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来到梅奥路时，那里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围观人群比先前更多了，但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房子废墟的四周都被帆布围了起来，虽然被风刮得啪啪作响，但足以挡住那些试图窥探里面工作情况的好奇的目光。在罩住了包括部分路面的这个方块里面，二十名身强力壮的警察穿着沉重的靴子，带着搜查装备，徒手在废墟堆里翻找。每一块砖头和石板，楼梯和栏杆扶手的每一块碎木头，每一块瓦片和天花板，都被小心地抽出来，仔细察看有没有什么痕迹，没有的就被扔到路上。那里的废墟越堆越高。橱柜里的物品都检查过了，橱柜本身也被拆下来，看看后面是否藏着什么。所有的墙体都被敲打了一遍，听听里面是不是有空心的夹层。一块块砖头被拆下来扔到了路上。
壁炉周边的两个人干得格外小心。尸体上面的砖头被轻轻拿开，只剩下厚厚的一层尘土覆盖着尸体。尸身侧卧，像一个胎儿那样蜷缩着，不过，她在夹墙里原先很可能是脸朝侧面坐着的。麦卡锡教授仔细察看着剩下的屋墙，指挥着那两人的工作。在他认为差不多的时候，他走进遍地砖瓦的夹层里，像一个细心的家庭主妇那样，用一把软刷子刷去尸体上的尘土。
在清理掉大部分灰尘后，他近距离检查了那具尸体，敲了敲露出来的大腿和上臂，然后把它从夹墙里弄出来。
“是一具干尸。”他告诉汉利。
“一具干尸？”
“是的。砖头或混凝土的地面上，在六面封闭的环境中，两英尺外的壁炉的热气熏烤让尸体发生了干化，脱水了，但保存得很好。内脏器官也许完好无损，但硬得像块木头。今晚是不可能切开了，我要用热甘油把它泡一泡，这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汉利问道。
“十二个小时是少不了的，或许更久。我知道，这种情况有时要花上几天时间。”教授看了看表，“快四点钟了。我争取五点钟能把它泡上。明天上午九点左右，我会去停尸所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开始解剖。”
“糟糕，”汉利说，“我还想尽快解决这个案子呢。”
“这就有难度了，”麦卡锡说，“我会尽力而为。实际上，我认为内脏器官说明不了多大问题。根据我的观察，尸体脖子周围有勒痕。”
“勒死的？”
“有可能。”麦卡锡说。市殡仪馆接到的运送尸体工作通常都是在市内。送葬灵车停在了屏障外面，在法医的监护下，两名工作人员抬起依然侧卧的僵硬尸体，把它放到一个尸架上，盖上一条大毯子，抬到殡仪车上。他们让教授跟在后面，驱车去斯托尔大街的停尸所。汉利走到技术科的指纹检查员身旁。
“发现什么没有？”他问道。
那人耸耸肩：“这里全是砖头瓦块，连一块干净的表面都没有。”
“你呢？”汉利又问该科的摄影师。
“我还得等一会儿，长官。我要等到他们把地面清理干净，才能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照的。如果他们搞不完，那我就得等到晚上了。”
承包商的工头漫步走了过来。按照汉利的建议，他被留下来，这样万一出现废墟倒塌险情时，他可以做个技术指导。他露出了微笑。
“你们活儿干得真不赖，”他用浓重的都柏林口音说，“这里几乎没我们工人什么事了。”
汉利朝街道那边比画了一下，那里有一大堆从房子上拆下来的砖瓦木头。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那些东西搬走。我们都检查过了。”他说。
暮色渐浓，工头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他说，“我们可以把大部分搬走。房子剩下的部分我们明天上午开始可以吗？老板要求先完成停车场的工程并把它用栅栏围起来。”
“明天上午九点钟与我联系。我会告诉你的。”他说。
离开之前，他把统筹一切工作的首席侦缉督察叫过来。
“手提灯会送过来的，”他说，“让小伙子们清理地板层，检查地上是否有曾经再次施工的痕迹。”
侦缉督察点点头。“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这么一个隐藏的地方，”他说，“但我会继续留意观察，直至这里清理完毕。”
回到局里后，汉利首先检查了个人相关物品，这也许可以了解拘留室里那个老头的身份。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那些上午由法警从房子里搬出来、装上汽车并经过清理的物品。他仔细阅读每一份材料，用放大镜去看那些老旧和褪色的文字。
其中有一份出生证明，记录着老头的名字、他的出生地都柏林，还有他的年龄——他生于一九一一年。有一些旧信件，但寄信人对汉利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信大都是很久前寄来的，看不出与本案有什么关系。但有两件物品引起了他的兴趣。一个是张褪了色的照片，已经斑驳起皱了。照片装在一个廉价的相框里，但外面没有玻璃，上面是一名战士，看上去穿着英国陆军制服，面对照相机露出不太自信的微笑。汉利看出那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挽着他胳膊的是一个年轻丰满的女子，她的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她穿的不是结婚礼服，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那种垫肩的素色两件套西服。
