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下，从巴格达北部的长途汽车站，到曼苏尔区的苏联使馆一等秘书住宅，还要走很长一段路，但马丁喜欢走这段路。
其一，他已经坐了两次长途汽车，从鲁特巴到首都的行程有二百四十英里，而且不是豪华大客车；其二，步行可以让他再次感受这个城市的气息，自从他十三岁登上赴伦敦的客机，他已经二十四年没见过这个城市了。
巴格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记忆中的这个城市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貌，市区范围要比现在小得多，房屋主要聚集在里萨法的底格里斯河西北岸，沙克奥马区和沙顿区，以及卡奇的河流两岸的阿拉姆区。这里的市区曾经是最热闹的地方。市区的大街小巷、农贸市场、清真寺和清真寺尖塔，无不使人们想起他们对真主的崇敬。
二十年来，石油收益给巴格达带来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过去的开阔地上建起了一座座上下行立交桥和高速公路立交桥。小汽车的数量大量增加了，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插夜空。
当他走过长长的拉比亚街，到达曼苏尔时，他差一点没认出来。他回忆起曼苏尔俱乐部周围的大片空地，以前，他父亲会带全家去俱乐部过周末。曼苏尔仍然是上流社会聚居的郊区，但空地上已经建满了住宅，供达官贵人居住。
他经过了哈特利先生的老预科学校，他曾经在那里上过学，下课时曾与他的小朋友哈桑·拉曼尼和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一起玩耍，但在黑暗中他没能认出那条街道。
他知道哈桑现在从事什么工作，但巴德里医生的两个儿子，他差不多已有二十五年没听到音讯了。那个小弟弟奥斯曼喜欢数学，不知是否当上了工程师？他不得而知。还有阿卜德尔卡里姆，曾经获得过英语诗歌朗诵大奖，他是否成了诗人或作家？
如果马丁以特空团的方式行军，即用脚跟和脚尖行走，大幅摇摆肩膀协助双腿的运动，那他只要用一半的时间就可走完这段路程了。但他提醒自己，像科威特的两名工程师那样，“你们也许可以穿得像阿拉伯人，但你们走路仍像英国人”。
而且他脚上的鞋子不是行军靴，只不过是绳底的帆布凉鞋，是贫穷的伊拉克下等人穿的鞋子，所以他弓着背，低着头，拖着脚步向前行走。
在利雅得，他看过了最新的巴格达市区地图，以及许多从高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放大了许多倍，用放大镜观察的话，还能看到围墙后面的花园，分辨出有财有势的人的泳池和豪车。
所有这一切他都已经记在脑子里。他向左转弯进入了约旦街，经过雅穆克就朝右拐，进入了苏联外交官住所外的林荫道。
六十年代时，在卡赛姆及其部下将军们的统治下，苏联在巴格达占据了有利的地盘，一边假装拥护阿拉伯的国家主义（因为它看上去是反西方的），一边努力想把阿拉伯世界转变为社会主义。在那些年月里，苏联使馆在大院外面购买了好几处住宅区，因为使馆大院已经容不下日益膨胀的工作人员了。伊拉克许诺，这些住宅及其地皮也被视作苏联领土对待。这个特权甚至连萨达姆·侯赛因也从来没废除，到八十年代中期，对苏联的优待更甚，因为萨达姆的主要武器都来自莫斯科，而且六千名苏联军事顾问培训了他的空军和装甲兵，并为他们配置了苏联装备。
马丁找到了那座别墅，门边的一块小铜匾表明，这确实是苏联使馆的一处住宅。他拉了一下大门旁的一条铁链，然后等着。
过了几分钟，大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色服务员制服、理着平头、身材粗壮的苏联人。
“谁？”他说。
马丁用阿拉伯语答话，他说话带着呜咽声，明显是下等人对上等人说话时候的哀求语气。俄罗斯人皱了皱眉头，他拿上那张身份证，用阿拉伯语说了声“等着”就关上了大门。
五分钟后他回来了，招呼这个满身尘土的伊拉克人穿过大门进入前厅。他领着马丁走向通往别墅主门的台阶。走到台阶底下时，门口出来一个人。
“行了。我来处理这事。”他用俄语说。那个男管家怒目盯了阿拉伯人最后一眼，走回屋里去了。
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尤里·库利科夫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职业外交官，他对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大为光火，但也不得不服从。显然刚才他正在吃晚饭，此刻他手里抓着一块餐巾，边下台阶边擦嘴。
