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剑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的辉煌时期，在这一时期，张闻天作为党内很长一段时间的负责人，对党的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延安时期党的建设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就是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此张闻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人所共知，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始于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以前，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我们党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有凝聚力的党中央。在中国情况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最关紧要的是要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最重要的是在党和革命事业生死的紧要关头改换了领导人，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感到打仗还是毛泽东有办法，于是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与博古报告相对立的“反报告”。遵义会议为使从实质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毛泽东参与最高军事指挥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奠定了基础。
张闻天是遵义会议上最先起来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中地位最高的。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扭转乾坤的会议而载入史册。在党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张闻天和王稼祥等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正确解决了党内长期以来两条军事路线的争论，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然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并不一帆风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与毛泽东紧密配合，成功地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大大提高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威望。1935年7月，芦花会议上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把中央书记职务让给张国焘，从而保留了中央与后来张国焘分裂活动作斗争的重要阵地。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公然走上与党中央分裂的道路，企图加害中央。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紧急商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红一、三军北上。这一事件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有重大影响。到达俄界后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成为中央负责军事的常委。这样一来，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取得胜利后，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军事指挥也就顺理成章了。
张闻天在同王明的右倾主义斗争中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7年11月，王明回国。一到延安，王明就有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态度，他挑剔指责党中央的政策，任意发表意见，实际上就是否定毛泽东的领导，给毛泽东在中央的地位带来了挑战和冲击。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已取代毛泽东成为党中央分管统战工作的王明企图否定党的政治路线，张闻天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和政治报告人在根本原则问题上进行了坚决抵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洛川会议的正确主张，使王明的野心没有得逞。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一次否定党的正确路线，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的许多错误观点。王明的右倾路线是关系到国共两党的领导权问题，这一问题决定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王明的主张得以确立，就意味着否定党的政治路线。如果党的政治路线走弯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也是难以巩固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王明回来的时候，洛甫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邓小平讲过，“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他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很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张闻天作为党的总负责，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为形成一个团结的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关键性的努力。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宣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死刑。同时也结束了王明对中国南方党的领导。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扫除了障碍。会后，张闻天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移交给毛泽东，一直到“七大”，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完全地巩固下来了。
二、延安时期党的队伍迅速发展，特别是通过规模空前的干部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对此张闻天发挥了重要作用
“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能否自觉地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党中央初到延安时，共产党员剩下不到三万人，根本不能满足开创党和革命事业新局面的需求。因此发展党员刻不容缓，如果不能克服“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建设群众性大党的任务势必落空。张闻天不负众望，在六届六中全会后，挑起了培养干部的历史重任，把主要工作转移到宣传教育方面。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张闻天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不问他的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从而把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统一起来，打破了“唯成分论”，为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敞开了大门，使党员数量迅猛增长，使中国共产党一跃成为100多万人的“群众性”大政党。在党的思想建设上，张闻天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上认为党应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出身但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无产阶级加强思想教育，从而解决了党的群众性与先进性的矛盾，使每个党员在共产主义的熔炉里得到锻炼，最终从思想上入党。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张闻天精辟地论述了如何处理党与群众关系的矛盾。即：同群众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是群众的学生，而又是群众的政治领袖……任何共产党员只要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僵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追求革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张闻天及时指出：“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使他们懂得新的政策，适合于新的要求。”西安事变后，为了解决干部短缺的问题，我党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干部院校。张闻天对这些院校的创立和发展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给鲁艺的题词是：“认识大时代，描写大时代，在大时代中生活奋斗，站在大时代的前卫为大时代服务。”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亲自起草《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他指出办理党校的目的是加强对党的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使大批新老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提高理论素养，并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去。张闻天提倡民主办学，培养“敢说话，敢做事，肯负责，不怕负责”的干部人才。党在延安时期竭尽全力培养的一代革命的领导英才，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而张闻天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央宣传部部长、马列学院的院长、干部教育部部长，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
三、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枷锁，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在这次整风中，张闻天诚恳检讨错误，深入调查研究，为全党树立了榜样。
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看到在党内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其根源在思想认识方面。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1941年春，党中央逐步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革命后期党的路线问题，检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张闻天在土地革命后期是中央的重要负责人，犯过路线错误，但他没推托责任，一面接受批评，一面自我剖析，自我批评。在九月会议上他带头作自我批评并真诚地说：“不要怕揭发自己，不要怕自己的光头给人家看，这对党对自己都有好处。”张闻天责己如此之严，对党如此之忠诚，其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犯错误的同志做出了榜样。在张闻天的带动下，博古、王稼祥等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自躬反省，力求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学习提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
张闻天响应党中央、毛泽东整风的号召，还历史的账，于1942年1月主动要求去晋陕农村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下马观花”、深入群众历时长达一年零三个月。这次调查不仅促进了他本人思想作风的进一步转变，成为他自身思想发展的又一次飞跃，并且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思想建设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成果——《出发归来记》。从此，他彻底地摒弃了主观主义的学风，自觉地向着理论与实际联系，领导与群众结合的方向不断前进。
“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张闻天正是基于在调查中获得这样的认识，于抗战胜利后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地区去做地方工作。由于他更加自觉的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的精神，根据地的建设为他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主客观条件。他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以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成为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的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相互协调发展的思想，至今仍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可以说他在延安整风中实现了自己的彻底思想改造，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犯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在党以后的建设事业中犯左倾错误时，他比其他人更深刻地看到党的错误，正是他在延安整风中深入调查，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给他后来进行理论创造奠定了基础和经验，他完全可称得上是我党延安整风中求实精神贯彻到底的优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