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个儿,身高大约五英尺三英寸,身材丰满,圆溜溜的,深色的卷发,喜欢笑,胸很大。邮递员回忆说,当她从旧式酒桶里把淡啤酒泵出来时,那模样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拉金发现这个情况后气急败坏,他冲进来把她拉回家去了。不久,她就离他而去,或者说消失了。”
汉利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把一只手搭在这位年轻警长的肩上。
“现在很晚了,你回家去吧。明天早上把这些都写下来。”
夜晚,汉利的最后一位访客是侦缉督察,这个犯罪现场的调查员。
“清理完了,”他告诉汉利,“最后一块砖头也清走了,但有用的线索一点也没发现。”
“那就要靠那个可怜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了,”汉利说,“或者靠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督察问道。
“还没有,”汉利说,“但他会说的。他们最后都会说的。”
侦缉督察回家去了。汉利打电话告诉妻子他今晚在局里过夜。刚过午夜时,他来到了楼下的囚室。老头醒着,坐在床边,一双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墙壁。汉利朝着陪同他的警官扬了扬脑袋,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审讯室。那位警察坐到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利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了警告:
“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然后,他在老头的对面坐下来。
“十五年了,拉金先生。与那样的东西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对吧?邻居们都记得,神父也记得,甚至连邮递员都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呢?”
老头抬起眼皮,迎接汉利的盯视,然后低头去看桌子。他什么也没说。汉利坚持询问下去,直到天快亮。拉金似乎并不疲惫,虽然角落里的那个警察已经哈欠连天。拉金当过多年的守夜人,汉利想起来,他很可能在夜晚比在白天更有精神。
一抹灰色的亮光从结霜的审讯室窗玻璃透了进来。最后,他站了起来。
“随你便吧,”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妻子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十五年后,从墙壁后面的墓穴里说话。但再过几个小时,她会对法医说话的。她会说的。在解剖室里,她会告诉他,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何时发生的,乃至是为什么而发生的。然后,我们再来这里,到时我就要起诉你了。”
虽然他不会轻易生气,但他还是被老头的沉默给激怒了。不是因为他说得少,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用那种奇怪的眼神去迎视汉利。那是什么眼神?汉利问自己。惊恐?害怕他汉利?悔恨?嘲讽?不,不是嘲讽。这家伙马上就要完蛋了。
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一只大手摸了一下脸上的胡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则被押回拘禁室。
汉利在椅子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后仰,两腿伸直,鼾声大作。八点钟,他起来,走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刮了胡子。两个年轻的实习警察来上班时看到他八点半就到了,大为吃惊,赶紧小心翼翼地去忙自己的事。九点钟,他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开始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九点三十分,梅奥路承包商的工头打来电话。汉利考虑着他的要求。
“好吧,”他最后说,“你们可以把那里围起来浇筑混凝土了。”
二十分钟后,麦卡锡教授打来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他欢快地说,“皮肤已经软化,可以动刀解剖了。我们正在排水干燥,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开始。”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份报告?”汉利问道。
“要看你指的是什么,”电话里的那个声音说,“正式报告要两三天时间。非正式的话,午饭后我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亡原因。我们已经确认了脖子周围的勒痕,是长统袜,就像我昨天猜的那样。”
这位法医答应,两点半时从一英里远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到汉利的办公室来。
上午没什么人打扰,只有道金斯少校中午打来电话。
“运气不错,”他说,“在陆军部的档案室找到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给了我优先照顾。”
“谢谢你,少校,”汉利说,“我在作记录,说吧。”
“情况不是很多,但肯定了我们昨天的猜想。”
是昨天少校自己的猜想,汉利心里说。殷勤的英国礼节让少校把这事儿归功于他们两个人。
