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基·科伦索可不是生下来就注定要在二十岁时死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黑）的一个粪池里的。他的生命不应该那样结束。他理应住在美国，获得大学学位，娶妻生子，自由自在地追求幸福，过上体面的生活。事情出了差错，因为他太善良了。
早在一九七〇年，一位叫阿德里安·科伦索的年轻聪明的数学家，当上了华盛顿郊外乔治城大学的数学教授。当时他才二十五岁，能评上这种职称算是相当年轻的了。
三年后，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一个夏季讲座。在听课的人群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叫安妮·埃德蒙。虽然她几乎听不明白他的讲座，但为他神魂颠倒，于是通过密友安排了一次见面。
阿德里安·科伦索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父亲，这使她又惊又喜：她已经有五六个追猎财富的求婚者了。在返回旅馆的汽车里，她发现他不但精通微积分运算，而且接吻也很有水平。
一星期后，他飞回华盛顿。埃德蒙小姐可是说一不二的。她辞去工作，在加拿大领事馆找到一份闲职，在威斯康星大道旁边租妥一套公寓，带着十件行李跟过来了。两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了。婚礼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随后小夫妻去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卡尼尔湾度蜜月。
作为嫁妆，新娘的父亲在内布拉斯加大街旁边的福克斯路上购置了一座很大的乡间别墅。因为处于乔治城郊外，这个地段很宁静也很抢手。这栋大别墅自带一块树木茂盛的地皮，有五千多平米，还配有游泳池和网球场。新娘从娘家得到的津贴能维持这份房地产的日常维修保养，而新郎的薪水则用于家庭的其他开销。他们在爱巢里安顿下来了。
儿子理查德·埃利克·史蒂夫，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生，不久即被昵称为里基。
与几百万其他美国青年一样，里基在一个安全的、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做着所有男孩们做的事：参加夏令营，着迷于年轻姑娘和跑车，担心学习成绩和临近的考试。
里基没有他父亲那么聪明，但也不笨。他承袭了父亲古怪的微笑和母亲俊美的长相。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青年。如果有人求助于他，他会尽最大的努力。但他决不应该去波黑。
他于一九九四年高中毕业，并被哈佛大学录取，来年秋季入学。那年冬天他在电视里看到，在一个叫波黑的遥远的地方，发生了残忍的种族清洗，之后难民们状况悲惨，各种救援计划应运而生。他决心要以某种方式提供帮助。
他的母亲哀求说他应该留在美国；如果他真的要尽一分社会责任，美国当地就有援助项目。但他看到的被洗劫一空的村庄、饥寒交迫的孤儿和愁容满面的难民，深深地触动了他。必须去波黑。里基恳求他能获准参与救援。
父亲打了几个电话后了解到，国际性救援机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简称联合国难民署，在纽约有一个很大的办事处。
到一九九五年初春，原南斯拉夫联邦四分五裂，三年的内战使得波黑共和国千疮百孔。联合国难民署在那里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派去了大约四百名“国际援助人员”，还有几千个当地招募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负责装备的，是一位蓄着大胡子的精力充沛的前英国军人，名叫拉里·霍林沃思。里基在电视里见过这个人。于是他去纽约的办事处询问有关报名手续。
纽约办事处的人很和善，但不够热情。业余救援者的申请书如雪片般飞来，登门的人每天有几十个。因为是联合国的机构，申请手续繁琐，六个月的官僚主义运作，送进来的表格已经能压断皮卡车的弹簧了。里基秋季要去哈佛上学，到头来很可能会遭到拒绝。
几经努力都遭失败的里基垂头丧气，午饭时分他坐电梯下楼时，一位中年女秘书朝他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如果你真的想去那里提供帮助，你就必须先去设在萨格勒布的区域办事处，”她说，“他们在那里接收救援人员。现场的手续相当简便。”
克罗地亚曾经是正在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但已经获得了独立，现在是一个新的国家，许多机构都在它的首都萨格勒布设有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是其中一个。
