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来到梅奥路时,那里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围观人群比先前更多了,但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房子废墟的四周都被帆布围了起来,虽然被风刮得啪啪作响,但足以挡住那些试图窥探里面工作情况的好奇的目光。在罩住了包括部分路面的这个方块里面,二十名身强力壮的警察穿着沉重的靴子,带着搜查装备,徒手在废墟堆里翻找。每一块砖头和石板,楼梯和栏杆扶手的每一块碎木头,每一块瓦片和天花板,都被小心地抽出来,仔细察看有没有什么痕迹,没有的就被扔到路上。那里的废墟越堆越高。橱柜里的物品都检查过了,橱柜本身也被拆下来,看看后面是否藏着什么。所有的墙体都被敲打了一遍,听听里面是不是有空心的夹层。一块块砖头被拆下来扔到了路上。
壁炉周边的两个人干得格外小心。尸体上面的砖头被轻轻拿开,只剩下厚厚的一层尘土覆盖着尸体。尸身侧卧,像一个胎儿那样蜷缩着,不过,她在夹墙里原先很可能是脸朝侧面坐着的。麦卡锡教授仔细察看着剩下的屋墙,指挥着那两人的工作。在他认为差不多的时候,他走进遍地砖瓦的夹层里,像一个细心的家庭主妇那样,用一把软刷子刷去尸体上的尘土。
在清理掉大部分灰尘后,他近距离检查了那具尸体,敲了敲露出来的大腿和上臂,然后把它从夹墙里弄出来。
“是一具干尸。”他告诉汉利。
“一具干尸?”
“是的。砖头或混凝土的地面上,在六面封闭的环境中,两英尺外的壁炉的热气熏烤让尸体发生了干化,脱水了,但保存得很好。内脏器官也许完好无损,但硬得像块木头。今晚是不可能切开了,我要用热甘油把它泡一泡,这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汉利问道。
“十二个小时是少不了的,或许更久。我知道,这种情况有时要花上几天时间。”教授看了看表,“快四点钟了。我争取五点钟能把它泡上。明天上午九点左右,我会去停尸所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开始解剖。”
“糟糕,”汉利说,“我还想尽快解决这个案子呢。”
“这就有难度了,”麦卡锡说,“我会尽力而为。实际上,我认为内脏器官说明不了多大问题。根据我的观察,尸体脖子周围有勒痕。”
“勒死的?”
“有可能。”麦卡锡说。市殡仪馆接到的运送尸体工作通常都是在市内。送葬灵车停在了屏障外面,在法医的监护下,两名工作人员抬起依然侧卧的僵硬尸体,把它放到一个尸架上,盖上一条大毯子,抬到殡仪车上。他们让教授跟在后面,驱车去斯托尔大街的停尸所。汉利走到技术科的指纹检查员身旁。
“发现什么没有?”他问道。
那人耸耸肩:“这里全是砖头瓦块,连一块干净的表面都没有。”
“你呢?”汉利又问该科的摄影师。
“我还得等一会儿,长官。我要等到他们把地面清理干净,才能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照的。如果他们搞不完,那我就得等到晚上了。”
承包商的工头漫步走了过来。按照汉利的建议,他被留下来,这样万一出现废墟倒塌险情时,他可以做个技术指导。他露出了微笑。
“你们活儿干得真不赖,”他用浓重的都柏林口音说,“这里几乎没我们工人什么事了。”
汉利朝街道那边比画了一下,那里有一大堆从房子上拆下来的砖瓦木头。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那些东西搬走。我们都检查过了。”他说。
暮色渐浓,工头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他说,“我们可以把大部分搬走。房子剩下的部分我们明天上午开始可以吗?老板要求先完成停车场的工程并把它用栅栏围起来。”
“明天上午九点钟与我联系。我会告诉你的。”他说。
离开之前,他把统筹一切工作的首席侦缉督察叫过来。
“手提灯会送过来的,”他说,“让小伙子们清理地板层,检查地上是否有曾经再次施工的痕迹。”
侦缉督察点点头。“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这么一个隐藏的地方,”他说,“但我会继续留意观察,直至这里清理完毕。”
回到局里后,汉利首先检查了个人相关物品,这也许可以了解拘留室里那个老头的身份。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那些上午由法警从房子里搬出来、装上汽车并经过清理的物品。他仔细阅读每一份材料,用放大镜去看那些老旧和褪色的文字。
其中有一份出生证明,记录着老头的名字、他的出生地都柏林,还有他的年龄——他生于一九一一年。有一些旧信件,但寄信人对汉利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信大都是很久前寄来的,看不出与本案有什么关系。但有两件物品引起了他的兴趣。一个是张褪了色的照片,已经斑驳起皱了。照片装在一个廉价的相框里,但外面没有玻璃,上面是一名战士,看上去穿着英国陆军制服,面对照相机露出不太自信的微笑。汉利看出那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挽着他胳膊的是一个年轻丰满的女子,她的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她穿的不是结婚礼服,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那种垫肩的素色两件套西服。
