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吐了一口痰，这次他的茄子就没那么幸运了。马丁买了桃子和柠檬后就骑车离开了。中午时分他回到了苏联一等秘书的家。库利科夫早就去使馆上班了，他的司机当然也随他去了那里。这样，马丁虽然遭到了厨师的训斥，一大串俄语，但他耸耸肩去花园里干活了。
他对卖水果老头的话产生了兴趣。看起来有些人已经预见自己的国家会遭到入侵，而且不持反对态度。“收拾这些邪恶行径”这话肯定可以适用于秘密警察，由此推断还可能适用于萨达姆·侯赛因。
在巴格达坊间，英国人被称为“贝尼纳吉”。纳吉到底是谁，由于时代的久远已经说不清楚了，但大家相信他是一位聪明的圣人。帝国时代，驻守边疆地区的年轻英国军官们常去看望他，坐在他的脚边听他讲充满智慧的故事。他把他们当儿子般地对待，虽然他们是基督徒，即异教徒。于是人们称英国人为“贝尼纳吉”，即纳吉的儿子。
美国人被称为“贝尼卡尔布”。卡尔布在阿拉伯语中是狗，而狗在阿拉伯文化中并不是一种特别讨人喜欢的动物。
银行界的沙燕提供的那份关于温克勒银行的报告，至少让约书亚特工队队长吉迪·巴齐莱得到一丝安慰：报告向他指明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方向。
第一件要办的事是查明，凯斯勒、格穆利希和布莱伊这三名副总裁，是谁在操办伊拉克叛徒耶利哥的账户。
最快捷的途径是打一个电话去问，但根据那份报告判断，巴齐莱确信在公用线路上他们谁也不会吐露任何情况。
他从维也纳使馆摩萨德情报站的地下室里发出了一份加密电报请求。特拉维夫总部的专家们以最快的速度寄来了他要的东西。
这是一封信，信纸上的抬头是英国最古老、最负盛名的银行之一——伦敦的科茨银行。信件的内容是伪造的。
信封上和信上都没写收信人名字，只简单地以“亲爱的先生”开始。信末的签名则完美临摹了科茨银行海外部一名高级职员的亲笔签名。
信件的内容简单扼要。科茨的一位重要客户，不久将要把一大笔款项转到温克勒银行一位客户的编号账户上，账号为某某。科茨的客户现在已经通知他们说，由于不可避免的技术原因，把账款转过来会耽搁几天时间。万一温克勒的这位客户询问为什么还没转过来，如果温克勒能向他解释说账款已经汇出了，决不会无故拖延一分钟，科茨将会十分感激。最后，对于这份公函，科茨希望能收到一封回函。
巴齐莱算计，银行都愿意吸收进来的款项，而且只有极少数像温克勒那样老成持重的银行，才会用信件答复科茨银行。他算计对了。
来自特拉维夫的科茨银行信封与里面的信纸相对应，而且盖着英国的邮戳，怎么看都是两天前从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邮局投寄的。信封上的收信人名称只写着“温克勒银行国外客户部主任”。当然，温克勒银行里是没有这个职务的，因为该项工作由三名副总裁分担。
半夜，那封信投出去了，偷偷地塞进了维也纳温克勒银行的邮件投递孔内。
耶里德监视组已经对那家银行观察了一个星期，拍摄了其日常情况，开门关门时间，邮件到达时间，信使出去送信的情况，一楼门厅内女接待员坐的位置，以及她对面的保安员的位置。
温克勒银行的办公楼不是一座新楼。巴尔加塞，实际上整个法兰齐斯卡纳广场的街区都是老市区。银行的楼房以前肯定属于维也纳的一户富商，房子结实坚固，厚实笨重的木门上钉着一块铜匾。耶里德小组已经装作是住在那里的租户，对广场上同类布局的房子进行了踏勘，该楼房只有五层，每层约有六间办公室。
在观察中，耶里德组已经注意到每天下午下班之前，送出去的邮件都投进广场上的一只邮筒。投信是门卫——也就是保安的日常工作，每天送完信后，他回到楼内打开门，让下班的职员走出去。最后他让值夜班的人进来，自己才下班回家。值夜人则把自己关在里面，在那扇门后面乒乒乓乓地插上好多木杠。
在把伦敦科茨银行的信投入温克勒银行之前，内维奥特技术组组长去检查过了法兰齐斯卡纳广场上的那个邮筒，并轻蔑地哼了一声。这根本算不得是一项挑战。特工组里有一人是撬锁专家，他只用了三分钟时间就把邮筒开启又关上。根据他第一次开关邮筒所观察到的情况，他能够制成一把钥匙，而且他马上制作出来了。经过两次微小的修整，这把钥匙与邮递员手中的钥匙一样能轻松地打开邮箱。
进一步的观察显示出，银行向外投递的邮件，总是赶在下午六点邮车到那个邮筒收邮件之前的二十至三十分钟内投寄。
科茨信件投进温克勒银行邮件孔的那天，耶里德特工组与撬锁专家一起工作。那天傍晚，银行保安把信件投进邮筒走回银行后，撬锁高手已经把邮筒门打开了。温克勒银行寄出去的二十二封信在最上面。只用了三十秒钟，特工们就把写给伦敦科茨银行的信抽出，把其他信件放回，并关上邮筒。
