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缴获的十一本伪造得几可乱真的护照上，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个埃及人一直在旅行，为此他显然已经改变了面容。然而这张普通的面孔——这张在西方银行会议室也毫不嫌突兀的面孔，它的主人为了自己扭曲的信仰而憎恨所有持异见的人——似乎与躺在大理石板上的那个摔碎了脑袋的家伙有几分相像。
他打电话过去时，奥多德正与美国中情局驻白沙瓦的代表一起吃早餐。两个人放下还没来得及吃的煎蛋，匆匆赶赴反恐中心总部。他们也凝视着这张脸，并把它与在停尸间里拍摄的照片作了对比。如果这是真的……他们现在都急着想做一件事——向他们的总部报告这个惊人的发现：躺在停尸房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基地”组织财务总管塔菲克·库瓦本人。
中午，巴基斯坦陆军的一架直升机飞过来，把所有的人和物品全带走了：戴着镣铐和头罩的三名俘虏，两具尸体，以及从那套公寓里收集到的几箱证据。首都伊斯兰堡方面对他们深表谢意，但白沙瓦只是一个分部，案件的重心正在快速地转移。事实上，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马里兰州。
事后来看现在我们称之为“九一一”的灾难，有一件事十分清楚，而且谁也无法予以否认。那就是，关于某种威胁正在酝酿的情报早就有了，而且有很多，不是包装精美的大礼包，而是零零星星的片断。在美国，十九个情报收集机构或执法机构中，有七八个都获得了散碎的情报。但他们从来没有互相交流过。
自从“九一一”之后，美国的情报机构经历了重大改组。现在有六个主管，任何情况都必须在初始阶段就向他们汇报。其中四位是政治家：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另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监管国土安全部和十九个情报机关；以及负责其中首要情报机关的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
中情局依然是负责国外情报收集的机关，但中情局局长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统天下了。每个人都要向上面汇报。有三条口号：核对，核对，再核对。在众多主要的情报机构中，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郊外的国家安全局就人员和预算资金来说，规模最大，也最隐秘。它与公众和媒体断绝了一切联络。它在黑暗中工作，倾听、破解、翻译和分析一切信息。但有些窃听到的、录到的、下载的、翻译过来的和研究出来的内容无法破解，所以还要请求局外的专家委员会予以协助。这些专家委员会中的一个就是古兰经委员会。
当来自白沙瓦的珍贵信息以电子或实物形式到达时，其他情报机关也开始了工作。确定死者身份至关重要，这个任务交给了联邦调查局。不到二十四小时，调查局报告说已经确认完毕。从白沙瓦阳台跳下去的人确实是“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也是本·拉登仅有的几个密友之一。他们是通过塔菲克·库瓦的埃及同胞艾曼·扎瓦希里认识的，是他发现并网罗了这位银行家。
国务院接手了那些护照。令人惊奇的是有十一本之多。其中两本从未使用过，但盖满了欧洲和中东的出入境印戳。毫不奇怪的是，有六本护照都是比利时的，均使用了不同的名字，都是真护照，只有个人信息部分是伪造的。
在全球的情报界，比利时一直是一个漏洞。自一九九〇年以来，报告说比利时有一万九千本“空白”护照遭窃，这只是政府官方通报的数字。事实上，它们是被政府的公务员受贿卖掉了：其中四十五本是由比利时驻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总领事馆售出的；二十本是由比利时驻荷兰海牙的大使馆售出的。刺杀反塔利班抵抗战士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6]的摩洛哥杀手所使用的两本护照，就属于后者。库瓦所持有的六本比利时护照中的一本也是如此。另外五本估计属于仍然失踪的那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五本之列。
联邦航空管理局利用它遍及国际航空界的关系和影响力，核对了机票和旅客名单。这工作很麻烦，但出入境印戳能精确地指向应该核查的航班。
渐渐地，事情开始露出了端倪。塔菲克·库瓦似乎在负责秘密筹措巨款，用于目的不明的采购。没有证据表明他亲自出面筹款，所以唯一合乎逻辑的推理是他出资请人以他们的名义进行采购。美国当局将不遗余力地去查清他到底见过什么人。他们猜测，这些名字将会揭露出横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整个恐怖组织网络。而引人注意的是，有一个恐怖主义时常袭击的国家这个埃及人却尚未造访，那就是美国。
