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排与叮咛
这是一座古旧而又阔绰的庭院。院中石铺甬道的两旁，是堆有假山的花园，几株丹桂正散发着浓香。
这是庭院中最简朴的一个房间，里边的摆设都是项英式的。一切地主豪绅的华贵家具他都清除出去，借以保持工人阶级清贫的本色。项英绝不会忘记他家的那间木板小屋，也不会忘记他那为富贵人家刺绣和洗衣的母亲，还有捡垃圾拾煤屑的妹妹。
这个房间里，除了嵌在墙上的穿衣镜，和刻在大理石上的《追远斋》之外，一点土豪气息也不存在了：没有髹漆过的杉木桌，用木板搭的单人床，补了补丁的破棉被，一切都和他的补过的灰军装相匹配。艰苦和朴素，这不但是革命者的风格，也是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
就在那张老百姓家都有而在这个院里反显特殊的杉木桌子旁，坐着李德和博古，他们都穿着灰色军衣，泡子灯捻得很暗，大概只有一支蜡烛的光亮，项英坐在下首一边。在警卫员给他们沏水时，项英吩咐：从眼下起，不经喊叫，任何人也不准进屋。
警卫员立即退了出去，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次极端机密的小会。
博古既是主要的谈话人，又充当李德与项英的翻译。项英一字不苟地做着记录，交谈的时间相对地拉长了。谈话是在亲密而又严肃的气氛中进行：“我同意中央的安排，”项英边说边翻着长条形笔记本，“关于中央分局的委员，还可以再定夺一下，不合适的应该调换，我念一遍，看有错漏没有，……中央分局书记项英，”……项英像在大会上宣读条令似的读出自己的名字，而后一字一顿地说：“委员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粱伯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禅——李才莲等担任……”
他在每个名字后留一个空隙，以便听者对人选重新审视思考。
“我看就这样吧，已经研究过好几次了。”博古对项英的过分的认真和繁琐作风，有点不耐烦了，他喜欢干脆，“倒是陈毅同志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是否合适，可以考虑，第一，是他的身体；第二，是他的情绪。……这是李德同志最关心的两点！”
从交谈的气氛，使人感到他们三人可以开诚布公无所保留地交换意见。
“这人我了解，闲来无事读诗书，”项英说了一句很少说的俏皮话，“像他这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种温情主义，动摇性是他们的阶级出身的劣根性，这一点上，有点像周恩来，最容易倒向右倾机会主义。……他的办事处，在他养伤期间，我可以兼管，党政统一嘛！”项英似乎权衡了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的利弊，“这人也有长处，……不喜欢抓权，这一点，也有点像周恩来。……至于右倾情绪，可以展开斗争嘛！反正他是在中央分局领导之下……”
博古把项英的话翻译给李德，李德首肯赞同，然后说：
“这次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是争取战略主动的根本措施，四方面军远征川陕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并取得了大的发展就是证明：鄂豫皖并没有丢！这不是失败，而是胜利，旧的保持了，新的诞生了……”
这种警句式的论点，李德等待博古给他翻译之后再向下讲，以便加强项英的印象。
“我们把你留在中央苏区，就是考虑到坚持苏区斗争的艰巨性，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坚强的负责人来领导。……博古同志和我都认为，你可以兼任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无疑，这是一项重托。今后，举世闻名的中央苏区，便是他展示宏图大略的舞台了。
项英对共产国际绝对忠诚，在中国的传统哲学观念中，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所谓知遇之恩，将长期发挥着潜在的不易察觉的作用。
博古与李德深知这一点。按理说，苏区中央分局书记这一职务，应该由中央苏区的创业奠基者毛泽东来担任，可是，临时中央对毛泽东不但没有兴趣而且怀有戒心，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要的是忠诚的绝对服从，而不是独立自主精神。
“考虑到你的精力，”博古补充说，“贺昌同志可以作为你的助手，任政治部主任。”
项英沉思了良久，认为贺昌听他的话，能与他合得来，便无异议地接受了。
项英的工作作风既有他的突出长处也有他的突出短处：他严谨，严谨到刻板的程度；他勤奋，事无巨细，一概付出全部的热情；他忠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视若神圣；他坚定，用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去追求既定的目标。……这种性格，在他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时，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陈毅暂时不能工作，项英并不在乎，他不怕忙碌，只怕分权，一个人干起来可以运用自如，指挥顺畅，省得别人来干扰，大权独揽，是件痛快的事。
“李德同志，我觉得留下的兵力少了一些，”项英又翻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由中央局指挥的只有二十四师，另外还有第三、第七、第十一，三个独立团。战斗力都比较弱。承担保卫苏区的任务，显然十分困难！”
博古翻译给李德，李德也拿出本子，显然，对这种讨价还价不甚满意：“恐怕不能再留更多的部队了，西征任务更为艰巨，主力西进，蒋介石必然跟追，这就减弱了苏区的压力，除你说的由中央分局直接指挥的一个师和三个独立团外，还有江西军区的一、二、三、四团，……还加上各县的独立营和游击队，全部武装力量，已经超过三万人！……”
博古翻译后补充说：
“我认为这是一支非常可观的军事力量，此外，还有近万名伤病员，……”
“这只能是负担。……”项英叫苦说。
“可以把他们疏散到群众中去，变成骨干力量！”博古在潜意识中，想到这方面毛泽东很有办法，但他没有说出来。
项英继续叫苦：
“像何叔衡这样年老体弱的同志，像瞿秋白这样重病吐血的同志，都留给我们，我们还要提供保护，将来怎么顾得上？”
“你要他们跟着西征吗？那不更难？不把他们拖死才怪。只要环境许可，你们想法把他们转送到上海去养病。这是对他们最妥善的安排！”
“也只能这样，”项英无可奈何地说，内心却很厌烦，怎么老把包袱向苏区丢？”
李德从图囊中抽出标好的地图：这地图上以精确地线条和各种标志，划定瑞金、会吕、于都、宁都四个县之间的菱角形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阵地。
项英对着地图看了很久，但他不熟悉图上作业，没法预想出未来如何坚守的情景。
“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博古说。
“还要注意在苏区内部和周围进行游击战争，”李德补充说，“把杀进苏区的国民党军队搞得日夜不得安宁，绝不能让他们建立起统治。你们应该有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将来配合主力红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仍然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
“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博古兴致勃勃地说，“你们要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完成这个目标。”项英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认为，他能够像毛泽东一样，把中央苏区重建起来，并且干得比毛泽东更好，因为他熟知中央苏区创建与发展的历史。