耶里德小组的所有五名特工都布置在广场里望风，以免万一有人来干涉“邮递员”的工作。那“邮递员”的制服是匆匆忙忙从一家旧衣商店买来的，与维也纳邮局工作人员的正式制服极为相似。
善良的维也纳市民绝对想不到会有中东特工撬开神圣的邮筒这种事。当时广场上只有两个人，他们根本没注意，看似是邮局的工作人员在忙于自己的本分工作。二十分钟后，真正的邮递员来取信了，但那时候原先的过路人已经走了，新路过的人一样毫不在意。
巴齐莱拆开温克勒给科茨的复信，发现这是一份简单、客气的确认函，是用语句还算通顺的英语写的，信末是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签名。摩萨德特工队长现在确切知道了是谁在操办耶利哥的账户。剩余的工作无非是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或者渗透他。巴齐莱所不知道的是，他的一系列麻烦才刚刚开始。
当麦克·马丁离开曼苏尔的花园别墅时，天早已黑下来了。他不想走前面的主门打扰苏联人；后墙上有一扇小小的边门，他已经有了门锁的钥匙。他推着自行车走到外面的巷子里，返身锁上门，骑上了自行车。
他知道他要工作一个长夜。智利外交官蒙卡达撤出来后向摩萨德特工汇报时，曾十分准确地描述过他给耶利哥信息的三只死信箱具体在什么位置，以及在什么地方打粉笔记号以提醒隐身的耶利哥有信息等着他。马丁觉得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同时使用全部三只邮筒，里面均放上一份相同的信息。
他把信息用阿拉伯语写在半透明的航空信纸上，把每张纸折成小方块后包在玻璃纸里面，再把玻璃纸袋用胶带贴在大腿内侧。粉笔则放在衣袍侧面的口袋里。
第一个邮筒在河对岸里萨法的阿尔瓦齐亚公墓地。根据童年时代的记忆，以及在利雅得时对照片的长时间研究，他已经记住了这个地点。但在黑暗中要找到那块松动的砖头是另一码事。
他花了十分钟时间，用指尖在黑暗的墓地墙壁上摸索，最终找到了那块砖头。它确实在蒙卡达描述的那个位置。他把砖头抽出来，放进一包玻璃纸，又把砖头插进原处。
第二个邮筒在一处破败的旧墙上，靠近阿达米亚那座已经毁坏了的城堡，那地方有一个水池，是古代护城河的唯一遗留部分。离城堡不远处是阿拉达姆伊玛目圣地。两者中间是一道墙，与城堡本身一样古老，已经风化了。马丁找到了那道墙壁，以及靠墙生长的那颗孤零零的树。他走到树后，从墙顶往下数十块砖。第十块砖头像颗不牢的牙齿一样能用手摇动。他把第二个小信封放了进去，砖头回归原处。马丁扫视了一下周围，检查一下是否有人，但四周静悄悄的；没人会在天黑后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
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邮筒位于另一个墓地。但这一次是一个英国人墓地，已是长久荒弃，在瓦齐拉亚，靠近土耳其使馆。与科威特的那个联络点一样，它也是一处墓穴，但不是大理石墓碑下面的洞穴；而是在一片弃场地尽头的一个石罐里面，石罐用水泥固定在原本的墓石处。
“不要紧。”马丁喃喃地向埋在下面的早已死去的不知哪一位帝国勇士说，“继续干下去。你干得很好。”
蒙卡达工作的联合国办公楼就在马塔沙丹机场道路沿线几英里处，他很聪明地把粉笔标记处选在宽敞的曼苏尔区的道路旁，这样，驾车经过时即可看到它们。规则是不管是谁——蒙卡达或耶利哥——看见粉笔记号后，要注意它指的是哪一个邮筒，然后用湿布把它擦去。做记号者在第二天或此后经过时，会看到记号已经不见了，由此知道他的信息对方已经收到了。
用这种方式，两名间谍互相通信长达两年之久而从未碰过面。
与蒙卡达不同，马丁没有汽车，所以整段路程他都是骑车走完的。他的第一个记号，写成X形的圣安德鲁十字架，用蓝粉笔写在一处废弃楼房大门石柱上。
第二个记号用的是白粉笔，做在雅尔穆克一栋房子后面一扇锈迹斑驳的铁门上，是一个洛林十字架。第三个用红粉笔，记号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月牙，中间加了一笔水平的横杠，画在穆塔纳比区边缘阿拉伯记者联合会大楼的院墙上。伊拉克记者并不到处调查采访，因此他们墙上的一个粉笔记号恐怕不会成为头条新闻。
