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影响产生的根源
生态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于生态系统的开放的子系统，它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同时又向生态系统排放废弃物，这也是林缘社区资源利用对保护区产生影响的根源所在。社区迫于生活压力和经济利益不断地向生态领域扩张，以获取更多的资源。管理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生态系统，减少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影响，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当人们对生态的利用超过生态承载力的时候，生态系统就会收缩，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收缩，必然也导致人们经济活动空间的收缩甚至消失。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可以缓解生活压力和生态承载力，高的利用效率意味着基本的生活保障对资源的需求较少，不会对生态系统产生很大压力，不过目前保护区居民迫于生计对生态系统的索取超生态承载力。这四种力量和一个途径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系统的范围和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其中生活压力、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承载力是主要因素。在资源利用率低，居民生活压力大，社区居民是不会过多的考虑生态承载力和管理局的压力的，相反，如果生活压力小甚至不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利益的驱动虽然会对保护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解决管理会容易很多。目前保护区的情况是资源利用效率低，在生计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经济系统向生态系统扩张的压力超过了保护局和生态承载力的压力，因此经济系统扩张，生态系统不断收缩。
一、生活压力
白水江保护区所属行政区域文县和武都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而保护区所在的乡镇是文县和武都县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据统计保护区内农民2006年人均收入为903.5元，远低于当年全国和甘肃省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也远低于国家贫困线收入。
保护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区内及周边人口约11万，人们主要收入靠种养殖业，社区生计对自然资源依赖性很强，建房修圈、取暖做饭、煮猪食、炒茶、酿酒、灰窑无不依赖于保护区的木材，林间采集党参、人参、天麻等中草药材收入占经济来源的很大一部分。通过计算，2008年三个典型社区的森林依赖度分别为：阳尕山63%、跌堡寨56.3%、李子坝46.8%，平均为55.4%（黄家飞，2008）。
二、经济利益
保护区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水资源，这些资源都成为人们开发的对象，区内各种水电站较多，其中仅阳尕山一段就有8个水电站。这些小型水电站供电能力有限，致使保护区有些地方电力明显不足，只能用于照明和供应部分加工业需求。但是这些电站带来的生态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电站截河断流，破坏了原有生态环境，对水生生物的生存繁殖带来不利影响，破坏了水生动物的多样性，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考量，经济利益的成本明显大于收益。保护区内沙金和岩金的非法开采不仅需要砍伐保护区树木，破坏植被，阻断河流，而且排放的粉尘、有害化学物质也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系统，目前已经成为对保护区威胁最大的因素。
保护区还拥有大量的珍惜野生动植物资源，这些资源来源少，市场需求相对较大，价格高，因此就有人无视法律、法规，冒险捕杀、采摘这些资源，非法割漆、熬樟木油，非法狩猎，炸、毒、电击水生动物，这些都对生物多样性带来很大威胁。在保护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个悖论，在被列为国家级保护动物之前，并未有太多人重视，但是一旦被列为国家级保护动物，就会激发人们对其的关注度，大量非法捕捞，造成这种动物的减少。因此“国家级保护动物”这个称号不仅没有成为“护身符”，反而变成了的“催命符”，原因就是“国家级保护动物”成为了一个无形商标，能够增加动物的市场价值，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种动物遭到大量捕杀。
三、管理局
保护区的基本目标就是保护大熊猫、珙桐等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以往的管理模式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就保护论保护，把保护作为唯一的目的。采用惩罚与政府强制手段来制约当地居民对资源的利用；保护功能区的划定、管理当局人员编制、经费来源、管理制度、指导方针等无不是政府全程包办，政府主观思维强势，运用法律、行政等手段实施高压管制，社区与管理当局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不断升级，导致了社区群众抵触心理强，管理低效甚至无效。另外，地方上并未根据国家规定出台相应的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办法，无形中造成了社区居民对动物保护政策的怨言，管理局与社区居民的对抗也在无形中加剧。
另外，管理局人员不足，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经费和设备不足，缺乏完善的监测体系，数据管理系统不完善，这些都限制了对保护区的管理。
四、生态承载力
本章所说的生态承载力，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生态系统所能够提供给经济系统的资源量，对于白水江保护区来说，生态承载力主要体现在森林系统的再生能力。当社区居民对生态系统资源的索取量超过生态承载力的时候，生态系统就会萎缩，其子系统经济系统的发展空间也会缩小。当过度的索取自然资源的时候，生态系统就会枯竭，作为子系统的经济系统也会随之消失。因此，经济系统只有在生态承载力的范围内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恢复的影响。
但是生态承载力这个约束力量属于一种隐性的或者说自然的力量，是一种软的约束力，它不会像保护局一样去明确规定居民如何利用资源。所以这就造成了居民或者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约束力，或者意识到了，但不能有效地通过集体行动来适应这种约束力。白水江保护区的现状是，居民已经感受到生态系统的退化，但是迫于生计和展开集体行动能力不足的限制，依然在进行着高贴现率的破坏性行动。
五、资源利用
生活层面，社区能源结构单一，基本依赖于保护区的森林资源，能源利用率低。居民仍然使用着落后的灶具，绝大部分居民依然使用火塘这样的原始取暖工具，在这种落后的能源利用方式下，大量的薪柴被浪费掉而没有发挥真正的效用。