另一个是雪茄盒,里面还有一些信件,也都与案子无关。三枚勋章丝带用别针固定在小棍上,还有一本英国陆军部队的存款簿。汉利伸手去拿电话。时间已经是五点二十分了,但他想试试运气。他确实很幸运,英国武官还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办公室里。汉利解释了自己的问题。英国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会尽量帮忙的。当然,这是非正式的;正式的要求必须通过多个渠道。爱尔兰警方与英国之间的任何正式交流,都免不了要通过层层手续。如果是非正式的询问,双方的沟通就能更密切,两边都省去了不少虚文。道金斯少校答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绕些弯路,去一趟警察局。
夜幕早就降临了,两个外出跑腿的警长有一个回来报到了。他是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现在,他坐在汉利办公桌的对面,打开笔记本念了起来。
注册记录显示,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是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于一九五四年买下的,原业主已经去世。当初他花四百英镑买下该房产,是自由产权,没有抵押凭证,说明他当时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地税清单表明,自那天起,该房屋就归这位赫伯特·詹姆斯·拉金所有,并一直由赫伯特·詹姆斯·拉金先生和维奥莱特·拉金夫人居住。记录上没有显示他老婆去世或离开,但地税清单是不会显示住户变化的——即使是一部分住户,除非是接到后继住户的书面通知,但这房子没有后继住户。海关一直查询至一九五四年的死亡证书,也没发现任何与名叫“维奥莱特·拉金夫人”的人有关的死亡线索。那个地址也没有任何人死亡的记录。
卫生和福利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领取国家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津贴补助的申请。退休前,他显然是个仓库保管员和守夜人。还有一点,警长说,他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个人所得税报表上面,有一个他之前在英国北伦敦的地址。
汉利翻开书桌上的陆军部队存款单。
“也就是说,他曾在英国陆军服役过。”警长说。
“这不奇怪,”汉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五万名爱尔兰人在英国武装部队服役。拉金看来是其中之一。”
“也许他老婆是英国人。他在一九五四年带着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到了都柏林。”
“她很有可能是英国人,”汉利边说,边把结婚照片推过去,“他与她结婚时还穿着军装。”
内线电话响了,说英国大使馆的武官已经到前台。汉利朝警长点了点头。“请把他领进来。”汉利说。警长离开了。
道金斯少校是汉利当天最大的收获。他穿着条纹裤子,跷着二郎腿,闪闪发亮的皮鞋尖对着办公桌对面的汉利,静静地倾听着。然后,他仔细看了一会儿那张结婚照。
最后,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握着铅笔,绕到桌子后面,站到汉利身旁。他用铅笔尖轻戳照片中拉金脸部上方的帽徽。
“国王重骑兵卫队。”他信心十足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汉利问道。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镜递给汉利。
“双头鹰,”他说,“国王重骑兵卫队的帽徽,很清楚。其他部队没有那样的图案。”
“还有什么吗?”汉利问。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勋章。
“第一枚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星章,”他说,“排在最后的第三枚是胜利纪念章,但中间那枚是非洲星章,从中间穿过的那个杠条来看,像是第八军。没错。国王重骑兵卫队在北非与隆美尔打过仗。确切地说,是装甲部队。”
汉利拿出三枚勋章。照片上的是在正式仪式上佩戴的勋章,桌子上是微缩型的,在不穿制服时佩戴。
“啊,是的,”道金斯少校说,他瞟了一眼勋章,“瞧,同样的图案,还有第八军的杠条。”
汉利通过放大镜可以分辨出,图案是相同的。他把陆军部队存款单递给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开始逐页翻看。
“一九四〇年十月,在利物浦志愿参军,”他说,“很可能是在伯顿。”
“伯顿?”汉利问道。
“伯顿服装店。战时它是利物浦的一个征兵中心。许多爱尔兰志愿者都是在利物浦码头上岸,由征兵站的中士引介到那里的。一九四六年一月遣散。光荣复员。奇怪。”
“奇怪什么?”汉利问。
“志愿参军,与装甲兵部队一起在北非作战,在部队里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但他始终是一名二等兵,臂章上一条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混上。”他拍着结婚照上的制服袖子说。