另一个是雪茄盒，里面还有一些信件，也都与案子无关。三枚勋章丝带用别针固定在小棍上，还有一本英国陆军部队的存款簿。汉利伸手去拿电话。时间已经是五点二十分了，但他想试试运气。他确实很幸运，英国武官还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办公室里。汉利解释了自己的问题。英国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会尽量帮忙的。当然，这是非正式的；正式的要求必须通过多个渠道。爱尔兰警方与英国之间的任何正式交流，都免不了要通过层层手续。如果是非正式的询问，双方的沟通就能更密切，两边都省去了不少虚文。道金斯少校答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绕些弯路，去一趟警察局。
夜幕早就降临了，两个外出跑腿的警长有一个回来报到了。他是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现在，他坐在汉利办公桌的对面，打开笔记本念了起来。
注册记录显示，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是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于一九五四年买下的，原业主已经去世。当初他花四百英镑买下该房产，是自由产权，没有抵押凭证，说明他当时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地税清单表明，自那天起，该房屋就归这位赫伯特·詹姆斯·拉金所有，并一直由赫伯特·詹姆斯·拉金先生和维奥莱特·拉金夫人居住。记录上没有显示他老婆去世或离开，但地税清单是不会显示住户变化的——即使是一部分住户，除非是接到后继住户的书面通知，但这房子没有后继住户。海关一直查询至一九五四年的死亡证书，也没发现任何与名叫“维奥莱特·拉金夫人”的人有关的死亡线索。那个地址也没有任何人死亡的记录。
卫生和福利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领取国家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津贴补助的申请。退休前，他显然是个仓库保管员和守夜人。还有一点，警长说，他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个人所得税报表上面，有一个他之前在英国北伦敦的地址。
汉利翻开书桌上的陆军部队存款单。
“也就是说，他曾在英国陆军服役过。”警长说。
“这不奇怪，”汉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五万名爱尔兰人在英国武装部队服役。拉金看来是其中之一。”
“也许他老婆是英国人。他在一九五四年带着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到了都柏林。”
“她很有可能是英国人，”汉利边说，边把结婚照片推过去，“他与她结婚时还穿着军装。”
内线电话响了，说英国大使馆的武官已经到前台。汉利朝警长点了点头。“请把他领进来。”汉利说。警长离开了。
道金斯少校是汉利当天最大的收获。他穿着条纹裤子，跷着二郎腿，闪闪发亮的皮鞋尖对着办公桌对面的汉利，静静地倾听着。然后，他仔细看了一会儿那张结婚照。
最后，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握着铅笔，绕到桌子后面，站到汉利身旁。他用铅笔尖轻戳照片中拉金脸部上方的帽徽。
“国王重骑兵卫队。”他信心十足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汉利问道。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镜递给汉利。
“双头鹰，”他说，“国王重骑兵卫队的帽徽，很清楚。其他部队没有那样的图案。”
“还有什么吗？”汉利问。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勋章。
“第一枚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星章，”他说，“排在最后的第三枚是胜利纪念章，但中间那枚是非洲星章，从中间穿过的那个杠条来看，像是第八军。没错。国王重骑兵卫队在北非与隆美尔打过仗。确切地说，是装甲部队。”
汉利拿出三枚勋章。照片上的是在正式仪式上佩戴的勋章，桌子上是微缩型的，在不穿制服时佩戴。
“啊，是的，”道金斯少校说，他瞟了一眼勋章，“瞧，同样的图案，还有第八军的杠条。”
汉利通过放大镜可以分辨出，图案是相同的。他把陆军部队存款单递给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开始逐页翻看。
“一九四〇年十月，在利物浦志愿参军，”他说，“很可能是在伯顿。”
“伯顿？”汉利问道。
“伯顿服装店。战时它是利物浦的一个征兵中心。许多爱尔兰志愿者都是在利物浦码头上岸，由征兵站的中士引介到那里的。一九四六年一月遣散。光荣复员。奇怪。”
“奇怪什么？”汉利问。
“志愿参军，与装甲兵部队一起在北非作战，在部队里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但他始终是一名二等兵，臂章上一条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混上。”他拍着结婚照上的制服袖子说。
