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预算，绝不超支
有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王中军并不急于求胜，他谨慎地考虑资本的运作，选择剧本。他看清了市场目前潜在的机遇，但前景并不能代表现在。就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看，国产影片越来越边缘化了，海外大片、合资影片已经占据了票房的绝大部分，只有张艺谋、冯小刚少数几个导演还有票房号召力，大部分国产电影不要说赢利，就是保本也变成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中国电影的真正出路是自强自立。华谊兄弟正是了解到这一点，因此王中军带领华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市场的电影之路，同时针对民营电影公司的具体资金管理问题，王中军采用了谨慎仔细的态度，绝不浪费一分钱。
做广告出身的王中军，当初纯粹是为了赚钱，一头扎进了影视圈。他发现做制片人的问题在于预算根本控制不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演员坐飞机，经济舱可以打折，但头等舱根本不打折。再比如，演员团队的概念问题，多大一个团队才叫演员团队呢，助理、化妆师……人数不能确定，所以预算很粗，常常超支。王中军和姜文合作之时，姜文说了一句让王中军很苦恼的话：你不给我子弹怎么打仗，不能打了半截就把武器给打没了。于是，王中军决心把成本控制好。
后来，王中军跟冯小刚做第一部电影的时候事先定好成本预算。从和冯小刚合作拍电影后，就几乎没有超支过。在超支问题上，对华谊来说已经不是大事了，像姜文后来拍的《寻枪》，一分钱也没超。
王中军一直认为，影视业还是挺好的一个行业。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简单、容易操作的行业。他认为只要选择好了剧本，定下导演和演员，计算好投资，加上电影的回报期也很快，当然就能赚钱。
对于王中军来说，只要会“计算”——只要投资人掌握了一定量的市场信息，并对此作出细致科学的市场分析，遵循固有的商业运作模式，那么，在影视业投资生产并赢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他才会在严格控制预算的基础上，认为“投资电影，那是没有风险的稳赚生意”。
2008年，由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全资投入的《非诚勿扰》商业大片，投入制作资金4800万元左右，营销费用2000多万。而从收入组成来看：院线票房是主流收入，约3.5亿，其中剔除有关税收和院线分成等，制片方拿到的约为43%，大概是1.5亿。第二项主要收入是娱乐营销，包括植入广告和贴片广告，大家可以看到影片中的银行、车、酒、手机、航空公司等，收入5000多万。第三项主要收入是版权交易，包括海外版权和电视、新媒体、DVD版权等。
华谊兄弟在大片运作上的成功，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华谊对资金的使用有着严谨而仔细的预算和使用计划，不会因为大量资金的投入，就随意超支。对此，王中军说自己的工作任务，除了负责华谊的主要战略，其次就是严格控制资本了。
资本预算的首要一步就是对于剧本的选择，尤其是电影剧本，王中军都会亲自过目，“电影剧本我都要自己看，是否投拍的问题上我个人占了很大的比重，基本上我可以说了算，但是前提也是经过了跟导演、发行部门、我的助理很多轮的讨论……我们的成功更多得益于公司的结构，得益于很好的发行团队、针对市场的充分调研、敏锐的市场判断力和嗅觉，去做市场真正需要的影片”。
王中军对于剧本的选择实际上是在对市场进行判断，当初冯小刚的电影《手机》的剧本让他看过之后，首先在他心里，就有了对这个电影的初步预算，他一定要做到投资预算在可控范围内，才会考虑投拍。这一点，正是王中军与其他民营电影公司的不同之处。
有人曾将华谊和新画面两个公司作对比，将王中军和张伟平进行比较，可以说王中军和张伟平是中国最成功的两个电影人，不过他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张伟平有一种敢拼的大气魄，似乎从来不考虑会失败。而王中军则是稳打稳战步步推进，要把投资风险控制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
为此，王中军这样说道：“我觉得一个企业的生命力有一条很重要，那就是有没有资本去失败，所以要量力而为。如果我投资一个三千万的戏失败了，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是我没有能力拿三个亿去失败和试验。”
如果说张伟平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单项冠军，那么王中军更像是一个全能选手，也许少了一些惊天动地的表演，但是综合能力已经练就得很扎实，而现在也开始厚积薄发。
当然，针对华谊十分谨慎的经营方式，也有人认为王中军过于胆小，好像每一部戏都要等着钱准备充足了，才敢开机。据说在中国的影视圈很多人是拿了一点钱就敢开机的。