尽管蒙卡达说过有可能要回来，但马丁不知道耶利哥是否仍在市里巡视，是否会透过车窗审视墙上有没有粉笔记号。马丁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是每天检查和等待。
十一月七日那天，他注意到白粉笔记号不见了。难道车库门的主人决定擦去铁门上的锈迹？
马丁继续骑车行进。那座楼房门柱上的蓝色记号消失了，记者联合会墙上的红记号也同样。
那天晚上他去察看了耶利哥给管理员的三只特定死信箱。
在沙顿街旁卡士拉蔬菜市场后墙上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马丁找到了折成小方块的一张薄纸。在舒哈达桥附近河北岸有一个破败的街区，那里的一条巷子里有一座废弃的房子，这座房子松动的石头窗台下是第二个邮筒，里面也放着一张同样的纸条。第三个也就是最后的一个邮筒，位于阿布纳华斯街旁边一个废弃院子里的一块松动的地坪石下，那里也有一张折成方块的纸。
马丁用胶带把这些纸条贴在左大腿上，骑车回到了曼苏尔的家。
在摇曳的烛光下，他读完了这些纸条。内容是相同的：耶利哥仍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他愿意再次为西方工作，而且他明白现在他的主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了。但是现在风险大大增加了，因此他的报酬也要相应增加。他等待对方确认这一点，以及要提供什么情报的指示。
马丁烧掉了所有三张纸条，把余烬捣成粉末。这两个问题他都知道如何答复。兰利准备慷慨解囊，真的很慷慨，如果产品质量上乘的话。至于需要的情报，马丁已经记住了一长串问题，内容包括萨达姆的情绪，他的战略方针，主要指挥中心的位置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基地等。
黎明之前他发电报通知利雅得，耶利哥回到游戏中来了。
十一月十日特里·马丁博士才回到了亚非学院他那间小小的、凌乱的办公室。他发现他的秘书在写字板上方方正正地放着一张纸条：“一位名叫普鲁默的先生来过电话，说你有他的电话号码，还说他有你想要了解的情况。”
由于秋季学期已全面开学，且又有那么多新生的事务要处理，特里·马丁差不多已经忘记了他对政府通讯总局阿拉伯处处长提出的请求。
当马丁去电话时，普鲁默出去吃中饭了。下午马丁一直上课上到四点钟。五点钟他回家之前才联系上在格罗斯特上班的普鲁默先生。
“哦，是的，”普鲁默说，“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要求我们注意有没有奇怪的、讲不通的事？昨天我们在塞浦路斯的监听站录下了一段奇怪的对话。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听一听。”
“在伦敦吗？”马丁问。
“哦，不，恐怕不行。对话当然录在磁带上了，但恐怕要用大录音机来听，小录音机听不清楚。我们这里有放大设备。声音好像很压抑，很低沉，所以连我们的阿拉伯职员也没能破译出来。”
周末之前两个人都没有空。马丁同意星期天驾车去格罗斯特，普鲁默提出要在离办公室不远的一家小巧优雅的酒馆里请他吃中饭。
两人都穿着穿花呢西服，坐在明亮的饭店里，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好奇。他们各自点了当天的特色菜，星期日烤鱼、牛肉和约克郡布丁。
“我们不知道是谁跟谁谈话，”普鲁默说，“但显然都是高级官员。由于某种原因，发话人是在使用公用电话线，而且应该是访问了科威特前线指挥部后刚刚回来。也许他用的是车载电话。我们知道他们没用军用线路，所以很可能受话人不是军人。或许是一名文官。”
牛肉端上来了，他们停止了交谈。女服务员离开他们的角落卡座后，普鲁默继续往下说。
“发话人似乎是在评价伊拉克空军的报告。报告提到美英的战斗机越来越频繁地在伊拉克的国境线上巡逻，然后，在最后的时刻话题突然改变了。”
马丁点点头。他听说过这种战术，其用意在于通过侵犯伊拉克的领空以监视其防空武器的反应，迫使它们打开雷达屏幕和萨姆导弹的瞄准器，从而暴露出它们的确切位置。
“发话人谈到了贝尼卡尔布，即‘狗的儿子’，意指美国人，而受话人哈哈大笑起来，说伊拉克不应该对这种战术作出反应，因为这是诱使他们暴露防空火器方位。”
“然后发话人说了些我们无法破解的话。此处有些干扰，像是静电干扰之类。我们可以增强通话信号排除干扰，但在这里发话人压低了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