这一系列发现，到米德堡这里放缓了。那台在白沙瓦公寓里缴获的东芝电脑里下载了七十三个文件。有些仅仅是航空公司的航班时刻表，上面所列的库瓦曾经搭乘过的航班现在已经搞清楚了。另外一些是公共领域的财务报告，显然曾引起这位财务总管的兴趣，所以他存下来，留着以后仔细研究。但它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大多数文件是英文的，也有一些用的是法文和德文。调查者已经知道，除了母语阿拉伯语之外，库瓦的英法德这三种语言都运用得十分流利。现被关押在阿富汗巴格拉姆军营里的三个被抓获的保镖已经全盘招供，他们透露说那人还会说一些普什图语。这说明他曾经在阿富汗待过一段时间，虽然西方情报机构尚不清楚是在何时何地。
有一些阿拉伯语的文本引起了调查者的不安。米德堡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陆军基地，所以由国防部管辖。国家安全局的局长是一位四星上将。阿拉伯语翻译处处长来求见的，就是这位将军。
自九十年代以来，除了频繁的巴以冲突之外，伊斯兰恐怖主义也开始发展，最突出的事例是一九九三年拉姆齐·尤素福试图用汽车炸弹袭击世贸中心。所以国家安全局的阿拉伯语翻译队伍一直在扩展。在“九一一”以后，上头强调：“这种语言的每一个单词，我们都要知道。”所以阿拉伯语部门非常庞大，译员队伍有几千人，大多数是在阿拉伯国家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但也夹杂着一些非阿拉伯裔的学者。
阿拉伯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除了《古兰经》和一些学术经典是用阿拉伯语写就的以外，还有五亿人说这种语言，至少有五十种不同的方言和口音。如果说得很快、带有浓重的口音、使用当地的土语，或是通话的音质不好，那必须要依赖一名与说话者来自同一地区的译员，才能理解每个词语的确切意思和细微差别。
而且这是一种花哨的语言，广泛使用想象、奉承、夸张、明喻和暗喻。此外，这种语言还十分圆滑，语句中常常含有暗示而不是明确地表达意思。这与表义单一的英语有很大差异。
“我们着重调查了最后两份文件，”阿拉伯语处处长向局长报告说，“它们似乎有不同的写作风格。我们相信其中一份文件很可能出自艾曼·扎瓦希里本人，另一个是由库瓦写的。根据扎瓦希里此前的讲话和录像，第一个文件的遣词造句风格似乎就是他的。当然，配上话音之后我们就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回复好像是来自库瓦，但我们没有他写过的阿拉伯语文档，无从对比。作为一个金融家，他的常用语言是英语。”
“但两个文件都反复提及了《古兰经》及其中的段落。他们在祈求真主保佑某件事情。我有许多阿拉伯语学者，但《古兰经》是在四百年前写就的，所使用的语言及其微妙的意义很特别。我认为我们应该召集古兰经委员会来看看这两份文件。”
将军点了点头。
“好的，教授，听你的。”他抬头对他的副官说，“把我们的《古兰经》学者都召集起来，哈利。安排他们坐飞机过来。不得延误，不得推托。”
2
古兰经委员会共有四个人，三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学者。他们都是教授，都不是阿拉伯人，但毕生都在研究《古兰经》以及关于《古兰经》的成千上万篇评论文章。
其中一位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遵照米德堡的命令，一架军用直升机把他接到了国家安全局。两位分别在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院，都在华盛顿。两辆军车把他们接了过来。
第四位是最年轻的特里·马丁博士，正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讲学。他来自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该学院以擅长阿拉伯学的研究而闻名于世。
在关于阿拉伯学问的研究方面，这位英国人最具优势。他生长在伊拉克，是当地一家大型石油公司一位会计师的儿子。他的父亲特意不让他读英美的学校，而是把他送进了一所专门接收伊拉克精英人士子弟的私立学校。在他十岁时，至少他的阿拉伯语能与阿拉伯孩子说得一样好了。只有那张粉红色的脸和一头姜色头发才让他无法成为地道的阿拉伯人。
他生于一九六五年，当他十一岁时，他父亲马丁先生决定离开伊拉克，回到英国。在伊拉克，复兴党重新掌握了政权，但大权并不是由总统贝克尔掌控，而是落到了副总统手中，这位副总统对他的政治对手采取了残酷无情的打击手段。
自从五十年代男孩国王费萨尔二世[7]当政的黄金时代之后，马丁一家经历了动荡的岁月。他们在当地电视上亲眼目睹了小国王和他亲西方的首相——努里·赛义德惨遭屠杀、还有继任的卡塞姆将军同样惨遭杀戮的血淋淋画面。他们也经历了同样残暴的复兴党上台，被推翻，一九六八年又夺回权力的一系列过程。七年间，老马丁注视着狂人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权力越来越大。于是在一九七五年，他决定离开。
