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写字台,麦奎因怀疑地打量着这个求职的新人。他从来没有雇用过这样一个人。但麦奎因并不是铁石心肠,如果这个求职者缺钱,而且愿意干活,那么他是不会反对给对方一次机会的。
“这活很苦,你知道吗?”他问道,声音中带有宽厚的贝尔法斯特口音。
“知道,先生。”求职者说。
“这是速战速决的活。别提问,不犯法。干的是包工活,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明白,麦奎因先生。”
“嗯,意思是,给你的钱是有不少,但用现金支付,不经任何手续。明白了吗?”
他的意思是不会缴纳所得税和医疗保险。他似乎还应该补充说,这工作不属于国家工伤保险的范畴,而且压根儿就无视健康安全标准。当天的活干完,大家马上能拿钱,当然由他拿大头,因为他是承包商。求职者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尽管其实他并没有。麦奎因打量着他。
“你说你是医学生,在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念最后一年?”又一次点头。
“正放暑假?”又是一次点头。
求职者显然是一个手头拮据的学生,需要钱来读完医学院。麦奎因坐在班戈这间破旧的办公室里,经营着这种鸡鸣狗盗的生意,资产只有一辆破卡车和一堆二手长柄大锤。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虔诚地拥戴北爱尔兰新教徒的工作理念。对于能够认同这种理念的人,不管对方看起来什么样,他都不会拒之门外。
“好吧,”他说,“你最好在班戈这里找个住处,每天从贝尔法斯特来回的话,不可能按时上下班。我们早上七点钟开始干活,直到日落。按钟点计工,很累,但很挣钱。要是向政府透露一个字,你就会被炒掉,就像铁铲上的屎一样被扔出去。好吗?”
“好的,先生。请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干?去什么地方?”
“卡车每天早上六点三十分到火车站广场接人。星期一早晨到那里集合。工头是大个子比利·卡梅伦,我会告诉他你的情况的。”
“好的,麦奎因先生。”求职者转身准备离开。
“最后一件事,”麦奎因拿起铅笔,“你叫什么名字?”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那学生说。麦奎因看着自己手里的铅笔和桌上的工人名单,又看了看这个学生。
“我们就叫你拉姆好了。”他说。他在名单上写下的就是这个名字。
学生走出门,屋外是七月的班戈,阳光灿烂。这地方位于北爱尔兰,唐郡的北海岸。
星期六傍晚,他在车站街上一家破旧的寄宿房里找到了便宜的住处,这一带是班戈小旅馆的集中地,而且到火车站很方便。每天一早,卡车就会从那里出发。透过房间里那扇肮脏的窗户,他可以一直看到路基的另一侧,贝尔法斯特开来的火车就从那里进站。
他找了很久才找到这间房,在此之前,他问过好几家窗上贴着“提供床铺加早饭”的寄宿房,前台却都告诉他已经客满。确实如此,在这盛夏季节,许多闲散劳力都蜂拥到这个镇上来。房东麦格克夫人是一位天主教徒,她还有几个空房间。
星期天上午,他把随身用品从贝尔法斯特带了过来,里头大都是医学教科书。下午,他躺在床上,想起故乡旁遮普邦,那里炽热的阳光炙烤着褐色山峦。再过一年,他就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之后再实习一年,他就可以回老家给乡亲们治病。这是他的梦想。他盘算着,这个夏天他要赚到足够的钱来渡过最后的难关。再往后,他就会有自己的工资收入了。
星期一早上六点差一刻时,他被闹钟叫醒,用冷水洗漱后,刚过六点就来到了车站广场。时间还早,他找了一家开门较早的咖啡馆,喝了两杯红茶,这就是他的早饭了。六点一刻,拆迁队的一个工人开着破卡车过来,十几个人围了上去。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不知道是该走过去向他们作自我介绍,还是该在远处等着。他选择了等待。
六点二十五分,工头开着自己的汽车来了。他在一条小路边停好车子,大步走向卡车,手里拿着麦奎因开列的名单。他扫了一眼那十几个人,都认识,于是点了点头。印度人走上前去,工头瞪着他。
“你就是麦奎因招来干活的那个黑鬼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停住脚步。“我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他说,“是的。”
不用问比利·卡梅伦是怎么得到“大个子”这个外号的,他不穿鞋就有六英尺三英寸高,再加上脚上一双带钉子和钢趾的硕大靴子。两条胳膊像树干一样从宽阔的肩膀上垂下来,脑袋上长满了乱蓬蓬的姜黄色头发。他的两只小眼睛恶狠狠地俯视着这个瘦小的印度人。他显然不太高兴,还朝地上啐了一口。
“那就上车吧。”他说。