1929年春，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挺进赣南闽西时，力量是有限的，在瑞金大柏地一战，打垮了刘士毅独立第七师，歼敌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接着，部队以日行百里的速度乘胜向闽西进军，于3月11日夜间，部队悄悄地绕过闽西军阀郭凤鸣所设置的埋伏，飞越瑞金与长汀交界处的隘岭，到达了长汀县四都乡。后来在长岭寨（又名胜华山）消灭了郭凤鸣旅，打死了郭凤鸣，为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那么，在苏区已有充分根基的情况下，有三万人的武装力量，实在也算可以了，重建中央苏区的日子不会很远。项英似乎心定神宁了，他准备在保卫苏区中大显身手，在重建苏区中创造奇功显勋了。反而为西征的主力担忧起来：“苏区的坚持与恢复是不存在问题的，你们放心好了，当你们重新归来时，面貌将会大变的。我倒担心你们的远征。……你们应该注意周恩来，这个人容易转向，对国际路线是动摇的，周恩来的出身我清楚，旧官僚家庭的那一套处世哲学培育了他的那种调和主义……”
项英停下来等待博古翻译。
“他在青年时代，长期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李德说，“他是应该将自身弱点洗涤净尽的！……”
“他不可能清洗净尽，他是不是愿意清洗还是个问题。”接着项英举出了证据：“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官僚家庭有所认识与它断绝关系，而是充满怀念和感激之情。他在1928年10月离苏回国时，不顾身负传达六大精神的重要使命，竟然在沈阳逗留，看望他的伯父，重温天伦之情……”
博古与李德对此，并不像项英看得那么严重。但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站在为自己辩护的立场上，对博古、洛甫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博古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然不得不主管政治问题以及越来越突出的军事问题，这就使他违背自己心愿地成了毛的对手。他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在理论上很有修养；虽然年轻，但政治上很有经验，然而在制订军事方针时，他总乐于接受我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决定。……
这一点，李德写得很策略，很有分寸。他说博古乐于接受他的“建议”和周的“决定”，以证明他不是后人说的“太上皇”。
……我同博古之间逐渐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也经受了以后几年意见分歧的考验。我同他作过多次交谈，从交谈中我知道，他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毛的观点，但他认为必须同毛合作，以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他而维护党的统一。他被毛“贬职”以后，这一直坚持这种看法，直至1946年悲惨地死去。诚然，这种“忠诚”的态度，使他以后又激烈地支持毛的政策。只有共产国际的权威和苏联的利益。
在他看来始终是高于一切的。
洛甫比博古年纪大些，受的教育也比他全面；洛甫和博古一样致力于增强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多次表示很蔑视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但是作为负责政府和苏区工作的中央书记以及闽赣苏区政府的新领导人，他也逐渐陷入了毛的影响之下，并转到了他的路线一边。对此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毛的军事计划，显然他相信这个计划在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洛甫并不因此而放弃他自己的立场，所以，在他作为博古的后任当上中央总书记之后，又多次同毛发生冲突。到六十年代，毛终于把他彻底赶下了台。
共产党领导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灵活的是周恩来。周受过中国的古典教育和欧洲的现代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国际经验，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总是力图见风使舵，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司令时，他曾任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他在1927年组织了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但是作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二十年代末也参与或容忍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错误。1932年他担任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领导人时，把毛泽东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现在他支持王明和博古，拥护共产国际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路线。他一直是政治局常委，与此同时又扩大了他在军队中的势力，因为很多指挥员是他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第四次反“围剿”军事上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把这些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在前敌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合并以后，有关战事的一切领导权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实际上他指挥着金部武装力量，包括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底他在一份表格上写道：1932一1935年曾任中国红军总司令。当他在长征中及时觉察到毛泽东占了上风，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转到毛的一边。我觉得，他至少是在一些方面，违背了自己比较正确的认识，成了毛忠实亲信。……
李德的这些观点，无疑是带有强烈的好恶、恩怨、得失的个人色彩，是不足为据的，不可能公允，但不失为一种看法，因为他自己觉得别人对他的评价也不公正。这种以不公对不公的互相攻讦情绪，是生活中常见的。后人自会比较和辨别，总比只听一个声音好。
生活中，人事关系大概是最复杂的，智莫难于知人。博古、李德、项英，在人事安排上花的时间和精力也最多。
“外举不弃仇，内举不避亲。”话是好话，实际生活中，却往往反其意而用之。
人们常常叹息：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后人把前人纯洁化了，“匪今斯今，振古如兹”，只要看看红四军的古田会议决议和整党整风记录，就知道人的真实精神状态了，自古皆然！如果这个人最终是站住的，他就绝不会有缺点；如果这个人后来是倒下的，他浑身上下也就没有一个好细胞了。
因为人们总讲对自己有利的一面理，必然迫使历史老人不断地翻烙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