里基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父母亲，得到了他们的勉强同意，从纽约经维也纳飞到了萨格勒布。但回答依然相同：填表格，优先招收长期人员。假期来帮忙的业余人员给难民署带来的责任很多，但贡献甚少。
“其实你可以去试一试非政府机构，”那位乐于助人的地区办事处主任建议说，“他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里碰面。”
联合国难民署是世界性救援机构，但绝不是唯一一家。救灾是一个产业，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职业。除了联合国和一些政府的努力，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在波黑，有三百多个非政府组织在实施救援。
有几个组织的名字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拯救儿童”（英国的）、“喂养儿童”（美国的）、“关心老人”“战争救济”“无国界医疗队”——他们都到了那里。有些是教会机构，有些是世俗的，还有许多小机构是临时成立的——在电视上看了连续不断的波黑内战报道后就过来了。最小的团体，只有两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他们在家乡的酒吧里募捐，然后驾着一辆卡车穿越欧洲一路过来。要进入波黑中心地带，萨格勒布是必经之地。
里基找到那家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和一杯东南欧地区的烈性梅子酒以抵御三月的寒风。他朝四周打量着，寻找着可能的联络人。两个小时后，一个留着胡子、身材结实得像一辆卡车的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格子风衣，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根据他的口音判断，应该是来自美国南卡罗莱纳或北卡罗莱纳，于是里基走上去作了自我介绍。他遇上了好运气。
那人叫约翰·斯莱德，负责一个小型的美国慈善机构“面包和鱼”的救济物品调派和分发。“面包和鱼”是最近成立的一个分支，总部叫“救世之路”，是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市一个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斯莱德听了里基的自我介绍。
“你会开卡车吗，小伙子？”
“会。”里基回答。其实这话不太真实，但里基认为一辆大型越野吉普车应该与一辆小型卡车差不多。
“你会看地图吗？”
“当然会。”
“那么你想挣一份高工资吗？”
“不想。我有外公给我的津贴。”
约翰·斯莱德眨了眨眼睛。
“你什么也不想要？只是来帮忙？”
“是的。”
“好，你被录用了。我从事的是一个小规模的行动。我去购买救济食品、衣物和毯子等等，在现场采购，主要是在奥地利。我驾驶卡车把它们运往萨格勒布，加满油，然后继续前往波黑。我们的总部设在特拉夫尼克。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难民。”
“这正适合我，”里基说，“我会支付自己的费用。”
斯莱德把尚未喝完的白兰地往前一推。
“我们走吧，小伙子。”他说。
他开的是一辆德国制造的哈诺玛格十吨卡车。在抵达国境之前，里基熟悉了驾驭它的窍门。开到特拉夫尼克花了十个小时，期间他们轮流驾驶。当他们到达位于城镇郊外“面包和鱼”租的院子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斯莱德扔给他几条毯子。
“在驾驶室里过夜，”他说，“明天早上我们给你安排一间宿舍。”
“面包和鱼”的救援行动确实是小规模的。还有第二辆卡车，由一个说话不多的瑞典人驾驶，现在正要出发去北方接运更多的供应品；有一个小小的合用的院子，周围围着一道铁栅栏以防小偷；一个由移动式工作间改装的狭小的办公室；一间被称为仓库的棚屋，里面堆放着已经卸下、尚未分发出去的救济食品；还有三名当地招聘的波斯尼亚工作人员。再加上两辆新的黑色丰田越野吉普车，用于配送少量救济品。斯莱德把里基介绍给了其他同事。下午时，里基被安排住进了城里的一位波斯尼亚寡妇家里。为解决来回的交通问题，他买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用的是他藏在腰带里的钱。约翰·斯莱德注意到了这条皮带。
“是否介意告诉我，你腰带里藏了多少钱？”他问道。
“我带了一千美元，”里基信任地说，“以备应急时使用。”
“嗯。但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张扬，要不然你真的会遇上紧急情况。这里的人得到这些钱能用上一辈子呢。”