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图书与版权产业应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在巨大的潜在以及现实需求的情况下,图书出版与版权产业应选择“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模式,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出版产业的客观需求。
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已经得到满足,消费结构将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文化娱乐消费将呈加速发展之势。但相比于国外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我国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图书产品的人均消费量明显偏低。虽然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其中教育的支出占有很大的比重,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所以,新闻出版产业应抓住历史机遇,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东风,实现中国新闻出版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图书品种少,单品种印数大,形成全国人民同读一本书的局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增长,对文化产品、图书产品的需求将呈小众化、个性化的特点,所以图书品种数大幅度增长是一种客观趋势,国际出版发展的潮流也是专业化,而不是规模化。出版社通过准确的定位,成为某一专业领域的市场主导者。通过控制书号的方式解决重复出版、产品雷同的问题,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应确保品种数有一个大的增长,满足不同层次文化产品的需求。
第三,图书与版权贸易的增长方式、管理模式应由行政主导转化为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在优化配置文化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应加快我国出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一是政府主管部门应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制定本行业的宏观发展规划、发展战略、管理规章,以及协调出版部门与其他部门、行业、产业的关系,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等方面来。二是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充分运用国家出版经济政策中的税收、价格、财政、投资、金融以及稿酬、书报刊价格补贴、印刷工价和发行折扣等政策,通过税务、财政、金融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宏观调控手段,扶持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三是由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转变。行业管理主要是指行业协会自律,加强行业协会的建设,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作用,颁布、制定、监督行业和市场准入标准、规范,以利于新闻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四是由行政命令向法律监督转变,由事前封堵、防范向事后监督、惩戒转变。对不同出版物、不同新闻出版单位实施分类指导、监管,尤其要明确区别对待公共产品及服务与市场化产品及服务,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完善,这是转变出版行政管理方式的根本环节。同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改善出版产业监管和产业政策制定的效率和透明度。
第四,出版单位应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现代企业产权制度,重视人力资本在出版企业经营与发展中的巨大能动作用。
实践证明,现代企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科学的企业制度,无论是出版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还是出版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都需要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需要引入现代企业产权制度。
出版业是一个物质资本构成低、社会资本构成高的行业,而在社会资本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力资本。作为知识产品、内容产品生产与供应企业,人才,尤其是高层的经营决策型人才,在出版企业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承认与重视人力资本在出版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调动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对于出版业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人力资本观,进行科学研究与规划,要根据对产业和事业发展规划测算对不同人才的需求,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培养编辑人才、技术人才、营销人才,尤其注重对懂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高级人才的培养,促进新闻出版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形成。
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是中国图书与版权贸易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图书与版权贸易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是出版事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向教育和培训投资,教育和培训应由传统的学历培训向岗位培训转变,由岗位技能的适应性、提高性培训向以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为核心的职业化培训转变,亦即由粗放型培训转向精细型培训。采用多样化的培训方式,国内外联合,培养具有全球性决策、高素质的人才,建立企业内部培训基地。同时,也要积极主动地引进职业经理人等国内外经营管理人才,并在行业以及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和竞争机制,以人才战略促进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第五,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打破地区和行业分割、封锁,建立统一和规范有序的国内图书与版权贸易大市场,提升整体实力,为我国图书与版权贸易“走出去”夯实基础。