他的长子麦克已经十三岁，可以上英国的寄宿学校了。老马丁谋到了伦敦的伯马石油公司的一个肥缺，这多亏一位丹尼斯·撒切尔先生的美言，那人的妻子玛格丽特刚刚当选了保守党领袖。于是全家四口：马丁夫妇、麦克和特里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回到了英国。
特里的聪明才智已经显露出来了。他轻松地通过了比他高两个年级甚至三个年级的学生的考试。可以想见，他会一路带着奖状和奖学金跨进牛津或剑桥这样的高等学府。但他想继续从事阿拉伯文化的研究。高中时，他就申请了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在一九八三年春季参加了面试，并于同年秋天入学，主修中东历史。
他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了第一个学位，然后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专修《古兰经》和初期的四大哈里发政权时期。他利用一年的休假去了久负盛名的开罗阿扎尔学院继续他的《古兰经》研究，返回英国时，年仅二十七岁的他就成了一名讲师。这说明他非常优秀，因为在中东问题研究领域，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高等学府之一。他在三十四岁时升为高级讲师，这意味着四十岁时有望成为一名教授。当美国国家安全局来向他咨询的那天下午，四十一岁的他正以一名客座教授的身份在美国乔治敦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因为在那一年，即二〇〇六年的春天，他的生活发生了剧变。
当米德堡的使者在大礼堂里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做一场“《古兰经》教义在当代之意义”的讲座。
礼堂内座无虚席，显然学生们喜欢他的讲座。他讲得深入浅出、有声有色，很少去看讲稿。他已经脱去了西装，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他那矮壮的身材散发出一种令听众着迷的热情，对台下的提问他给予认真的重视，从不因学生的知识浅薄而不屑一顾。他尽量缩短讲课内容，以便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们提问。这时候，米德堡的密探出现在了讲台侧翼。
第五排一个穿红格子衬衣的学生举手提问：“你刚才说你不同意对恐怖分子的理念使用‘原教旨主义’这个说法。请问这是为什么？”
自“九一一”以后，关于阿拉伯、伊斯兰和《古兰经》的问题像暴风雨般席卷美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关注，每个提问都会快速地从学术理论切换到过去的十年间在西方世界多次发生的屠杀事件。
“因为用词不当。”马丁教授说，“这个词语的意思是‘回归基本原则’。但在火车上、公交车上和购物中心安放炸弹的人并不是要回归原本的伊斯兰教。他们是在撰写他们自己的新教义，然后反向论证，试图在《古兰经》中找到一些段落，去证明他们的战争具有正义性。”
“所有宗教都有原教旨主义者。基督教僧侣遵守教规，宣誓一生坚守清贫、自制、禁欲和顺从——这些人才是原教旨主义者。苦行僧在所有的宗教里都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崇尚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男女老少。这是一个关键词。用这个词去判断所有的宗教及其内部的宗派，你们就会发现，希望回归基本原则的学说并不是恐怖主义，因为任何宗教，包括伊斯兰教，都不是以鼓吹杀戮作为其基本原则的。”
在讲台的侧翼，那个来自米德堡的人试图引起马丁博士的注意。马丁朝旁边看过去，发现了这个理着短发、穿着熨帖的衬衣和深色西服的年轻人。他浑身透出一股政府工作人员的味道。他指了指戴在自己腕上的手表，意思是请抓紧时间。马丁点了点头。
“那你如何称呼当前的那些恐怖分子呢？‘圣战战士’吗？”
这次提问的是坐在更后面的一位年轻女子。根据她的外貌，马丁判断她的父母肯定是来自中东地区，印度、巴基斯坦或是伊朗。但她头上没戴那种象征严格穆斯林的头巾。
“用‘圣战’也不妥当。当然，圣战是存在的，但它也有规则。要么是指个人为成为更虔诚的穆斯林而作出的奋斗，但这是完全没有进攻性的；要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圣的战争，即保卫穆斯林的武装斗争。恐怖分子声称的正是后一种圣战。但这是他们对经文的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