“二等兵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乘坐都柏林的渡轮,于一九四〇年十月抵达利物浦并志愿参军。在约克郡卡特里克兵营参加了基本训练后,转到国王重骑兵卫队。一九四一年三月乘坐运兵船被派去加入埃及的军团。然后,我们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连下士都没有混上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
“他被俘了。在隆美尔那年的秋季攻势中被德国人俘虏了。他在第三帝国东部的西里西亚战俘营当上了一名农场工人,在那儿度过了战争的剩余时间。一九四四年十月,他被苏联红军解放。一九四五年四月他被遣返,正好赶上五月份欧洲战事的结束。”
“有没有关于他婚姻情况的信息?”汉利问道。
“当然有,”道金斯少校说,“他是当兵时结的婚,所以,部队也有档案记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北伦敦埃德蒙顿的圣玛丽救世主天主教堂结婚。新娘维奥莱特·玛丽·史密斯,旅馆服务员,当时她十七岁。你知道,他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光荣复员,留在埃德蒙顿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一直到一九五四年。这是部队当时了解到的他的最后地址。”
汉利向道金斯表达了深切的谢意,然后挂上电话。拉金娶那位十七岁姑娘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四岁快要三十五岁的年纪。当他们搬到梅奥路时,她可能只有二十六岁,活泼可爱,而他已经四十三岁,不那么有活力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她死去时,才三十五岁,风韵犹存,而且很可能相当性感;而他则已经五十二岁,变得乏味不堪,对别人也提不起兴趣。是的,这也许会出问题。他焦急地等待着麦卡锡教授的到来。
这位法医倒是说到做到。两点半时,他已经坐在了汉利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掏出烟斗,开始悠闲地装上烟丝。
“解剖室里不能抽烟,”他抱歉地说,“但烟味能盖住福尔马林味儿。你应该会喜欢的。”
他惬意地吐出一团烟雾。
“搞到了你要的情况,”麦卡锡教授轻松地说,“谋杀是毫无疑问的。用一只长筒袜以人力勒颈,导致窒息,并伴有休克。这里的舌骨,”教授指着自己下颚与喉结的部位,“有三处骨折。死亡之前,头部受过一记猛击,造成头皮破裂,但没有死。很可能是把受害人打晕了,然后又勒死了她。”
汉利身体往后一仰。“太好了,”他说,“死亡时间呢?”
“哦,”教授说,伸手去拿自己的公文包,“我给你带来一件小礼物。”他把手伸到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张已经发黄褪色的旧报纸碎片,约有六英寸乘四英寸大小。
“受害者头皮的伤口肯定流了一点血。为避免弄脏地毯,凶手肯定是用报纸把头皮伤口包了起来。这无疑是在他砌假墙密室的时候干的。值得庆幸的是,可以看出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上面的日期依然可以辨认出来。”
汉利接过塑料袋,通过透明的薄膜,用台灯和放大镜来看这张新闻纸片。然后他坐直了身体。
“当然,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他说。
“是啊,是很旧了。”麦卡锡说。
“是一份旧报纸。用来包住头上伤口的时候,已经是过期的旧报纸了。”汉利坚持说。
麦卡锡耸了耸肩。
“也许你是对的,”他表示同意,“这样的干尸,是无法判断其确切的死亡年份的,只能是合理地推定。”
汉利轻松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宽慰地说,“拉金可能是随便抓来这张报纸,把它垫在抽屉或柜子里,留在那里多年没去动它。所以,报纸上的日期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
“尸体也是那时候的,”麦卡锡说,“我认为死亡时间是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之间。很可能与这张报纸上的日期只相差几个星期。”
汉利用一双眼睛瞪住了他,半天没有转动眼珠。“维奥莱特·玛丽·拉金夫人死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他说。
麦卡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边重新点燃烟斗。“我认为,”他温和地说,“我们在谈论的不是一码事。”
“我是在说停尸所的那具尸体。”汉利说。
“我也是啊。”麦卡锡说。
“拉金和他老婆是一九五四年从伦敦抵达这里的,”汉利缓慢地说,“他们买下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原先的房主和住户在头一年死了。拉金夫人被认为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丢下丈夫离家出走的。昨天在拆毁那座房子时,我们发现她的尸体被砌在一道假墙里面。”
“你并没有告诉我,拉金夫妇在那座房子里住了多长时间,”麦卡锡合理地指出,“你要我对一具干尸进行病理检验。这个我已经完成了。”
“但尸体已经干化了,”汉利坚持着,“在那样的情况下,死亡时间的范围肯定是很大的吧?”
“但不会有二十年。”麦卡锡平静地说,“那具尸体根本不可能活过一九四五年。内脏的检验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可以对袜子进行分析,还有报纸,但如你所说,那两件物品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旧物,可是头发、指甲和内脏器官,这些是不会搞错的。”
汉利感觉像是大白天在做噩梦。在一九五一年英式橄榄球三连冠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他使出浑身力量突破英格兰队的后卫,向着球门线冲去。就在他快要抵达时,球从他手中滑落了。他奋力去抓,但没能抓住……
他回过神来。
“除了年份,还有什么?”他问道,“这个女人矮矮的,大约五英尺三英寸?”