“或许他不是一个好兵。”汉利提出。
“有可能。”
“你能给我搞点他在战争中的详细记录来吗？”汉利问道。
“我明天一上班就去安排。”道金斯说。他记下存款单中的一些细节，然后离开了。
汉利在食堂里吃了晚饭，等待着第二个警长回来汇报。警长过了十点半才回来，身体疲惫，但收获颇丰。
“我走访了十五个认识梅奥路上的拉金夫妇的人，”他说，“其中三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莫兰太太是隔壁邻居，她在那里住了三十年，还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还有一个邮递员，现在退休了，但直到去年，他一直都在梅奥路送邮件。还有伯恩神父，他也退休了，如今住在‘退休教士之家’。我刚从那里回来，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汉利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警长翻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起来。
“莫兰太太回忆说，一九五四年，住在三十八号的那个鳏夫死了，此后不久，那房子就挂出‘出售’的牌子。只挂了两周，牌子就摘下了。两周后，拉金夫妇搬了进来。那时候，拉金大约四十五岁，他的妻子要年轻得多。她是英国人，一个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她丈夫曾在那里当一名仓库职员。有一年夏天，拉金夫人不见了，莫兰太太认定那是在一九六三年。”
“为什么她那么肯定？”汉利问道。
“那年的十一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警长说，“消息是从街上一个高级酒吧传出来的，那里有一台电视机。不到二十分钟，梅奥路的人就都聚集到人行道上议论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隔壁的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惊人的新闻。她没有敲门，直接闯进了客厅。拉金正在一把椅子上打瞌睡，他惊跳起来，迫不及待地把她赶出了屋子。那时候，拉金夫人就已经不见了。但春天和夏天时她还在，她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一九六三年一月。所以，是在一九六三年的夏末，拉金夫人才消失的。”
“原因是什么呢？”汉利问道。
“离家出走，”刑警毫不迟疑地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从来不肯出门，甚至连星期六都不出去，所以，拉金夫人才能给人家看孩子。他们为此有过争吵。还有别的原因，她轻浮，有点风骚。所以，当她收拾包裹离他而去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惊奇。有些女人认为他活该，因为他待她不够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什么。”
“此后，拉金更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极少出门，既不打理自己，也不在乎房子。人们主动去帮他收拾，小地方的人总是那样，但他都拒绝了。最后，人们就再也不管他了。两年以后，他丢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成了个守夜人，天黑后离家，日出时回来。他的房门上总有两把锁，因为夜间他不在家，而白天又要睡觉——他是这么说的。他开始饲养宠物。先是雪貂，养在后院的一个棚子里，但都跑掉了。后来养鸽子，但不是飞走了，就是在别处被人用猎枪打死。最后，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养鸡。”
教区的神父大致肯定了莫兰太太的回忆。拉金夫人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经常去教堂，并定期作忏悔。一九六三年八月，她离家出走了。人们大都认为，她是跟一个男人私奔了。伯恩神父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只能说，他并不怀疑她离家出走。他曾经好几次走访过这所房子，但拉金不信教，拒绝所有精神上的安慰。他曾称他那离家出走的老婆是个娼妇。
“这些都符合，”汉利沉思着，“她或许是想离开他，当他发现后，他对她下手狠了点。天知道呢，这种事发生得够多了。”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一个本地人，经常去本地的酒吧。拉金夫人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去喝一杯，有一年夏天，她甚至还当过吧女。但她丈夫很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很多，快乐活泼，遇上别人调情也不抗拒。
“长得怎么样？”汉利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