王中军并不认为对资金谨慎是胆小的行为：“但我不认为我是胆小的人。其实我干事，决策是非常简单、非常快的。看完剧本预算以后，觉得这东西可以做，基本就去做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是胆比较大的。总体来讲，我还是比较谨慎，特别是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以后，我觉得人就更谨慎了。”
他认为许多电影投资者最后不能赢利，关键的问题就是不能很好地控制预算而超资，而且对预算的控制往往又都是在许多细节上。因此，王中军投资电影，一定是稳扎稳打，严格控制预算。经常是王中军对公司制片主任习惯性地说“你的计划我看了”，接下来的问题通常是“那个谁飞到北京的机票费谁出？”“那个谁住五星级还是四星级？是住套房，还是标准间？”
王中军细致得有理，原因在于很多电影总是超支，问题都出在这些细节上。王中军自己总结的拍片经验是：既然要做，就要把计划做得详细，首先应该严格控制制作和计划环节，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超支。
在制片环节，华谊虚心向哥伦比亚公司学习，其对预算的控制管理被华谊吸纳成为其制片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华谊在以后的拍片过程中，对资金到位的情况，资金的使用细节，以及超支都有相应的控制和解决办法，因此清晰且有效地节约了成本。
一年只拍三四部电影的华谊兄弟，拍什么片全由王中军和弟弟王中磊拍板决定。他们的方法是“倒推收益”——首先估计票房收入，然后确定电影投资，进而撒网广告赞助商保证基本用别人的钱拍电影。电影投资多少，基本的预算也是他决定的，对于冯小刚的电影，有这么一种说法：“王中军的预算就是冯小刚的预算”，从中可见王中军对前期预算的重视程度。
这是典型的华谊作风：一边追求大投入，一边滴水不漏地对细节上的每一笔开销计算得清清楚楚。据说，王中军对制片计划的要求细到了每一分钱，是圈子里典型的“抠门”。他自己并不在乎这样的评价，就像他说的一样，预算超支的问题往往就出在细节上。而电影能否赢利，是否超支是关键。
这种认真的、规范化的操作也是保证影片赢利的重要基础。到目前为止，除有一部片子外，华谊兄弟投资的所有电影都按照制片计划执行，没超支一分钱。王中军对制片计划书的要求是最少在50页以上，每一笔开销都必须仔细计算。
在影片投资上，谨慎仔细的态度无可厚非，但作为制片人，对资金的严格控制会不会与导演或演员发生冲突？比如导演从艺术的角度认为应该这样拍，制片人从市场角度认为应该那样拍。在华谊到底谁说了算？
王中军坚持认为，总体上是制片人说了算。原则性的问题，如投资多大、投资方向、片子做成什么风格，什么时候上档期，用什么级别的演员，制片人说了算。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专业，导演也越来越商业化。导演不能老讲自己的艺术，其实只要是独特的艺术就一定具备商业前景。
实际上，电影的方向又不完全受投资人左右。至少在华谊，王中军不会干涉具体的运作，因为他和导演是坐在同一把椅子上说事，而不是对着干。王中军认为，做一个好影视制片人需要具备敏锐的市场判断能力，具备对影视市场销售渠道的把握，也就是懂得如何将影片卖出去；需要学会控制资金，学会搞清楚预算。
因此，在华谊，王中军要求在财务预算中，一方面有一掷千金的气魄，另一方面又能避免无谓浪费。这也是华谊魅力的决胜秘诀——既要大胆投入又要谨慎仔细。
不求最贵的，但求最好的
有人也许会问，华谊兄弟这么多年来涉足影视行业，就没赔过钱吗？
在进口大片一统国内票房，国产片普遍萧条的当今时代，华谊投资的30部电影中，绝大部分实现赢利，只有两三部亏损，两部收支持平。
2003年与2004年，王中军投资的两部影片《天下无贼》和《手机》，投资回报率都超过了200%。《手机》的投资成本1700万，净利润达到4300万；《天下无贼》的投资成本只有3000万元，最后票房收入超过1亿元，净利润达到7000万元。
同时，由陆川拍摄的《寻枪》、《可可西里》，路学长的电影《卡拉是条狗》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年度最关注影片。之后，由华谊兄弟投资的电影《功夫》、《夜宴》、《宝贝计划》、《鸡犬不宁》、《墨攻》、《心中有鬼》，包括2008年的《非诚勿扰》，都获得了票房和口碑上的极大成功。2009年冯小刚的最新电影《唐山大地震》，还没有完成拍摄，就已经在影视行业掀起巨大影响力，因为国内银行为此影片提供了巨额贷款，这在电影行业也属首次。
这样的成绩对国内民营影视公司来说，相当令人羡慕。
王中军说：“投资电影，那是没有风险的稳赚生意。”此话立即招来同行的质疑。很多人都疑惑，单靠节约预算，避免浪费，就能保证影片大卖？如今中国电影市场受到国外影片的冲击，观众能够走进电影院观看国产影片的兴趣大大减少，何来票房高收入？加之国产影片佳作本来就少，好导演不多，又如何稳赚这笔生意？
实际上，华谊兄弟自有一套赢利的经商之道。除了严格控制预算，华谊对于投资资本掌握三个法则：谨慎决策、跟随市场、降低风险。
在项目选择上，决定是否投资，王中军还是十分谨慎的。
华谊对一部电影的决策过程基本上相对比较简单，首先，一个剧本来了，二人都会把故事梗概看一看，看完了以后，需要讨论一下故事，如果王中军和王中磊感觉都不错，放到第二个层面。在第二个层面，华谊会让公司的签约导演，以一个导演的角度对电影剧本去把关。之后是华谊的两个销售部门，一个是国际部，一个是西影华谊电影发行公司，会对剧本再次提出意见。
