”。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使馆的公事显然很是寥落，而公使似乎也不准备大张旗鼓地办外交，故属下的人员自然也就乐得轻松。在张静江显然早就有所准备，他自己携带了一个助手，就是周菊人，他用的名义是“以自费留学生偕行”，但他们在法的目的却是要“经商”。经商赢利，是张静江在法国的一大收获，但张氏的目标显然不是赚钱。这一点，在其日后的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张静江与李石曾彼此确实志趣相投，但毕竟李石曾是要留学的，而张静江的心思则在经商与革命。所以，两人之具体留法路径并不一样。而张静江对孙中山的革命豪情钦佩不已，愿意倾家荡产追随之。也难怪日后孙中山赠张静江联，有所谓“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对其侠气肝胆评价之高，让人不禁心生向往。孙宝琦对张静江，则更多属于上下级的关系。虽然张静江也有留学之名义，但究其实质则不然，其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是凭借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兑换，而获得留法机缘的。而所凭借的名义，甚至不如李石曾的随使留学生身份，而主要是兼为商务随员，成为使团中一个特殊的存在。巧的是，孙宝瑄也认识张静江，1906年二月二十六日日记云：“诣屯绢胡同，遇张静江、张伯讷。”可见，张静江与孙宝瑄也是有往来的。当然，如果没有孙宝琦的默认乃至支持，张静江以随员身份想要去留学法国，终究是不可能的，至少没有那么容易。但孙宝琦对李石曾，态度和立场就很不一样了，因为这毕竟是曾经有过世家之谊的“世家子”，所以对其关照有加，让他可以专心学习。
孙宝琦对留法学生的关心，也并非没有传统。当初郭嵩焘兼任清廷首任驻法公使，对留学生就特别关注，对陈季同、马建忠等颇有超拔慧眼之赏识，而他们之成材也端赖郭氏的通达与培养。之后虽然公使更迭，但这一传统自有其内在的脉络。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或许也是资料的原因），孙宝琦与留法学人的互动似尚无郭嵩焘那么密切。他的驻法任期不长，成效亦有限。从其个体行为来说，也不能说有很超拔的见地和远大的志向，更多属于一种官僚中的开明之士，但已颇缺乏郭嵩焘那代“弘毅之士”的承担和精神。但无论如何，正是这种常态官僚的开通，使得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精英人物能够得有留法机会，并充分把握了这样的机遇，有所作为，不但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而且开辟与建构了中国现代留法学人的优秀传统。所以，难怪日后孙中山会将留法学人与以政治革命为己任的留日学生相提并论，并给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