“这么说，现在你来了。”他用俄语说，“你听着，如果我们必须玩这个游戏的话，那么就玩吧。可我本人与这个毫无关系。明白吗？”
马丁不会讲俄语，他无助地耸耸肩用阿拉伯语说：“请您用阿拉伯语说好吗？”
库利科夫听到语言的转换，似乎态度一变。马丁突然明白了：这位苏联外交官真的以为这个不受欢迎的新职员是一位俄罗斯同胞，是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硬塞给他的一名克格勃特务，真是太讽刺了。
“噢，好吧，你想用阿拉伯语谈话也行。”外交官试探性地说。他也学过阿拉伯语，但说起来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如果有什么把柄被这个克格勃特务抓住，那他真的是倒了大霉。
于是他用阿拉伯语继续说下去。
“身份证还给你。这是我奉命为你准备的一封证明信。好了，你住到花园尽头的那座棚屋里去，保持干净，按厨师的吩咐去购物。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如果你被抓住，我什么也不知道，只不过是发善心收留了你。现在，去忙你的事情吧，把那些讨厌的母鸡处理掉。我可不想让鸡鸭弄脏我的花园。”
有点风险，当外交官转身去继续吃中断了的晚餐时，他痛苦地想道。万一这个笨蛋因为搞鬼而被抓住，那么秘密警察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特务是苏联人，到时候说这人是偶然成为一等秘书的私人职员的，与在底格里斯河上举办溜冰晚会一样站不住脚。尤里·库利科夫私下里对莫斯科很有意见。
麦克·马丁发现他的居所紧挨着花园后墙，花园有四分之一英亩大，花匠房子是一间平房，里面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一边的墙上有一排钩子，房间一角有一只嵌在架子里的洗脸盆。
再观察一番后，发现屋子附近有一个便池，花园墙上有一只冷水龙头。显然，只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想必伙食是由别墅后部的厨房提供。他叹了一口气。利雅得郊外的那座房子现在显得如此遥远。
他找到了一些蜡烛和几盒火柴。在昏黄的烛光下，他把毯子挂在了窗户上，就开始用折叠小刀在粗糙的地砖上工作。他在水泥缝里扒了一个小时，揭起了四块地砖，又用在附近工具棚里找来的一把泥刀挖掘了一个小时，在地上挖出了一个洞穴。然后他把无线电收发报机、电池、录音机和卫星天线放进去，埋好，用唾沫混合了一些泥土，填入地砖之间的隙缝，将挖掘的痕迹都消除干净。
午夜前，他用小刀割去鸡篮的假篮底，让粪土沉到真正的篮底，这样那四英寸的夹层就彻底消失了。当他工作时，母鸡在地上到处扒食，希望能找到并不存在的谷粒，结果只找到几只臭虫，吃掉了。
马丁吃完了最后的一点橄榄和奶酪，把剩余的面包碎片让他的旅伴分享了，还从外面的水龙头里为它们端来了一碗水。
母鸡们回到笼子里，它们即便能发觉它们的家比原先深了四英寸，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一整天够累的了，它们很快就睡着了。
最后，在黑暗中，马丁朝库利科夫的玫瑰花丛撒了一泡尿，吹灭蜡烛，把毯子往身上一裹，也像他的旅伴一样睡着了。
他的生物钟使他在凌晨四点钟醒了。他从塑料袋里取出发报设备，给利雅得录制了一条简单的信息，用二百倍速度快录下来，把录音机接到发报机上，并架起了卫星天线。天线竖起后差不多占据了整个房间，方向对着敞开的房门。
利雅得上空仍是漆黑一片，这时候架在秘情局驻地屋顶上一个类似的卫星天线，接收到了这个一秒钟的信号，并把它反馈给了通讯室。约定发报的时限是凌晨四点半至五点，因此值班人员没有睡觉。
两盘旋转的磁带录下了来自巴格达的这个噼啪声，一只指示灯开始闪烁，提醒值班的电信工程师。他们把信息放慢了两百倍，耳机里传来了清晰的说话声。一名技术人员用速写把信息记录下来，再用打字机打出来后起身离开了房间。
五点十五分，情报站站长朱利安·格雷被推醒了。
“是黑熊，先生。他已经进去了。”
格雷激动地读着电报，然后就去唤醒西蒙·巴克斯曼。这位伊拉克科科长延长了在利雅得的逗留期，他在伦敦的工作已由他的部下接管了。他从床上坐起来看电报，睡意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好的，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
“当他试图去唤醒耶利哥时，”格雷说，“可能会有问题。”
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摩萨德在巴格达的间谍渠道已经关闭了整整三个月。他也许已经暴露了或被抓住了，或干脆已经改变了主意。他有可能被调到外地去了，尤其假如他是一名将军，现在很可能在科威特统领部队。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巴克斯曼站起身来。