在去工地的路上,卡梅伦坐在前面的驾驶室里,驾驶室与车厢之间没有隔板。车厢两边的长木凳上坐着十几个工人,拉姆·拉尔挨着后挡板坐着,旁边的人个子矮小,但很结实,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他叫汤米·伯恩斯,看上去颇为友好。
“你从哪里来?”他问道,纯粹是出于好奇。
“印度,”拉姆·拉尔说,“旁遮普邦。”
“嗯,哪里啊?”汤米·伯恩斯问。
拉姆·拉尔微微一笑。“旁遮普邦是印度的一部分。”他回答说。
伯恩斯想了一会儿。“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最后他这么问道。
“都不是,”拉姆·拉尔耐心地说,“我是印度教徒。”
“你是说你连基督教徒都不是?”伯恩斯惊诧地问道。
“对,我信印度教。”
“嗨,”伯恩斯向大家说,“这个人连基督徒都不是。”他并不气愤,只是感到好奇,就像小孩刚刚发现了一件新奇有趣的玩具。
卡梅伦从前面的驾驶室转过头来。“哇,”他叫道,“一个异教徒。”
拉姆·拉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车厢对面的帆布遮篷。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班戈的南边,沿着公路向纽敦纳兹方向隆隆驶去。过了一会儿,伯恩斯开始把他介绍给大家。工友中有一位姓克雷格的,一位蒙罗,一位帕特森,一位博伊德,还有两位姓布朗。拉姆·拉尔来贝尔法斯特很久了,完全能从姓氏上识别出他们都来自苏格兰,这表明他们都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北爱尔兰人里新教徒占了多数,而长老会是他们的中坚。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友善,纷纷朝他点头回礼。
“你没带饭盒吗,小伙子?”年长的帕特森问道。
“没有,”拉姆·拉尔说,“太早了,来不及叫房东准备。”
“你得吃午饭,”伯恩斯说,“嗯,还有早饭。我们自己生火烧茶。”
“我一定买个饭盒,明天带饭。”拉姆·拉尔说。
伯恩斯看了看印度人的胶底软靴。“你以前没干过这种活吧?”他问道。
拉姆·拉尔摇摇头。
“你需要一双结实的靴子,保护你的双脚,明白吗?”
拉姆·拉尔答应,如果晚上回去他能找到一家还开着的店铺,就去买一双军用靴。他们穿过纽敦纳兹,仍沿着A21号公路向南方小镇康默驶去,克雷格从对面看着他。
“你的本职是干什么的?”克雷格问道。
“我在贝尔法斯特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学医,”拉姆·拉尔说,“希望明年能毕业。”
汤米·伯恩斯很高兴。“就是说很快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了。”他说,“喂,大个子比利,如果我们谁碰伤了,拉姆小伙子可以给我们治疗。”
大个子比利哼了一声。“他甭想碰我一根手指头。”他说。
这句话把谈话压了下去,他们一路开到工地,谁也没有再吭声。出了康默,司机又向西北开去。车子在通向敦唐纳德的路上行驶了两英里,右转驶上一条小路,在树林的尽头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了那座将要拆除的建筑物。
这地方曾经有过两家酒厂,生产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但多年前都停产了,这座巨大的旧威士忌酒厂就是其中之一,常年弃置。它坐落在康默河畔。河水从敦唐纳德流到康默,推动酒厂的巨大水轮,继续向下流淌,注入斯特兰福德湾。马车沿着那条土路将麦芽拉过来,又沿着同一条路将一桶桶的威士忌运出去。推动机器的甘甜河水,也曾经倒入酒缸中酿酒,但如今酒厂已人去楼空、废弃多年。
后来本地的孩子们当然就溜了进去,发现那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直到一个孩子摔断了腿,地方政府来调查,才宣布它是危房,并向房主发出了强行拆除令。
房主的祖上曾是当地显赫的乡绅,来自过惯了好日子的大家族,他想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把房子拆掉,于是,便找来麦奎因。用重型机械拆除很快,但价格高,而大个子比利和他的拆房队则使用大锤和撬棍拆房子。麦奎因还与一个建筑装修商达成协议,把拆下来的上好木料和数百吨旧砖转卖给他。毕竟,现在的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新房子有点“格调”,也就是看上去要古色古香。既然能让有钱的高官们得以装饰自己看似古旧的新居大宅,经过风吹日晒的旧砖头和旧木梁自然要价不菲。麦奎因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卡车隆隆地开回班戈去了。“好,小伙子们,”大个子比利说,“就是这里。我们从屋顶的瓦片开始,你们知道该怎么干。”