目前,我国内地出版产业集中度低,缺乏靠市场竞争发展壮大起来的市场领袖,同时,受体制的限制,大多数出版社缺乏良好的经营机制,也没有宽松的投融资环境。与报刊等其他文化产业相比,经营者的收入偏低,整个产业的人才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不完善。这样,整个产业的组织结构就极不合理,既没有形成制度规范、管理规范的强大的“正规军”,也没有出现机制灵活,“小、快、灵”的中小企业群。而且,我国内地新闻出版业还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产业布局也极不合理。比如,北京地区集中了中央、部委、社团、军队、大学、北京市属等245家出版社,占据零售市场56.17%的比重;上海地区共有40家出版社,占据全国零售市场9.26%的比重;而其他地区则仅占34.57%。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制约着我国内地出版资源的开发和出版市场的繁荣。应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打破地区分割和行业垄断。
中国内地的图书发行与零售渠道比较单一,发行网点比较少,尤其是农村地区,几乎没有专门的书店或者图书销售点。虽然我国新华书店批销功能强大,但相比于我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来说还远远不够。2005年全国出版物总销售157.98亿(册/张/份/盒)、1229.81亿元,其中新华书店系统销售112.93亿(册/张/份/盒)、746.72亿元,分别占总量的71.5%和60.7%。而在国外,很少有哪一种销售渠道能占有绝对的优势。销售渠道的多样化既能保证市场的需求,也能促进市场的竞争。因此应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新闻出版物市场体系,尤其要注意的是,把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纳入到市场体系之中。
第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尤其要重视科技在图书与版权贸易中的应用。
目前,图书与网络、图书销售模式、出版技术以及代理人的作用等问题是图书出版界讨论的焦点。业界认为影响未来10年书业发展的十大发展趋势,其中一半与IT技术、网络技术有关,包括:(1)由印刷版向数字版的转化不可逆转;(2)按需印刷技术将取代批量印刷;(3)电子书阅读器将更加普及,性能更好、更快,价格更便宜,功能更多,最重要的是可以方便地与互联网实现连接;(4)出版社的成功将取决于管理网上版权的能力、保持和开发数据库的能力、与作者和中间商在达成商业合同方面具有灵活性的能力、再生和管理名牌的能力等等;(5)书店的成功将取决于同网络公司及信息中间商结盟来传输信息,并向顾客提供可靠的产品信息导航的能力,书店的业务将更加多样化。另一方面,某些旧书的经营也需要专业知识和能力。
图书出版与版权贸易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编、印、发、贸各个环节都需要从各自的角度进行科技改造。利用高新技术从整体上提高全行业的装备及管理现代化水平,要通过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全面提高出版质量和出版与贸易生产率。对多媒体图书和网络时代的出版创新体制要更为关注。
2006年5月12日,中国内地第一个版权交易的专题会展——“首届中华版权国际合作推进会”在长沙开幕,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和俄罗斯最大的地方出版社——凤凰出版社,于开幕式后签约成交首笔国际版权交易大单:俄凤凰出版社一次性从中国内地集中引进《道教风俗谈》、《孔子与世界》、《中国西藏寺庙》等75种图书的版权。据称,这既是中俄版权贸易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也是中国一次性对一个国家集中输出版权图书种类最多的一次。俄方表示,将力争在两年内出版此次引进的75种中国版权图书。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一直长期致力于中国图书融入全球出版网络,以追求中华文化的重新崛起。中国的经济崛起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现在需要追求的是中华文化的重新崛起,使中华文明再度辉煌,而图书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渠道。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都在探索如何让中国的图书融入全球出版网络,让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图书了解中国灿烂悠久的文化。中法文化年的三月,由中国资助、法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李白诗集》、《三国演义》等70种中国精品图书,在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上受到热烈欢迎,短短六天中就售出约三分之一,并进入法国主流销售渠道。
在法国模式基础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资助翻译费,鼓励外国出版商和出版机构翻译出版发行中国图书;向国外图书馆赠送关于中国的图书等。2005年,中国与英国、法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十余家出版机构签署资助协议,目前已出版中国图书两百多种,另有一百多个资助项目正在进行中。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在2006年成立工作小组,决定加大计划实施力度,将资助翻译费由原来以国外出版机构为主,改为也可面向国内出版机构。首届中华版权国际合作推进会“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专场”,即面向全国出版社初步征集适合外国翻译出版的图书,同时向外国参展出版商展示和介绍中国的优秀图书。
利用版权贸易和合作出版,可以把中国图书翻译成相应外国文字在海外发行,从而让中国图书直接到达国外受众手中。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实施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为起点的活动,真正推动中国图书融入全球出版网络,为“向世界说明中国”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搭建一个行之有效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