“最好告诉伦敦。能来点咖啡吗？”
“我让服务员去准备。”格雷说。
早上五点半，麦克·马丁正在给花床浇水，这时候房子里开始有了动静。这里的厨师——一个胸部丰满的俄罗斯妇女从窗口看见了他，趁着锅里的水还很热，她把他叫到了厨房窗户前。
“卡克-马齐瓦埃茨？”她问道。接着想了一会儿，用阿拉伯语问：“你叫什么名字？”
“马哈默得。”马丁说。
“好，喝杯咖啡吧，马哈默得。”
马丁点了好几次头欣喜地接受了，口中喃喃说着“谢谢”，用双手接过了滚烫的杯子。他并不是假客气。这确是一杯真正可口的咖啡，也是自他在国境线沙特那边喝茶以后的第一杯热饮料。
七点钟开早饭，有一碗小扁豆，还有面包。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看起来这个厨师和昨天晚上的那位管家是一对夫妇，这两人照顾着一等秘书库利科夫的生活。而库利科夫好像是单身一人。到上午八点，马丁看见了司机。司机是一个伊拉克人，能说一点俄语，这样能把简单的话翻译给俄罗斯人。
马丁决定不去与司机套近乎。那人也许是秘密警察或者甚至是拉曼尼的反间局安插进来的。结果这不成问题。间谍也好，不是间谍也好，反正司机是一个势利鬼，对新来的花匠根本不屑一顾。但司机还是同意去对厨师解释说马丁要离开一会儿，因为雇主命令他去把鸡扔掉。
到了街上后，马丁朝汽车站方向走去，在半路上的一块废弃地上，他把鸡放掉了。
如同许多阿拉伯城市一样，巴格达的长途汽车站不单单是一个旅客上车去外地的地方，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汇集的人声鼎沸的场所，很多人聚集在那里买卖商品。沿着南墙是一个跳蚤市场。在那里，马丁经过讨价还价买了一辆摇摇晃晃的自行车。车子骑上去会发出吱吱的叫声，但加了油以后好多了。
他知道他不能用小汽车，即使是一辆摩托车，对一个谦卑的花匠来说也是太奢侈了。他回想起，父亲的管家蹬着自行车从一个市场赶往另一个市场，买来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根据他的见闻，劳动人民使用自行车是绝对正常的。
马丁用折叠小刀稍微鼓捣了一下，把鸡笼的上部锯掉，改成一只开顶方筐，接着他用市场上买来的汽车风扇三角皮带撕成的橡胶条，把篮筐紧紧绑在自行车后面的货架上。
他骑上车又去了市中心，在舒尔贾街上的一家文具商店里买来了四种不同颜色的粉笔。这条街位于迦勒底，正对圣约瑟夫天主教堂，当地基督徒们礼拜天常去做礼拜。
他回忆起童年时代的这个纳萨拉区，即基督徒区，以及舒尔贾街和班克街，有许多违章停放的车辆，外国人在出售草药和香料的商店里进进出出。
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底格里斯河上只有三座桥：北边的铁路桥、中间的新桥和南边的费萨尔国王桥。现在有了九座桥。空袭开始后的四天之内，这些桥梁全都会消失，因为利雅得的“黑洞”已经把它们定为要打击、炸毁的目标。但在十一月的第一周，车流和人流正在络绎不绝地通过这些桥梁。
他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市内到处都有秘密警察。他们从街角上和停放的轿车里向外观察着。有两次他看到外国人被拦住，被要求出示证件，还有两次伊拉克人也受到了同样的检查。对此，外国人的表现是克制怒火，而伊拉克人则面露惊恐。
表面上，城市的生活仍在有条不紊地继续着，巴格达市民与他记忆中一样活泼幽默，但他头脑中的警戒天线告诉他，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由暴君制造出来的恐怖之河正暗流汹涌。
那天上午只有一次，他觉察到伊拉克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感受。当时他在河对岸卡士拉的水果蔬菜市场，与一个老年摊贩就一些新鲜水果在讨价还价。如果苏联人只给他吃扁豆和面包，那么他至少还可以添加一些水果来对抗过于单调的食谱。
附近，四名秘密警察对一个青年进行了粗暴的搜身，然后才放他走。卖水果的老头清了清嗓子，朝尘土里吐了一口痰，差一点吐到他自己的一根茄子上。
“总有一天‘贝尼纳吉’会来收拾这些邪恶行径。”他咕哝着说。
“当心点，老头，这种话不能随便乱说。”马丁轻声说道，一边用手去试探桃子的成熟程度。老头盯着他。
“你从哪里来，兄弟？”
“很远。比巴吉还要远的北方一个村子。”
“回到那里去吧，听老头子一言。我见得多了。‘贝尼纳吉’会从天上来的，还有‘贝尼卡尔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