麦卡锡摇了摇头:“对不起,即使在一道砖墙后面过了三十五年,骨头也是不会改变长度的。她的个头在五英尺十英寸到十一英寸之间,瘦瘦高高的。”
“黑色卷发?”汉利问道。
“直发,姜色的,依然长在头上。”
“她死去的时候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
“不,”麦卡锡说,“她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生过孩子,是两个,我敢说,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做过引产手术。”
“你的意思是说,”汉利问道,“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一直坐在客厅里,与被砌在墙里的一具尸体只相距六英尺,直至维奥莱特·拉金出走,拉金独自度过最后的十五年?”
“肯定是的,”麦卡锡说,“在那样温暖的环境下,一具尸体很快就会干化。干化状态的尸体是不会散发异味的。假定她确实如我所认为的,在一九四三年被害,到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尸体早就与我们昨天发现她时完全一样了。那么,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你的那位拉金在什么地方?”
“在西里西亚的一个战俘营里。”汉利说。
“那样的话,”教授边说边站了起来,“他没有杀死这个女人,也没有把她砌在壁炉旁边的墙里面。那么,谁干的?”
汉利抓起内线电话拨通刑侦队,接听的是年轻的警长。
“一九五四年以前,”他故意问道,“梅奥路三十八号那个死掉的房主和住户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长官。”年轻人回答。
“他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
“我没有记录下来,长官。但我记得以前的住户在那里居住了三十年。他是一个鳏夫。”
“他当然是鳏夫了,”汉利厉声说,“他叫什么名字?”
一阵停顿。“我根本没有想到去问名字,长官。”
两个小时后,老头被释放了,他是从后门离开的,以防前面的门厅里有记者守候。这一次,没有警车,也没有陪同。他口袋里揣着一份民政局招待所的地址。他一句话也没说,拖着脚步走过人行道,走进钻石小区内的街道。
在梅奥路,环形栅栏的那个缺口——也就是原先房子所占的地方——已经合拢了,把整个停车场都围了起来。在这个范围内,原先房子和花园所在的位置,已被浇上一层平整的混凝土,等待着最后的干燥。渐浓的暮色中,那位工头和两名工人一起,在混凝土地面上走来走去。
工头不时地用钉有铁掌的靴子后跟跺着地面。
“肯定已经干了,”他说,“老板让今晚搞完,铺上沥青。”
在路对面的废墟里,有一堆篝火在燃烧着,最后一批栏杆、楼梯、屋架、天花板、橱柜、窗框、房门、残余的栅栏、旧茅坑和鸡窝,都被扔进了火堆里。但即使在火光下,工人也都没有注意到在栅栏外面凝视他们的那个老头的身影。
工头巡视完这片新浇筑的长方形混凝土地面,走到另一头去,到了原本是后栅栏的地方。他低头去看脚下。
“这是什么?”他问道,“这不是新的,这是旧的。”
他指的地方,是一块六英尺乘两英尺的混凝土板。
“这儿以前是鸡窝。”一个工人回答说,上午是他在手工浇筑混凝土。
“你没有在这上面浇上新的混凝土?”工头问道。
“我没有。再浇上去会使这块地方升高。如果我浇了,铺上沥青后,这里会鼓起一个大包的。”
“如果这里发生地面塌陷,老板就会让我们返工,而且要承担损失。”工头阴沉地说。他走过去几步,拿来一根沉重的铁棍。他把棍子高高举过头顶,向那块旧混凝土板重重地砸下去。铁棍弹了回来,工头哼了一声。
“好吧,是够结实的。”他承认说。他转向等待着的推土机,招了招手:“把这里填上,迈克尔。”
推土机的推铲降下来,挪到了冒着热气的沥青堆后,开始向这座发烫的小山推去。沥青堆就像一团又湿又软的糖浆,流向已经浇筑了混凝土的长方形地面。几分钟后,这块地面就已经由灰色变成黑色。随后,沥青被摊铺平整,等待推土机后面的压路机完成最后的工作。天空最后一抹亮光消失时,工人们纷纷回家去了,停车场工程终于完工了。
栅栏外面,老头转身拖着脚步走开了。他没有说话,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第一次露出微笑,这是一抹悠长、愉悦的微笑,是彻底轻松和宽慰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