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基答应会多加小心。他很快发现,波黑不存在邮政系统,因为波黑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原南斯拉夫的邮政系统已经瘫痪了。约翰·斯莱德告诉他,驾车去克罗地亚和奥地利的司机会为大家寄发信件和明信片。里基在维也纳机场买了一大叠明信片扔在帆布包里。他拿出一张写了个快信。那位瑞典司机把明信片带到北方去寄发。一星期后,科伦索夫人在美国收到了它。
特拉夫尼克曾经是一座繁荣的集镇,居民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黑穆斯林。不同种族的存在可以从不同的教堂看出来。镇子里有一座克族人的天主教堂,克族人已经离开了;一座塞族人的东正教堂,塞族人也已经走了;以及十几座穆斯林清真寺。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他们现在仍被称为波斯尼亚人。随着内战的到来,多年来友好相处的三个种族分裂了。各地发生了一起又一起的大屠杀,所有种族间的信任全都消失得无踪无影。
塞族人离开了,退到了俯视特拉夫尼克的弗拉西奇岭的北部,越过拉斯瓦河谷,进入到河谷对岸的班亚-卢克。
克族人也被迫出走,他们大多数去了南方十英里远的维特茨。这样,形成了三个独立的种族堡垒。每个地盘都有各自的难民蜂拥而入。
全世界的媒体把塞尔维亚人说成是这些大屠杀的刽子手,尽管人们也看到过一些孤立的塞族村庄同样遭到了屠杀和洗劫。归罪塞族人的理由是,在原南斯拉夫,塞族人拥有对军队的控制权;当国家分裂时,他们夺取了百分之九十的重武器,这使得他们有了绝对的武力优势。
同样,克罗地亚人在屠杀他们地盘里的少数非克族人时,并不显得心慈手软,而且克罗地亚得到了德国总理的不负责任的提前承认,从而使得他们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武器。
波斯尼亚人基本上没有武器,并在欧洲政治家们的忠告下维持着这种状态。结果,他们遭受了最多的迫害。
一九九五年暮春,美国人对隔岸观火感到厌烦和恼火了,决定使用武力教训塞族人,并迫使各派坐到俄亥俄州代顿的谈判桌边。《代顿协定》将在那年的十月得到执行。里基·科伦索将看不到那一天。
里基抵达特拉夫尼克时,从山对面塞族人阵地上发起的炮击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大多数建筑物的墙上贴着木板,如果遭到枪击,木板会被击成碎片,但房屋得以保全。许多窗户上的玻璃已经不见了,遮着塑料布。那些色彩绚丽的清真寺倒没有遭到直接打击。城里两座最大的建筑物——中学的体育馆和曾经很著名的音乐学院——挤满了难民。
由于无法去附近的乡间,从而无法去种庄稼,三倍于原人口的难民依赖于援助机构才能幸存下来。那就是“面包和鱼”和其他十几个小型的非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地方。
两辆吉普车的任务排得很紧,满载着五百磅的救济品,还要长途跋涉去周边村庄,那里比特拉夫尼克市中心更需要救援。里基同意驾驶吉普车把救济粮食运往南方的山区。
从一开始他在乔治城家里的电视荧屏上看到人类受苦受难,到他来到这里,已经有四个月了。现在他很高兴,他正在做着他想做的事情。当他把一袋袋小麦、玉米、奶粉和汤料运进一个已经断粮一个星期的孤立村庄时,那些古铜色脸庞的农民和睁着大眼睛的孩子们,深深地打动了他。
他相信,他这是在以某种方式回报仁慈的上帝让他生为一个美国人的恩情。
他不会说南斯拉夫的通用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不懂波斯尼亚的方言。他对当地的地理一点也不了解,搞不清楚哪些山路通向何方,以及哪里安全、哪里有危险。
约翰·斯莱德让一个波斯尼亚当地的工作人员法蒂尔·苏勒耶曼与他搭档。那是一个年轻人,在学校里学过英语,可以当他的向导和翻译。
整个四月份和五月的上半月,里基每星期寄一封信或一张明信片给他的双亲。借着同事去北方装运救济品的机会,这些贴着克罗地亚或奥地利邮票的信件,虽多少有些延误,但都抵达了华盛顿郊外的乔治城。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里基发现自己单独一人在负责整个中转站。那个瑞典人拉森,在驾车行驶在国境以北至萨格勒布的一条孤独的山路上时,汽车发动机出了故障。约翰·斯莱德驾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去解救他,还要把那辆卡车拖到修理厂去。
此时,法蒂尔·苏勒耶曼请里基帮一个忙。
与特拉夫尼克地区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当战火蔓延过来时,法蒂尔也被迫逃离了家园。他解释说,他家是在弗拉西奇岭一条峡谷边的一个小农场。他非常想知道那里现在成了什么模样,是被烧毁了还是幸免于难?战争开始时,他父亲把家里的值钱东西埋在了一个谷仓的地下。它们仍在那里吗?总之,三年来他能不能第一次去探访一下他父母的家?