有些投资项目完全是为了赚钱，赢利的目标非常强烈。但同时，华谊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造品牌，因此是否能够通过一个项目创建品牌，或者培养新导演，等等，都会最终影响到对剧本的决策。有些像《可可西里》这样的电影，当时是陆川的第二部电影，拍摄这部电影首先是给他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其次这部电影是公益性质的，华谊决定不去考虑赢利的问题，而是先树立一个品牌，一个导演的品牌。但电影发行后，结果发现它也并没有亏损。
华谊对各投资项目的决策过程，最为核心的是看该项目与市场的契合度。
拍电影，说白了就是和市场在打交道。拍什么样的电影，实际上看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电影，以市场作为电影商业价值的判断。尽管对于一部电影的价值判断很难量化，但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规律，对于一部影片的商业价值的判断，王中军很自信，也有自己的套路。他说，有的时候仅仅只是一个念头就会觉得这个戏肯定可以拍。电影《手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时一听他们讲的一个初步的创意，我就觉得肯定可以拍。首先从题材上可以判断它是都市现代片，投资不会太大，投资成本我心里有数，两三千万甚至1500万就可以拍。而且在中国，手机的普及率已经很高，围绕手机展开的故事应该很有吸引力”。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
决策项目时，王中军并不认为一定要投入大项目。在王中军看来，对于电影公司来说，所谓大片、中片、类型片只是被观众和市场叫出来的，实际上每一部影片都是一部独立的作品。比如《李米的猜想》，虽然只有几百万的投入，不算大片，但票房收入也不错，但与2008年的其他影片——《集结号》、《功夫之王》、《非诚勿扰》相比，它就似乎被埋没了。
王中军认为，华谊的成功得益于对市场的敏锐判断以及充分调研，电影不在于做大，或是迎来巨额的投资，而关键在于去做市场真正需要的影片。
如今华谊的发展，已经不再为资金的来源发愁，公司良好的运营自然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注入，但对于投资的加大，华谊反而更加谨慎了。
一部戏即使参与投资的钱少，也需要几千万，所以说在华谊，财务安全非常重要。因为华谊每年有4～5部电影的投资，有400集电视剧的投资，还有7～8张的唱片要出，所以资金数额巨大，需要良好的管理。另外，在华谊作决策时，首先要确保没有资金风险，财务能够调动资金，资金链不会断裂。
王中军说到投资风险问题时，他非常认真：“我们不会为争一个面子去投一部电影，而使资金链出现安全问题，这大概就是我们电影决策的样子。”
比如说，境外发行是这两年华谊开始介入的一项业务，原来华谊兄弟发行基本上借助于合作伙伴，像电影《手机》、《大腕》、《天地英雄》，主要是借助于美国哥伦比亚，如几部文艺片《可可西里》、《卡拉是条狗》、《寻枪》这样的电影基本上是在拍摄之前就在境外一把卖掉。《寻枪》和《可可西里》大概都卖了100万美元，基本是做了一个保底，五五分账。后来华谊转向与香港公司合作，合作非常愉快，因为华谊的成本控制非常好。像电影《天下无贼》、《夜宴》，基本上东南亚地区的发行权都是独家卖断给寰亚公司，在大陆是华谊兄弟独家，有些公众地区是两家联合发行，像这样分割版权，要求这部戏在开拍的时候，基本上成本计算得非常清楚。
对国内市场的形势判断也好，与香港以及国外市场的联合发行也好，华谊始终把投资成本“算计”得相当清楚。对华谊来说，赢利才能证明一个公司的实力。王中军谈起电影的经营，他说自己没有什么高明的经验，“卖电影跟卖白菜没什么区别”，他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电影销售的全部。
但这句大实话说出了电影经营的实质，那就是在计算完各方面的投入后设置一定的利润空间，然后卖给各个批发商。市场很重要，而面对市场之前，资金安全更为重要，滴水不漏，精打细算。
在媒体和娱乐圈，流传着这样一个趣闻：筹拍《大腕》时，女一号的候选人有张曼玉、刘嘉玲和关之琳等，条件相当。王中军问导演，谁的资产最丰厚啊？回答是关之琳。从影多年，她一直没有间断广告拍摄和房地产、金融等多项投资，故私有资产在香港女星里屈指可数。最后敲定《大腕》女一号由关之琳饰演，理由是王中军认为她最有理由不要高片酬。虽然王中军认为这里笑话的成分很多，但其严格控制成本的做法，的确在圈内影响甚广。
电影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华谊兄弟正是了解到这一点，他们懂得通过持续融资支持公司的扩张，在电影拍摄上也采用了多种融资手段，不仅减少了拍片时的自有资金投入，加快了资金周转率，也分散了影片票房的风险。与此同时，通过与外部金融机构的合作，华谊兄弟也将严格的财务制度引入了制片资金的管理上，从而降低了成本风险，提升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正是利用了这些有效的投资法则，让王中军和华谊在高风险的影视行业中泰然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