“或许他不是一个好兵。”汉利提出。
“有可能。”
“你能给我搞点他在战争中的详细记录来吗?”汉利问道。
“我明天一上班就去安排。”道金斯说。他记下存款单中的一些细节,然后离开了。
汉利在食堂里吃了晚饭,等待着第二个警长回来汇报。警长过了十点半才回来,身体疲惫,但收获颇丰。
“我走访了十五个认识梅奥路上的拉金夫妇的人,”他说,“其中三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莫兰太太是隔壁邻居,她在那里住了三十年,还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还有一个邮递员,现在退休了,但直到去年,他一直都在梅奥路送邮件。还有伯恩神父,他也退休了,如今住在‘退休教士之家’。我刚从那里回来,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汉利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警长翻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起来。
“莫兰太太回忆说,一九五四年,住在三十八号的那个鳏夫死了,此后不久,那房子就挂出‘出售’的牌子。只挂了两周,牌子就摘下了。两周后,拉金夫妇搬了进来。那时候,拉金大约四十五岁,他的妻子要年轻得多。她是英国人,一个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她丈夫曾在那里当一名仓库职员。有一年夏天,拉金夫人不见了,莫兰太太认定那是在一九六三年。”
“为什么她那么肯定?”汉利问道。
“那年的十一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警长说,“消息是从街上一个高级酒吧传出来的,那里有一台电视机。不到二十分钟,梅奥路的人就都聚集到人行道上议论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隔壁的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惊人的新闻。她没有敲门,直接闯进了客厅。拉金正在一把椅子上打瞌睡,他惊跳起来,迫不及待地把她赶出了屋子。那时候,拉金夫人就已经不见了。但春天和夏天时她还在,她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一九六三年一月。所以,是在一九六三年的夏末,拉金夫人才消失的。”
“原因是什么呢?”汉利问道。
“离家出走,”刑警毫不迟疑地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从来不肯出门,甚至连星期六都不出去,所以,拉金夫人才能给人家看孩子。他们为此有过争吵。还有别的原因,她轻浮,有点风骚。所以,当她收拾包裹离他而去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惊奇。有些女人认为他活该,因为他待她不够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什么。”
“此后,拉金更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极少出门,既不打理自己,也不在乎房子。人们主动去帮他收拾,小地方的人总是那样,但他都拒绝了。最后,人们就再也不管他了。两年以后,他丢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成了个守夜人,天黑后离家,日出时回来。他的房门上总有两把锁,因为夜间他不在家,而白天又要睡觉——他是这么说的。他开始饲养宠物。先是雪貂,养在后院的一个棚子里,但都跑掉了。后来养鸽子,但不是飞走了,就是在别处被人用猎枪打死。最后,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养鸡。”
教区的神父大致肯定了莫兰太太的回忆。拉金夫人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经常去教堂,并定期作忏悔。一九六三年八月,她离家出走了。人们大都认为,她是跟一个男人私奔了。伯恩神父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只能说,他并不怀疑她离家出走。他曾经好几次走访过这所房子,但拉金不信教,拒绝所有精神上的安慰。他曾称他那离家出走的老婆是个娼妇。
“这些都符合,”汉利沉思着,“她或许是想离开他,当他发现后,他对她下手狠了点。天知道呢,这种事发生得够多了。”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一个本地人,经常去本地的酒吧。拉金夫人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去喝一杯,有一年夏天,她甚至还当过吧女。但她丈夫很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很多,快乐活泼,遇上别人调情也不抗拒。
“长得怎么样?”汉利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