里基爽快地同意放他的假,但问题不止这个。由于下过春雨,山路上泥泞不堪,只有越野车才能开过去。这意味着需要借用那辆吉普。
里基举棋不定了。他想提供帮助,而且汽油费可以由他来承担。但那里的山区安全吗?塞族巡逻队曾经翻越过去,用他们的大炮猛轰山下的特拉夫尼克。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法蒂尔解释说。他父母那座农房所在的南坡现在是安全的。里基犹豫不决,他被法蒂尔的恳求打动了;他从来不知道失去了家园会是什么样子。他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他也一起去。
事实上,在明媚的春光下,这是一次愉快的出行。他们出了城镇,在朝顿耶瓦库夫的那条主路上行驶十英里之后,转向右边。
道路开始爬升,接着变成了一条土路,然后继续爬升。到处是长着绿叶的山毛榉、桉树和橡树。里基认为,这里的景色简直如同他曾经随学校野营团去露营过的谢南多亚。在道路的拐弯处,汽车开始打滑,里基承认,如果不用四轮驱动他们是无法在这里行驶的。
橡树林消失了,代之以针叶林。在五千英尺的高山上,他们进入了一条峡谷。这个地方相当隐秘,从远处山下的路上是看不见的。在峡谷的中间,他们找到了那座农房。只有石砌的烟囱幸存下来,其余的已被烧毁,洗劫一空。几座坍塌的谷仓没有遭到火烧,依然耸立在那个老旧的牛棚旁边。里基看了一眼法蒂尔的脸说:“我很抱歉。”
他们在黑乎乎的烟囱旁下了车。里基等在旁边,看着法蒂尔穿过湿漉漉的废墟,在他从小长大的地方的残留物上东踢踢西踢踢。里基跟着他走过牛栏,走过一个因为下过雨而涨满了污水的粪池,来到那几个谷仓旁,他父亲埋的东西也许还在那里。这时候他们听到了一阵沙沙声和呜咽声。
两人在一张散发着异味的湿淋淋的油布下面发现了一群孩子。共有六个,四个小男孩和两个女孩,惊恐地互相挤在一起,年龄在四岁至十岁不等。年纪最大的那个女孩显然充当了代理母亲和头头的角色。看到两个男人在盯着,他们吓坏了。法蒂尔开始轻柔地说话。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回答了。
“他们来自于高利察,意思是‘小山’,是沿着山路过去、离这里大约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子。我知道那个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
法蒂尔又用当地的方言说了。女孩回答后哭了起来。
“他们来过了,塞族人,准军事组织。”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怎么了?”
法蒂尔叹了一口气。
“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只有四户人家,二十个成年人,十二个孩子。现在完了,全都死了。开火时,他们的父母亲大喊着要他们赶快跑。于是这些孩子趁着天黑逃了出来。”
“那么,他们全都是孤儿?”
“全是。”
“上帝呀,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呀!我们必须让他们上车,带他们下山。”里基说。
他们引领孩子们走出那个谷仓,进入到灿烂的春天阳光下。林中鸟儿在歌唱。这是一个美丽的山谷。
在树林的边缘,他们看见了那帮人。一共是十个人,还有两辆涂着迷彩伪装色的俄罗斯产加斯吉普车。那些人穿着迷彩军服,而且全副武装。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安妮·科伦索夫人检查了邮箱,里面又是空空如也,她拨通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个电话号码。第二次响铃之后有人来接听了。是她父亲的私人女秘书的声音。
“嗨,琼,我是安妮。我爸爸在家吗?”
“他当然在,科伦索夫人。我马上把你的电话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