生产层面，社区生产以农业为主，二、三产业落后，农业种植结构单一，仍以玉米、土豆等传统农作物为主，沿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科技含量低，实行粗放式经营，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单位面积产量低，亩产100.4公斤。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之比为11.4∶1。在这种低效利用的情况下，每年只有靠广种薄收来增加粮食产量，加上撂荒的习惯，土地开垦数量大，毁林严重，对保护区的不利影响很大。多年来，保护区科研技术人员和相应的农业科技部门对应用型研究进行的相对较少，社区农业发展缺少科技支撑，并未充分发挥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及应用型生物丰富的资源优势，形成了 “富饶型贫困”。
通过对以上四种力量和一个途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保护区的能源结构单一，能源利用效率低，居民的生存压力大，经济利益驱动力强，保护局的管理效率受限，居民没有把资源利用限制在生态承载力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内。四种力量并未到达均衡，对资源的利用已经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经济系统有不断扩张的趋势，这就是社区资源利用对保护区产生影响的根源所在。
第二节 消除影响的展望
社区居民资源利用效率低，在生活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使，有向外扩张经济系统的倾向，即从生态环境中索取更多的资源，维持生计。保护局则担负着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重任，有责任制约社区经济系统的扩张，甚至压缩社区经济系统，生态承载力则是社区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物理界限。为了减少社区资源利用对保护区的影响，当然可以将经济系统移出保护区这个生态系统，但是这需要很大的资金支持，不具备现实性。另外，保护区的经济水平低，保护区居民的能力有限，有些生活传统与外界不同，这些都会带来移民的后续发展问题，导致移民后陷入新的贫困。长期内，可以通过加强对居民的能力建设，尤其是教育和技能培训，这样，那些有能力的居民就会主动走出去，而不需要特意采取移民政策。
将整个经济系统移出生态系统，通过生态移民来达到保护生态系统的目标不具有现实意义，现在缓解或者消除社区资源利用对保护区的影响的途径就集中于协调、缓解各种压力，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完整，保护与发展协调上。管理局与社区居民间存在对抗性思维，赋权于社区，将管理局与居民的目标一致化，在保护的同时兼顾发展，资源利用的同时最小化不利影响，这样上图中的社区居民生活压力和管理局互相对抗的力量就会消失或达到均衡，从而减少管理成本和生存成本。所以，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社区对保护区资源的过渡依赖；加快应用性研究，调整产业结构。要加强管理局建设，加强巡护监督力度，打击违法犯罪，减少社区居民在经济利益驱动下针对保护区的破坏行为。
一、赋权于社区居民，共同管理
依据传统的管理模式，管理局和社区居民是一种对抗式的思维，是一对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保护局的目标是保护，居民的目标则是从保护区获得资源以求生存发展，保护局把居民对资源的索取视为破坏，社区居民则把保护局的制约视为管制和对其生存生活权利的限制。这种对抗式的思维增加了保护局的管理、巡查成本，管理效率不佳。同时，为躲避保护区的管理，社区居民也增加了生活生产成本。应该看到，保护与发展并不是一对不可缓解的矛盾，我们要做的不是如何加大保护而限制发展或者如何快速发展而忽视保护，我们应该做的是找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保护与发展统一于生态承载力这个自然限制上，对于保护区来说，如果只谈保护而无视发展的话，那么就失去了保护的意义，保护的意义在于更好地利用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发展。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如果仅仅注重发展而忽视保护，那么超过了生态承载力限制的话，就会导致生态系统萎缩，经济系统也就失去了载体而崩溃。因此保护局和社区居民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应该是兼顾保护与发展。基于这种理念应该改革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赋权于当地居民。
赋权可以发挥居民的创造力，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古贝曾说：“有可能强制人服从，但是不可能强制他们做得优秀——任何人所定义得优秀。只有赋权才能给予人一种自我高效感，才能使得他们用创造性的方式行动。只有赋权才能鼓励冒险，探索新能源，刺激创造力，慢慢地激发自豪感，建立承诺，激励责任感，唤起投资和所有权体验。
赋权意味着分享权利工具和领导权。被赋权的人能对组织做出贡献，因为权能感能不断地引导他们“走向对的地方’，带来‘富有生产力的灵感’。他们不需要特别的制度来处理问题，这种特别的就是官僚层级，其中每个阶层都必须‘依靠书籍’来处理问题。任何组织的区别就此消失。”（古贝，2008）
赋权能够减少收集信息的成本，降低管理成本。社区共管不是一种强硬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手段，而是管理当局和当地居民不断协调、共同管理自然资源的过程，减少了利益相关者的正面冲突，降低了交易成本。管理局不用再时刻监督居民的资源利用行为，居民也不必处处躲避管理局的监管，相反社区还会积极管理资源，惩罚对资源利用不当的行为，主动举报偷伐、偷猎的行为。
从实践来看，社区共管已经在保护区内取得了一些成效。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在2006年2月成立了共管委员会，一些村子在村民大会上选举出了各个基层共管小组，实行了社区共管。目前有3个社区共管示范村，分别是阳尕山、跌堡寨和李子坝。社区共管在这些社区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起到了一些效果：
（1）经济发展，拓宽了发展道路。通过项目发展计划，彻底改变了三个社区传统的“靠山吃山”式的单一生产生活方式。村民思维转变，灵活采取多种多样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普遍开展养牛、养羊、养蜂、种药材、做生意等经济发展方式。通过这些发展方式，社区经济状况有明显改善。
（2）从生态角度看，由于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当地生态恶化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原来使用的“老虎灶”热能利用率只有10%，而节柴灶能够达到25%，一个节柴灶最少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年，加上多种能源交织使用对薪柴的替代，实际数据远大于上值。林木顺利成长从而有效发挥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等作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