这些人站在一大堆工具旁:有七磅重的大锤子;六英尺长、一英寸多粗的撬棍;一码长的起钉器,尖上分叉弯着,以便拔起钉子;还有短柄榔头和各种木锯。唯一能保障他们人身安全的工具,是一些带有合扣的安全网带和几百英尺长的绳子。拉姆·拉尔抬头看看建筑物,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楼房有四层高,而他有恐高症,但他不能晕倒或摔下去,因为脚手架可是很贵的。
其中一个人自觉地走向建筑物,撬下一块门板,像撕纸牌一样把木板撕碎,生起了一堆火。很快,一壶从河里提来的水烧开了,接着茶也沏好了。除了拉姆·拉尔,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搪瓷杯子。他心里记下来,也要跟着买一个。这活干起来灰尘多,容易口渴。汤米·伯恩斯喝完自己的一杯茶,又满上,递给了拉姆·拉尔。
“你们在印度喝茶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接过茶杯。茶水已经泡好了,甜丝丝的,呈米白色。他不喜欢。
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上,开始第一天上午的工作。瓦片不用留存,所以他们用手掰下来,抛到远离河岸的地面上。他们接到过指示,不能堵塞河道,所以,都得把瓦片扔到建筑的另一边,丢在酒厂周围长满蒿草、杂草、金雀花和荆棘的地面上。工人们用绳子拴在一起,一旦有人抓不住,要从屋顶上滑下去时,旁边的人就能够拉住他。由于没有了瓦片,屋梁之间露出了大窟窿。他们的脚下就是顶层的地板,下面是麦芽仓库。
上午十点钟时,他们沿着建筑物内摇摇欲坠的楼梯走下来,到草地上吃早饭。他们又烧了一壶茶水。拉姆·拉尔没有早饭可以吃。两点钟时,他们休息吃午饭,其他人都吃着大块的三明治。拉姆·拉尔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手上有几个地方划破了,流着血;他肌肉酸疼,也很饿。他又暗暗记下来,要买一副厚手套。
汤米·伯恩斯从自己的饭盒里拿出一块三明治。“你不饿吗,拉姆?”他问道,“放心,我这里还有。”
“你这是在干什么?”大个子比利隔着火堆问道。
伯恩斯看起来很戒备。“就给小伙子一块三明治嘛。”他说。
“让那黑鬼自己带三明治,”大个子比利说,“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大家都低头看着自己的饭盒,默默吃着,显然谁也不想与大个子比利争辩。
“谢谢你,我不饿。”拉姆·拉尔对伯恩斯说。他走到一边去,坐到河边,把火辣辣的双手浸到水里。
到太阳下山、卡车来接他们时,屋顶上一半的瓦片已经被掀掉了。再过一天,就要用锯子和起钉器来拆除椽子了。
这个活整整干了一个星期。曾经壮观的建筑,如今已被拆掉了椽子、木板和大梁,空荡荡地矗立在那里。洞开的窗户像睁着的眼睛,期盼着死神的来临。
拉姆·拉尔很不适应这种艰苦的劳动。他的肌肉酸痛不止,双手长满了血泡,但因为需要钱,他挣扎着坚持了下来。
他已经买了一个饭盒、一只搪瓷杯、一双硬靴子和一副厚手套。别人谁也不戴手套,他们的手经过多年体力活的磨炼,都已十分耐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大个子比利·卡梅伦不停地刺激他,让他干最重的活。听说拉姆·拉尔怕高,比利就把他安排到最高处干活。这位旁遮普人忍气吞声,因为他需要这笔钱。星期六那天,事情终于爆发了。
木料都拆光了,现在他们要拆除砖石。让这栋庞大的建筑物在远离河边的一侧倒下去,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面对开阔地的墙角处埋上炸药。但他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因为在北爱尔兰的任何地方,想使用炸药都必须申请特许证,这样做会惊动税务人员,而麦奎因和他的手下就都得交一笔可观的所得税,麦奎因还得另外支付一笔国家保险费。所以,他们只能冒险站在摇摇欲坠的地板上,把墙面一块块凿下来,下面支撑的墙壁在大锤的震动下不断开裂,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午饭时,大个子比利绕着大楼走了两圈,然后回到了火堆旁。他开始给大家讲,怎样把三楼外墙上很大的一块墙体拆下来。他转向拉姆·拉尔。
“我想让你到上面去,”他说,“在墙体要倒下时,把它往外蹬。”
拉姆·拉尔抬起头看了看那块墙面,墙基处横着一条很长的裂缝。
“这块墙面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平静地说,“谁站在那上面都会跟它一起摔下来。”
卡梅伦凝视着他,脸涨得通红,连眼白都变红了。“我的工作不需要你来指点。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这个愚蠢的黑鬼。”他转身走开了。
拉姆·拉尔站起来,尖声说道:“卡梅伦先生……”
卡梅伦惊异地转过身来。工人们坐在那里,都惊得张大了嘴巴。拉姆·拉尔慢慢地朝这个大个子工头走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